传华润傅育宁多次婉拒王石求见 但并不拒绝与郁亮沟通
汕头市委书记带领全国潮汕商会会长参观宝能(附图)
证，亦有人对万科未来房屋质量、物业水平可能的下降表示担忧。 人心动荡在万科总部深圳感受最为强烈。万科集团总部职能多为服务型端口，如集团办公室围绕董事长、总裁等高管服务。一位万科员工表示，此后华润可能以央企管理作风，撤换万科高管，随之而来的附属人员调整将不可避免，清理过程或延续2年-3年，循序渐进。这一心理预期加重了万科人心浮动。 已有部分万科高职级人士另作他谋。今年6月，万科原高级副总裁、首席人力资源官陈玮离职。据《财经》记者了解，由于万科股权局势不明朗，一些层级较高的老万科人与管理者，正陆续以不同名义离开万科。外界虽还能在公司名录里看见他们的名字，但实际上，他们中已有部分以退休名义离开，或以不再分管万科重要业务的名义从万科核心业务逐渐撤离。 “这些人看似是业务权限变化，实际是慢慢离开。自股权事件开始，陈玮已经在万科内部变动一段时间，最后离职亮相，外界才有所知。他不会是唯一一位。”上述万科员工说。 多位万科员工告诉《财经》记者，最近一段时间，他们接到猎头询问跳槽意向的电话开始增多。与之相对，一些本已经谈好要入职万科的人开始犹豫是否还来。万科薪资体系是底薪为辅，浮动薪水为主，在前景未知情形下，这一设计同样增加了外部人员进场的顾虑。 企业大忌是人心溃散。对万科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正令万科员工心态遭受冲击。 “（股权之争对万科）肯定有影响，我主要聚焦管理提升，稳定干部队伍。尽力而为，对得起方方面面即可。”一位万科高管对《财经》记者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万科员工心态已开始分化。一位万科深圳分公司中层管理者认为，万科高管队伍中，普遍心态是担心地位不保，担心原有的持股收益范围缩减甚至消失；而另一部分接近于管理层的万科老员工心态微妙，他们既不属于高管圈层，又凭借过去积累了一定财富，面对此事他们态度暧昧。而在万科基层，员工们显得有点无动于衷，因为大家对现状并非十分满意。在一些城市，万科人对于万科品牌的集体归属感，并非如外界想象得那么深。 “熙熙攘攘莫非利来利往，这些心态大多跟切身利益挂钩。”上述深圳分公司中层管理者说。 从切身利益延伸出来，对万科事业合伙人无法继续的担忧登上台面。 万科在2014年推出的事业合伙人计划，是万科目前的核心经营机制，该机制既是防止外部入侵的需要，也是万科发展的需要。万科高级副总裁谭华杰认为，事业合伙人机制的核心在于重新界定与设计债权人、股权投资人和合伙人的收益分配方式，试图从根本上解决创造剩余和分配剩余之间的问题，从而让管理团队与股东共同分担风险。
事业合伙人将员工和公司捆绑得更紧密。合伙制企业在律师、会计、咨询等人力资源密集型行业存在多年，但房地产界是万科开了先河，它亦是万科管理层在地产白银时代推出的长期方案，目的是让员工成为公司的主人，收益激励，风险共担，提高工作积极性，推动万科发展。 在今年6月27日的万科股东大会上，郁亮表示，万科做事业合伙人计划，源于2014年万科股价特别低迷，需要用机制让万科业务骨干、管理团队跟股东保持更紧密联系。 “过去我们对股价关心不够，通过事业合伙人机制，把管理团队关注点跟股东关注点更多绑在一起。我相信这个机制能使管理层骨干和股东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和谐关系，我们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分担，共同分享。” 郁亮认为，万科去年的骄人业绩跟事业合伙人制度息息相关。2015年，万科房地产销售额2614.7亿元，同比增长20.7%。2016年上半年，万科房地产销售额达1900.8亿元，稳居同行第一。 在万科，事业合伙人计划主要发力于三个方面，一为持股计划，二为项目跟投，三为事件合伙。 其中，持股计划是万科EP（经济利润）奖金制度的延伸。2014年，万科取消当期发放个人奖金，将每年提取的经济利润奖金全部作为集体奖金，封闭运行三年。同年，事业合伙人由EP奖金制度演变而来，万科将集体奖金委托给深圳盈安财务顾问企业（有限合伙）（下称盈安合伙），引入融资杠杆，在二级市场买入万科A股。 2014年5月28日，盈安合伙首次增持万科A股股票。第一批有1320名事业合伙人，包括4名万科董事会成员王石、郁亮、孙建一、王文金，监事会成员解冻等人。当日事业合伙人购入万科A股股票3583.9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0.33%。此后，盈安合伙多次购股，截至2015年1月27日，盈安合伙认购的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已合计持有4.94亿万科A股，占公司总股本4.48%。 如今，奖金池的数额很高。仅在2015年，年报显示，万科根据原经济利润奖金方案计提2014年度经济利润奖金7.637亿元，全部作为集体奖金。 而项目跟投制度，万科推行于2014年4月1日，这是为团结万科上下，提高项目效益而生。跟投细则规定，万科项目一线公司管理层和项目经理须强制跟投，其他员工自愿跟投。万科跟投分红时间在项目累计经营净现金流回正后，可分批次分红。项目清算时可以退出，但中途不能转售和退出。 在万科运营管理层面，跟投制一度被万科内部视为良性循环的推手。郁亮在2016年6月27日的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万科去年累计开放76个跟投项目，较非跟投项目的开盘认购率增长4%，开盘周期缩短近五个月，首次开盘的毛利率增长6%，营销费用由2.1%下降至1.58%。 自万科推行项目跟投制后，房地产界跟投风潮渐起，碧桂园、金地、当代置业等房企都开始展开项目跟投，成色各异、命运各异。 万科事件爆发之后，事业合伙人制度逐渐被当作万科“内部人控制”的证据。6月26日，在宝能罢免万科全体董事、监事的议案中，宝能系认为，“万科事业合伙人制度作为万科管理层核心管理制度，不受万科正常管理体系控制，系在公司正常的管理体系之外另建管理体系，万科已实质成为了内部人控制企业。且公司董事、监事在该制度中获得的报酬及其依据，董事会从未向投资者披露过，这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有关要求。” 但在7月7日的报告书中，宝能又改口说，作为第一大股东，宝能与万科全体股东包括万科其他重要股东、中小股东与万科事业合伙人计划利益诉求高度一致，将全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尽管如此，鉴于华润也曾与宝能同声批评万科的“内部人控制”，且将万科事业合伙人制度视为例证。双方无论谁今后执掌万科，事业合伙人制度的调整或叫停都在预料之中。若废除事业合伙人制度，万科的经营机制将发生根本性动摇。万科内部对此忧虑渐浓，悲观气氛弥漫。 金地集团(10.460, -0.12, -1.13%)跟投制的夭折就是一个前车之鉴。2015年5月8日，由于股东意见不统一，酝酿大半年的金地核心成员跟投计划在金地股东大会上被否决，这让金地管理层始料未及。而金地的两个大股东生命人寿和安邦保险之所以对跟投方案投反对票，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法控制管理层向员工倾斜利益。 对于万科高管及各地方公司总经理而言，万科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关系其切身利益。一位万科事业合伙人说，“我有好几十万的奖金在持股计划里，已经做好未来这笔钱可能不复存在的准备了。” 《财经》记者接触到万科更多分公司一线员工，他们对项目跟投制的前景持悲观态度。 “我们员工项目跟投，都是拿自己的钱出来跟投，就像买理财产品，有些人会以公司亲属名义加钱进去，牵涉面就更大了。未来华润或宝能怎么处理这笔钱？这会有很大不安定因素。”一位北京万科员工说。 “跟投现在是万科员工最为关心的事，很多有一定职级的员工，跟投收入几乎抵得上工作收入，之前我们觉得收益来得很容易，因为在收益算法和政策导向上倾斜员工明显，现在担心被终止。”另一位深圳万科员工说。 跟投制背后是一个资源倾斜的运作机制。一位万科前中层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在万科跟投制里，很多项目内部跟投，都是加大跟投杠杆比例，收益颇高。这源于各地城市公司对项目有选择的跟投，在运营、成本、资源等倾斜下，公司剥离营销费用，确保跟投收益率。万科是城市公司制，总经理操作这些较容易。 “前几年，跟投制刚开始，跟投项目赚钱是大概率。那时投十万，回报几十万都很正常。如今出了股权的事，万科有些地方公司已经暂停了杠杆跟投，这对大家跟投积极性有影响。现在内部担心最多的是，未来新机制会把跟投叫停了。”上述前万科中层人士说。 种种心思翻转背后，万科变脸已成各方共识。当华润或宝能逐渐扩大话语权之后，万科会走向何方？ 上述北京万科中层人士认为，“华润是典型的央企风格，慢、偏保守，市场化比不了中海，待遇也不如万科。”若执掌万科，会考虑平稳过渡。在商业地产领域会比现在的万科更进取，拿更多商业项目。不像原来万科比较执着于算账，较少获取商业项目。“华润做商业，商业周期长，公司决策层的耐心很容易被商业培养起来，对开发周期就没有那么敏感了。” 一位傅育宁的多年老部下告诉《财经》记者，华润是业绩文化导向，傅育宁较理性，思维严密，工作态度认真，下班到点就走，很少喝酒和应酬。 至于宝能，“宝能首要是维持，把手里资源加速变现，对新增投资很谨慎。未来宝能还可能会在三四线城市用万科招牌发力。”上述北京万科中层说。 无论如何，一旦华润或宝能介入万科管理，万科就不可能还是往日的万科。 多输局面能否避免 如果博弈各方不肯妥协，管理团队集体出走，万科就会伤筋动骨走向平庸 对一家公司而言，创始人的存在感甚是微妙。此前，关于王石卸任董事长的传言已久，王石去留一度被视为解决本次万科事件的关键。 “王石很率性，他为声名所累，爱惜羽毛，到了这个阶段，似乎所有人都希望他走。其实很早之前他就想过要走，只是到这一步，会走得很难看。他应该也蛮难过。放权十多年，曾表态不再回来做拯救者。但出了股权的事，他还是回来做了很多努力。”一位职位不高但熟悉王石的万科员工说。 但该员工随即希望《财经》记者不要误解，事实上，万科内部普遍认为，若王石离开，郁亮及其他高管成员留在万科的可能性较低。即便留下，也是很短暂的过渡性质的留。 万科高层的态度就要坚决得多。一位高管近日向朋友表示：管理层不会出现个别人换掉，其他人留下的可能性；不会有王石换掉，郁亮留下的可能性，也不会有郁亮走了其他高管留下的可能性；要走就是全体离开，这应当是管理层的基本态度。 一旦谈判破裂，就破釜沉舟，集体出走，二次创业，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万科部分管理层人士愿意做这样的准备，甚至有人已开始酝酿新公司的名字。 2014年以来，郁亮曾带队到腾讯、阿里、小米等多个风口公司交流学习，最终选择了同城的华为作为自己的对标公司。郁亮和他的伙伴们非常欣赏任正非对资本和劳动（知识）的看法，欣赏华为资本劳动按1∶3比例分配的分享机制，欣赏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管理理念。 股权争夺战爆发后，万科高管间曾讨论过地产业发展到今天的要素排序，结论是第一是人，第二是地，第三是钱，同时钱和地都是跟着人走的。如果二次创业，就可以打造一个合伙制的新公司，新公司可以把60%的利润分给合伙人，开启地产业知识雇用资本的新时代。 “其实即使能跟华润宝能达成妥协方案，万科管理层的话语权也肯定要比现在下降，跟股东的沟通成本一定会增加，也一定会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率，与其这样，不如就此创业更加干脆利索。”《财经》记者获悉，持这种心态的人在管理层中并非个别。 但到了基层，情况就大大不同。“基层没有狂热，无论是谁来当大当家，企业都需要人干活。”一位深圳万科员工说。 “万科管理层的分析有道理，但对创业不要过于乐观，好的管理团队不等于好的创业团队。管好万科和再造一个新万科，需要的能力完全不一样。”一位正在创业的前主流房企高管对《财经》记者说。 一位不愿具名的社会学者则批评了管理层集体出走的想法。在他看来，华生所说的“郁亮如果刀架在脖子上牺牲创始人和精神领袖王石以自保，这样的污名这辈子也洗不清”，实际上就是道德绑架，就是袍哥文化，是桃园结义的中国式商业文化，这与王石一直倡导的价值观和管理理念恰恰是背道而驰的。 “王石要是真爱万科，真为万科好，就不会号召或默许集体出走，而是劝说郁亮和管理团队留下来传承万科文化，自己主动退隐，留下一个华盛顿式的背影让后人景仰。”这位学者说。 无论如何，若真的谈判破裂，传闻中的万科管理层几百人集体出走情况一旦发生，持续年余的万科事件就是多输结局。几乎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包括一心争夺万科控制权的华润与宝能的大多数高层人士。毕竟，如果自己费尽心机争来的是一个空架子，那此前的努力又有何意义？但华宝体系内确也有人对集体出走传闻不以为然：地产界能人多的是，大不了广撒英雄帖，重组团队运营万科。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从6月底开始，多位社会名流发声劝说当事各方换位思考弃战求和，其中融创董事长孙宏斌和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的观点具有代表性。 孙宏斌说：“我比较好斗，但自从我长大了我就不想斗，只要斗就是两败俱伤。我想给姚老板带话，这就是个买卖，别较劲，万科也别较劲。建议坐下来谈谈，双方不可能都满意，但可以相互做出一些妥协。” 周其仁说：“我研究过科龙、健力宝、红塔山这些公司，说来不免令人唏嘘，大股东与创业企业家冲突，最后都是企业家命运悲惨，而公司辉煌也烟消云散。科龙案例之后，我写过一篇《可惜了，科龙》，这次真不希望再写一篇《可惜了，万科》。这两天看到万科案有转机，那就好，打够了坐下谈，好好找一个合作解。” 7月8日，新华社记者分头采访了王石和姚振华，双方观点仍然针锋相对，但也不乏善意释放。 王石说，万科团队应当摒弃鱼死网破的斗争哲学，在多元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框架下，找到一种折中的、共赢的方案往前走。 姚振华说，我们将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从大局出发，从全体股东利益出发，从万科长远发展出发，以最大的诚意与各相关方进行坦诚沟通，尽快平息纷争。 那么，接下来博弈各方的妥协机会，就是谈判调整“6·17董事会”的重组预案，使之在第二次董事会上获批，然后共同促成新重组预案在股东大会通过。股东格局确立之后，各方再充分讨论，形成一个符合股东现状的新董事会，同时保留现管理团队，并尽最大可能保持现企业文化、经营机制、经营风格。 果能如此，万科这辆已然驶到悬崖边缘的豪华房车，就能转危为安，重新驶上阳关大道。
|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