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浅贝

六亿神州尽舜尧：教员的伟大理想


原创 温伯陵 温伯陵 2023-09-10 20:42 发表于江苏

1

中国教育的历史进程是不断下沉的。

周朝的时候用“封邦建国”制度，把周天子的宗亲和功臣封到各地建国，一方面用武装殖民的方式开拓周朝疆土，另一方面占据山河形胜之地拱卫周天子。

这些分封出去的宗亲和功臣，便是后来的诸侯。

按照周朝“封邦建国”的理论，诸侯国的土地所有权是国君的，土地产出的经济作物也是国君的，所以诸侯国君的都城，就是一国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

既然诸侯国君垄断了政治权力、经济权力，那么很自然的便垄断了教育权力。

他们把有知识的人收拢到宫里，委任官职并且子孙世袭罔替，于是有知识的人世代有知识，有政经权力的人世代接受教育。

这就是周朝时期的“官师不分”制度。

官即师，师即官，官职和知识永远在小圈子里流通，和底层庶民没有任何关系，周朝就这样过了几百年。

但事物总是要变化的。

以“周平王东迁”为起点，中国进入绵延五百余年的春秋战国乱世。

各诸侯国相互攻伐兼并，无数诸侯国消散在历史长河，那些垄断官职和知识的贵族们也失去依附的对象，逐渐流落民间，要么隐居山林教授弟子，要么凭借专业知识到处投简历找工作。

至此“官师不分”的制度解体，中国历史上，教育第一次向底层庶民敞开大门，底层庶民也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力，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随着教育的不断下沉，知识在民间传播的越来越广，最终用两百年的时间，完成量变到质变的转折，中国大地上不断出现各类知识的集大成者，后世称之为诸子百家。

据冯友兰的考证，儒家出自教授礼乐的人、侠客出自军队高手、方士出自医卜算命的人、法家出自诸侯国的政治家，那些集大成者便是孔子、墨子、商鞅、老子等等。

诸子百家们成名之后，又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教授给众多弟子们。

因为孔子的教育宗旨是有教无类，再加上儒家成了中国历代王朝的指导思想，于是孔子便被称为至圣先师。

可以说，影响中国两千年的群星闪耀时代，是教育向底层庶民下沉直接造成的。

2

两千年后，教育再次向底层人民下沉，是教员一手推动的。

早在1942年4月，教员就在纪念儿童节的活动上题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新主人。”

9年后的国庆节前夕，教员接见参加国庆节的安徽代表团。

安徽代表团的成员有个孩子叫马毛姐，她在渡江战役时参加了突击队，不惧枪林弹雨六次横渡长江，帮助突击队运送了三批解放军战士过江，是全国闻名的渡江英雄。

这次参加代表团进京，教员亲自见了马毛姐，还送了她一个笔记本，扉页上是教员亲笔写的八个字：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这两次题词，都在不久后闻名全国，代表了教员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期望。

不过这两次题词仍然是人文关怀的色彩，1957年在苏联的演讲，则是教员对新中国的新青年的政治期盼。

1957年11月，他到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大会，准备和赫鲁晓夫一起努力，消除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思想混乱问题。

那次大会开的不错，教员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做了大量的工作。

会议期间，他到莫斯科大学的礼堂，接见了中国留苏学生代表，然后做了那段著名的演讲：“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这段话中国人都知道，但后面的一些话，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教员说：

“现在世界正在大变，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我们在像你们这么大时是什么也不懂的，哪里知道有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那时只知道个拿破仑。你们现在的知识可比我们那个时候多，你们已经知道谁是马克思，谁是恩格斯、赫鲁晓夫等等。”

“人是没有不死的。有哪一个两千年前生的人活到现在？人不断地诞生和死亡，一代传一代，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以我说，归根结底还是你们要负担起这个担子，不是靠我，因为我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的太阳。”

最后教员感慨地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哪有万岁的？我计划再活十年，争取十五年就行了。

做这次演讲的时候，教员对未来充满乐观，对新中国的新青年们寄予了政治上的厚望——我们老了，事业需要你们来继承。

他是说给留苏学生的，也是说给全国青少年的。

而要培养新中国的青少年，必须让教育下沉，尽可能的让中国青少年都接受教育，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读书，然后改变自己的命运。

3

教员办教育的原则是公平、普及、政治。

1952年6月11日，北京市委向华北局报告，说目前中小学生上学的费用，对于劳动人民的家庭来说，是相当重的，而且中学的助学金标准低名额少，小学根本没有助学金。

尤其关键的一点是，干部子弟学校的学生们待遇不一致，要么是学校之间的伙食费和津贴费标准不一样，要么是学校之内有大灶和小灶的区别。

之所以有这些不同，根本原因是干部和劳动人民的待遇不一样、干部之间的级别和待遇又不一样。

这份报告到了教员的案头，他马上给周总理做批示：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随后周总理就视察了北京101中学，号召那些干部子弟和劳动人民子弟一起学习，不要搞特殊化，并且告诫他们不要脱离群众，不要变成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

经过这次整顿，全国各地的干部子弟学校逐渐平民化，不管在里面学生来自什么家庭，起码待遇方面落差不大了。

而且有了教员的教育公平政策，很多针对中小学生的物资，价格也控制在劳动人民子弟能承受的范围内。

有当事人回忆起六十年代读书的时候，说学校食堂门口的牛奶价格是鲜奶每瓶一毛五，酸奶每瓶两毛，白糖四分一包，豆浆三分一碗，糖浆五分一碗，不要票不要证，每个学生都能买。

当时城市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是40块，如果愿意给孩子喝牛奶和豆浆，还是负担得起的。

这是教员的公平教育。

普及则是在村镇办教育。

据当时的数据统计，1953年的小学毕业生是293万，初中招生数是82万，初中毕业生是40万，高中招生数是16万，这份数据的背后是中小学的数量不够，大量学生毕业后没有学校招收。

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师资力量不够，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的资金不够。

为了普及教育，让中国的孩子们都能上学，教员在1957年做出决定，要打破中小学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鼓励街道、厂矿、公社自主办学，如果华侨想办学，也允许私人办学。

仅仅过了五年时间，教员就推翻自己的“接管私立中小学”的决定，把教育的权力下放到基层。

这一切都是为了普及教育。

他不觉得推翻自己的决定有什么丢脸，也不认为国家一定要包办一切，只要是实事求是的、有利于人民的，他随时可以调整。

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基本和大跃进是同步的，于是他借助动员起来的人民力量，在村镇上普及教育。

有了教员的号召动员，街道和公社从微薄的财政中挤出资金，一座座中小学校拔地而起，让中国的青少年们有了读书求学的地方。

至于师资力量，教员也做了指示：“农村的老师不够，就从城市调人，城乡的师资要均衡一些。”

后来随着一批又一批的知青下乡，农村便有了充沛的文化劳动力，相当一部分知青填补了农村师资力量的缺失，把城市的文化转移到农村。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全国小学的入学人数达到3300万，初中的入学人数是300万，高中的入学人数超过百万，相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整整翻了5到10倍。

再过十年教员去世，中国已经培养出6285万高中毕业生、1.85亿初中毕业生、720万中专毕业生、各类专门人才411万，共计超过2.6亿人。

而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青少年，成年以后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他们做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劳动力，才是中国后四十年腾飞的基石。

此外，那些成年的中国人不适合整日读书，教员便推动了扫盲运动。

城市办起扫盲夜校、工厂有车间学校、妇女有炕头学习小组、农村有冬学和地头学习小组，甚至军队战士都要在训练之余学生字，在全国热烈的学习氛围中，截至1953年城市扫盲100万人，农村扫盲308万人。

到了1958年，全国2200万人脱离文盲，其中160万人达到初中毕业水平，全国四分之一的县扫除了青壮年文盲。

这就是教员的教育普及。

而要达到教员在苏联演讲的期望，教育还需要讲一些政治。

同样是1958年，教员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号召，否则的话，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无产阶级价值观，还是会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红色江山有改变颜色的危险。

具体做法有两点。

其一是在课堂上增加政治课，让学生们有基本的政治观点，知道自己来自哪里，将来要为谁服务。

其二是教育和劳动相结合，即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

因为劳动人民不学习知识，就不能武装自己的头脑，保护自己的利益，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就容易脱离实际，说些“把空闲房子租出去”之类不着四六的话。

于是教员起草文件，要求有条件的学校一律办工厂或农场，在学习之余进行生产，让学生们见一见庄稼是怎么长的、工厂是怎样运作的、商品交换是怎么完成的。

没有条件办工厂和农场的学校，可以半工半读。

半工半读是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后，师生到附近的工厂和农场去，和工人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样既能让师生们接受工农的实际锻炼，也能通过交流提高工人农民的文化素质。

如果学校实在办不了工厂农场，附近也没有相关单位，教员建议师生们“劳动一段、学习一段”，即初高中学生毕业后，到工厂、农村、商店、连队工作一段时间，有了工作经验再回去读书。

这种学习—工作—学习的模式，其实符合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哲学观。

以上就是讲政治的教育方法。

经过多年的工作教育，学生们便有了无产阶级的基本立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真正的工农工作经验，身体上和思想上，都有了无产阶级的属性。

等他们走上社会，就是中国最稳固的根基。

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能抵制颜色革命，并且在国际环境动荡不安的环境中走过来，教员培养的青年学生们功不可没。

4

中国乃至人类历史上的每次进步，都来自教育下沉。

最底层的庶民百姓只有接受教育，才有改变命运的机会，有了庞大的受教育人口基数，才有群星脱颖而出闪耀世间的概率。

无论是诸子百家，还是现代中国各行业的领军人物，都符合这个规律。

不同的是，诸子百家是天下动荡的客观结果，新中国大力推广教育下沉，是教员主观努力的结果。

1970年12月18日，教员接见斯诺时谈起：

“比如什么四个伟大，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就是教员最伟大的理想。

浅贝

为什么毛主席会对张闻天发火？


跟陶叔学编程 陶然纪 2023-10-24 12:06 发表于湖北

今年是毛主席诞辰130周年。

作为全网最早开始集中学习宣传毛主席的自媒体，也是大家比较认可最擅长写主席的公众号平台，我们决定组织“栩然说”全部创作者，来一场大献礼。

从2023.9.12开始，我们按照10个专题，集中创作关于毛主席的相关深度原创文章，每周预计一般发布2~3篇，一直到2023.12.26。

这些都是我们专为纪念主席诞辰130周年精心原创的深度好文。

下面，是我们纪念毛主席诞辰130周年系列主题文章的第10篇。

开头先说一件我党历史上争议非常大的事。

1940年3月，周恩来刚从莫斯科治伤回来，难掩兴奋地向中央领导传达了共产国际二把手曼努伊尔斯基说的一段话。

他说，你们中国党内现在终于出现了一位理论家，那就是张闻天同志。

曼努伊尔斯基是老资格的布尔什维克，他的话显然能代表苏联对我党的肯定态度。所以，在场的中央领导都很高兴，纷纷看向张闻天，表示对他的祝贺。

就在此时，一个冷冷的声音响起：“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

快活的空气瞬间凝固了，因为说话的不是别人，而是教员。

突然遭到批评，张闻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对教员的这句话，他一直想不通，认为“似乎不公平，看人有点偏”。

不仅当事人想不通，不少人也对这件事有非议，有人把它当成教员的“黑历史”，甚至有人认为教员是因为嫉妒，很没有风度地出言打压。

实际上，只有对教员的革命经历有深入的了解，知道他一直以来坚持的原则，才能理解那番话所包含的深意。

这一点，需要我们从头说起。


1

1929年4月，红四军军部来了一位身材颀长，面容清瘦的年轻人。

他叫刘安恭，那年才30岁，刚从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毕业回国，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到四军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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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缺少军事人才，特别是急需经过正规训练的干部，而像刘安恭那样受过苏联先进军事教育的，更是凤毛麟角。

所以，对刘安恭的到来，教员、朱德等领导人都非常欢迎。教员更是提出建议，恢复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

可当刘安恭开始工作后，很快就让教员后悔得直拍大腿：坏了！

在一次会上，刘安恭亮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

教员忍不住和他争论：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不是盲目学，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直接回怼：“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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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刘安恭是打定照搬苏联教条的主意来的，他根本看不上教员从实践中得出的治军成果。

同时他是个实干派，并不浪费时间辩论，而是下到部队四处搞串连，要把碍事的教员赶走。

我们作为后人看这段历史，是开了上帝视角，知道最终谁对谁错。但是在当时的干部们看来，刘安恭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又能与大家打成一片，很有个人魅力，特别是他身上带着的苏联光环，异常耀眼。

通过一段时间相处，不少人接受了刘安恭的观点。

双方的对决，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爆发。

大会改选了党的前敌委员会，只有林彪等少数干部坚定支持教员，由中央指定担任书记的教员竟然落选了，陈毅成为接替者。

甚至在此次大会的《决议案》中，还列举了教员的七条错误，并给他严重警告处分。

会后，教员被迫离开红四军，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此期间，一直身体强健的他染上了疟疾。

遭受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打击，教员一度病得非常严重。消息传出以后，国民党趁机造谣说他已经病死。实际上教员一直休养到11月下旬，才总算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而在教员走后，红四军也像丢了魂一样，不仅连打败仗，内部还争吵不休，本来迅猛发展的势头急转直下。

看到部队情况迅速恶化，新的前委书记陈毅焦急万分，不顾个人安危冲破敌人严密封锁，在8月底到达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

他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观点冲突，并表达了对刘安恭做法的反对。

当时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负责，他认真地分析了双方的观点，做出了支持教员的决定。9月底，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陈毅带回，称为“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促成了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

当时，红四军内部存在两种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极端民主化，只有民主没有集中，议而不决导致贻误战机。

大会重新选举教员担任前委书记，并确立了他所主张的党对红军绝对领导的原则。

正是古田会议，让“党指挥枪”成为我军的铁律，因而在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但是这次会议没有解决第二种错误倾向，即对苏联经验的盲目崇拜。

刘安恭是5月来的，6月下旬教员就在投票中落选。短短一个多月，便让红军的创建者败下阵来。

并不是因为刘安恭本人能力有多么逆天，而是他所代表的苏联经验号召力太过强大。

教员坚持走自己道路，必然会不断挑战苏联经验的权威。

之前教员因为坚持自己观点，受过中央多次批评，甚至因为误传而被开除过党籍，但那些批评都只在具体的作战目标层面，刘安恭则完全不同，他所针对的是教员的根本思想方法，要将其彻底否定。

古田会议召开之前，刘安恭在一场战斗中牺牲，客观而言，如果他继续在红四军，教员的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教员显然已经感受到了第二种错误倾向造成的严重影响，但如果在古田会议上一并解决，必定使矛盾更复杂，并不合适。

所以，他换了一种方式，试图减小这种错误的影响。

1930年5月，教员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反对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做法，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其矛头就是对准盲目崇拜苏联经验的风气。

这是一场全新的斗争，教员已经清楚，面前的对手名叫“教条主义”。同时，他也找到了战胜对手的办法，那就是：

用调查说话，用实践检验。

但是他那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进入的其实是一场漫长而艰难的闯关比赛。

“教条主义”只是第一关，就已经给他带来了很大的威胁。好在他最终闯了过去，正抖擞精神继续前进之时，却迎面遭遇一场风暴的突袭。

发动这场风暴的，就是即将登场的更强大的对手。


2

到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在党史上颇为神秘的人物——向忠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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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忠发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1928年六大之后接替瞿秋白，担任总书记，却在1931年6月被国民党逮捕不久即叛变。

曾经的最高领导人竟然变节，确实比较尴尬，所以与向忠发相关的那段历史长期都被淡化处理。

实际上，在那批工运领袖中，他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一位，年纪大资格老，在工人队伍里威信很高。

他在当上总书记之后，一方面信任年轻人，放手让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另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不管事，而是有着自己的想法。

但凡对中国情况有过全盘思考的革命者，都会发现完全照搬苏联经验根本行不通，因此必定会出现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一致。

向忠发同样如此，在很多问题上不接受共产国际远东局的观点，并且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他比前任的陈独秀、瞿秋白要直接得多，经常跟他们干仗。

可每次干仗都是他吃亏，因为远东局手里有一把“尚方宝剑”——与莫斯科联系的电台，动不动就发电报请来“上谕”直接压制。

三番五次地被远东局碾压，向忠发实在受不了，最后憋出个大招，派周恩来去莫斯科“告御状”，把跟远东局的矛盾摊开说个清清楚楚，要一把扳回来。

没想到周恩来1930年3月一走，很快就出了大事！

接替周恩来主持工作的是李立三，此人的特点是革命激情十足，当初发动南昌起义，就是由他最早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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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

李立三同样想扳倒远东局，但他认为不远万里去打软绵绵的嘴仗根本不够，管用的还得是硬梆梆的成绩，也就是拿下重大的革命胜利，才能挺直腰杆跟共产国际说话。

所以，李立三掌权之后，下令各根据地的红军全面出击，主动发起一系列攻势去夺取大城市，并定下宏伟的目标：“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但是他搞出来的那些军事冒险，不仅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更让共产国际大受震撼。

本来对于我党和远东局的矛盾，共产国际是想当回老胡和一和稀泥，两家以后还是你好我好。但是李立三放了一通大招，性质就完全变了，他表现出摆脱控制的意愿太过明显，引起共产国际警觉，随即重拳出击。

李立三被当成典型严厉处理，强令去莫斯科接受教育，后来一直被留在那里带罪立功工作了15年。

之后，更是对我党的高层搞了一次大换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31年1月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把王明、博古等一批在苏联留过学的年轻人保送进入了中央，掌握了实权。

留苏派上台之后搞了两个大动作。

第一个是严格强调对共产国际指示不打一点折扣的执行，也就是他们所宣扬的“国际路线”。

这种完全生搬硬套的做法，应该会在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对吧？

那就错了！

看历史时一定要切记，不要代入后人的思维。像生搬硬套不好，需要结合中国国情进行调整等观点，都是吃过很多很大的亏后才形成的共识，而在那个时候，我们所熟知的那些教训都还没有发生。

所以，全党上下对“国际路线”热烈欢迎，为进一步贴近共产国际而深受鼓舞，希望能在其指导下早日革命成功。
这里，可以用一位我党著名的早期领导人的态度来做佐证，他就是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者方志敏。

方志敏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突围失败被俘，在狱中写下了很多文章，如大家熟知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还有一篇《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则是完整回顾自己的革命经历，他在文中仍然表现出对国际路线的无比推崇。

他说：

“国际路线，才是正确的，是列宁主义的，是领导中国革命到完全胜利的大道。中央四中全会的决议传到赣东北时，我们满心欢悦的完全同意中央的决议，拥护国际的路线……从此我们是在国际路线下作斗争了。”


国际路线的本质就是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但是优秀如方志敏，也没能意识到它的危害，可以推断当时全党上下已经到了何种盲目的状态。

第二个大动作是排斥异己。

各级关键岗位都迅速被替换成有留苏经历的干部，他们上台之后最看重的不再是工作实绩，而是跟随国际路线是否坚定。

在那样的情绪下，任何对苏联教条的质疑，对中国具体问题的独立思考，都会被当成异端。

一场威力惊人的风暴终于形成，自上而下席卷每个根据地的所有角落。

在那场风暴中，一直坚持与教条主义做斗争的教员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他被扣上“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还被讥笑“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

对留苏派的胡乱作为，教员曾坚决地反对，但得到的却是加倍的打压，他只能转而保持沉默。

教员在第二关遭遇的对手实力已经全面升级，并且不再是刘安恭那样单枪匹马的挑战，而是已经联合了起来，通过我党的组织体系发起对他的攻击。

这个对手有个新名字，叫：宗派主义。

以个人对抗组织，教员根本没有赢的可能，让出舞台靠边站才是最优的选择。

而当信心爆棚的留苏派大展拳脚之后，中国革命并没有如他们预想的那样，迅速复制苏联的成功，反而掉头向下，军队大量伤亡，地盘大幅缩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被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攻破，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开始长征。

只要是愿意睁开眼睛看看事实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国际路线走不通，必须跟着毛泽东！

这才有1935年的遵义会议，大家都服气了，认同了教员的意见，推举他领导党和红军。

坐了几年的冷板凳，教员有了全新的领悟：反对“教条主义”还是属于“破”的层面，今天反对迷信这条经验，明天他又会去迷信另一条经验，根本反对不完。

更重要是要“立”，即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要能够全面地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那样才能不再依赖别人。他将之称为：

独立自主。

教员曾经非常感慨地说：“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

但是，还请注意，他说的是“懂得”，还加了一个“开始”，而不是“做到”。

为什么呢？

要做到独立自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大的难关要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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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革命还离不开苏联的支持，苏联依然对我党拥有极其强大的影响。

遵义会议是特殊的，因为它开创了一个先例——第一次没有共产国际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变更了党的领导人。

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性，考虑到以后让共产国际更容易接受，教员拒绝了由他担任总书记的提议，而是力推留苏派的张闻天来担任。

即便如此，没有经过国际认证的新班子，还是很快遇到了挑战。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张国焘看到中央红军兵力竟然不如自己，就已经产生了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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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

而在得知遵义会议的具体细节后，他更是动了心思：不经过共产国际同意就换人，那我也有机会啊！

于是，他开始不断跟中央唱反调，中央决定北上，他就要南下，直到发展成拉走部队，另立中央，任凭中央怎么做工作，就是不回头。

张国焘闹出的这场分裂，成了我党的“至暗时刻”，本来就已经遭受严重损失的革命力量，哪能经得起如此折腾。
在这万分凶险的时候，共产国际伸出了援手。

共产国际派出的联络员张浩（原名林育英，林彪的堂兄）穿越蒙古戈壁，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找到了已经转战到陕北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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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林育英）

正是依靠张浩的努力，我党恢复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同时也获得了它对新中央班子的认可。

张浩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按照教员的要求，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劝说张国焘撤销伪中央，北上与中央再次会师。

此时，张国焘拉走的队伍连战连败，士气跌到谷底，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共产国际承认教员领导人地位的消息，则成了压垮他意志的最后一根稻草，再争下去没有任何意义，他不得不停止胡闹，遵令北上。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终于会师，胜利结束了创造人间奇迹的长征，更是终结了一次极其凶险的分裂。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共产国际人还怪好的，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可他们干完件好事，往往要搭着点坏事。

很快，他们就把王明给送了回来。

在1931年1月，王明被推上了党的领导人的位子，但是当时上海的环境日益危险，中央不得不转移到瑞金去。

王明不愿意去落后的农村，就通过他在中山大学留学时的老恩师米夫做工作，安排他去莫斯科担任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

进入莫斯科的政治圈子后，王明如鱼得水，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七大上，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达到了中国人在该组织的最高峰。

如果不出意外，王明将作为国际共运的重要领导人，一直在莫斯科的宦海浮沉。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就一定要出意外。

因为斯大林非常担忧日本进攻苏联，希望国共两党齐心协力拖住日本，同时他也不放心我党真能捐弃前嫌与国民党合作，左思右想下决定派个人来监督。

王明就是共产国际派出的“钦差”。

1937年11月，已经离开6年的王明，意气风发地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随着王明一起到来的，就是第三关的挑战。

回国之后，王明完全不顾中央和教员的意见，执意跑到当时的临时首都武汉去展现国共合作的诚意，结果被蒋介石一顿骑脸输出，弄得非常被动。

为了避免继续丢人，中央要求他回延安，但是他仍然不死心，继续赖在武汉，代表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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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的任性妄为，使我党再次出现分裂的风险，中央不得不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作了汇报。

得知王明的所作所为，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王明有缺点，毛同志要帮助他改正。

听到季米特洛夫的话，王明知道没戏唱了，不得不偃旗息鼓，黯然回到延安。

（这段历史，请看陶叔之前的文章《深受苏联重视的王明，为什么会败于毛泽东？》）

即使是待在延安，王明仍然对我党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干扰。

有这样一位“钦差”存在，不少干部心里有顾虑，对中央的各项政策是否与共产国际一致产生怀疑，总是习惯性观察王明的态度。

教员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忧，因为这意味着全党还没有完成思想上的统一。同时他十分清楚这并非王明个人的能量大小问题，而是共产国际对我党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党内很多人已经习惯听命于共产国际，根本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独立自主的重要性。

实际上，自从季米特洛夫成为一把手后，共产国际改变了对各国共产党干预过多的做法，鼓励各国党发挥自主性。王明是个聪明人，在延安期间他也并没有再做什么出格的行为。

但是，我党已经发展了快20年之后，却依旧对共产国际有很强的依赖，在思想上没有完成“断奶”，仍然称不上一个成熟的独立的政党。

这种情况必须做出改变，必须走出关键的那一步，为此教员已经思考了很长的时间。


4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故事，你是否能理解教员愤怒的原因？

我党的核心领导成员，还在为收到一顶共产国际颁发的“帽子”就喜不自胜，这不就是严重缺乏自信的表现吗？

好也罢，差也罢，理论家也罢、政治家也罢、军事家也罢，非要共产国际盖章认证才有含金量吗？

所有的评价，不应该是基于中国革命者的具体实绩，由我党的组织体系来给出吗？

如果连自己行动的对错，连革命者的贡献评定都要自我怀疑，没有自信，习惯于或者总希望有个“婆婆”管着，自己只当个乖巧听话的小媳妇，害怕行差踏错，就是典型的不成熟不独立，缺乏使命担当的表现。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确实提供过重大帮助，但是它给我党发出的指令，很多时候并不符合我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一旦出了错就会甩锅给我党领导层，陈独秀、瞿秋白不同程度上都当了其错误政策的背锅侠，出了错换个人，把责任打包甩掉，远在莫斯科的那帮人总能以“永远正确”的姿态继续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最后一次推上位的王明，以及接替他的博古，更是完全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会照搬苏联经验，以原原本本地执行国际指示为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即使王、博不再掌握最高权力，他们所代表的思维方式，在党内依然根基深厚，只抬头等待莫斯科的指令，却对从脚下的土地里得出的经验怀疑，甚至轻视。

即便是像张闻天那样优秀的核心成员，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却始终摆脱不了对苏联的心理依赖。

如果我党的领导成员，不能打破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不能坚定对走自己路的信念，不能把看向苏联的眼光从仰视变成平视，保不齐哪天又从莫斯科传来“二指宽的条子”就把我党领导人给换了，那将对中国革命进程造成颠覆性的破坏！

经过近20年的发展，特别是大浪淘沙形成了以教员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之后，我党早已在身体上成熟，但在思想上仍然保留着许多幼年时期的习惯与记忆，为了完全地担负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我党必须义无反顾地走向独立自主。

要采取行动，闯过最后也是最难的一关！

不同于遵义会议时与中央成员个别做工作的方式，教员发动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运动，一场触及全体党员灵魂的根本性变革，那就是1941年开始的“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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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是教员开创的一种全新工作方法，同时也饱含了他对同志们的关爱。对于思想转不过弯的同志，他的要求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帮助他们完成革命生涯的关键转变。

而被很多人崇拜的苏联，对于党内的不同派别，则是高举肃反的大棒，甚至极端地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那种严酷的做法，在留苏派掌权时期也被照搬过来，一度在根据地盛行，很多忠诚的革命者，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被审查关押，甚至错杀，教训极其深刻。

在教员的主导下，整风运动则是以最和缓的方式开展，既触及了灵魂，同时解放了束缚，成功地推动着我党跨越成长阶段最重要的关口。

正当整风运动如火如荼推进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大事——1943年5月，共产国际发来电报，宣布该组织计划解散，并征询意见。

对于其解散的决定，教员表达了坚决的支持。他在《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中难以抑制兴奋的心情，说道：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



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我党近年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些不好的东西，就正是为了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合抗战建国的需要。”


共产国际解散了，我党失去了伟大的母亲，但也因此顺利完成了少年向青年蜕变的最后一步。这种蜕变必定要经历，最后却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加速了。

有了整风运动打下的扎实基础，到1945年党的七大，从中国实际中产生的马列主义本土化伟大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从那时开始，我党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党，一个充分自信的党，由这份自信激发无比的革命精神，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

又以极大的勇气宣布不承认一切跟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打碎了帝国主义压在全体中国人身上的枷锁。

更是在建国不久，就派出志愿兵与美国为首的15国联军死磕，打出了国威，打出了我国和平发展的宝贵空间。


5

抚今追昔，在感慨我们已经取得的伟大成功之时，切不可忘记教员为我们定下的原则：独立自主。

这一原则饱含智慧，在任何时期都适用，是判断各种思潮成色的试金石。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效仿的对象从苏联转成了美国，同样出现了照搬美国经验的风气，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

知识界、经济界的不少人唯美国马首是瞻，把有过西方经历当成到处炫耀的资本，因为得到西方的这个奖那个奖而骨头轻，本质上都是放弃了独立自主，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俘虏。

一些所谓专家、学者，喜滋滋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鼻孔向上对国内的一切横竖看不上眼，动不动摇头晃脑地背诵从西方取来的经。

更可笑的是，那些货色居然还有相当大的市场，不少人愿意捧着他们的臭脚赞不绝口。这样的滑稽戏在舆论场上每天都在上演，随处可见！

不管是以前迷信苏联，还是现在迷信美国，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教条主义，是对独立自主原则的背叛。

那些早已走过的弯路，吃过的亏，有人在狂热地鼓动我们再经历一次，在所谓的西方文明世界光环的吸引之下，确实有不少人上当。

只有经过教员思想熏陶的人，才能一眼看穿他们的表演，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养成这份自觉。

擦亮眼睛吧，树立起对中国道路的强大信心吧，独立自主来之不易，决不能忘记。

浅贝

遵义会议，毛泽东如何逆天改命？


原创 跟陶叔学编程 跟陶叔一起学 2022-02-10 13:28

一 蒋介石

　　1935年，蒋介石感觉自己深受命运眷顾，达到了勃勃生机、万物竞发的境界。

　　自从1924年被孙中山重点培养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后，蒋介石逐渐拿到了军权。仗着军队的支持，他PK掉了被视作孙中山接班人的汪精卫。但在党内势力群起攻之下，他被迫下野，开始蛰伏。

　　很快，他在1928年卷土重来。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他的“卧龙”：杨永泰。

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卧龙”的杨永泰

　　杨永泰的政治经历非常丰富。怎么样个丰富呢？就是当时有头有脸的势力，他基本上都去混过。孙中山崛起了，他投靠孙中山；感觉孙中山没有实力，他投靠西南军阀；西南军阀局面没控制住，他北上去投北洋军阀。在北洋军阀那不得志，他向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上了一份万言书。李、白收到信一看，文章写得自是极好的，但这个人嘛……妥妥的“三姓家奴”。当我们没看过三国吗？直接给拒了。

　　杨永泰也不气馁，又找上了蒋介石。老蒋一见，大喜过望。早知道李宗仁、白崇禧不是干大事的料。不就是个反骨仔嘛，玩背叛也不看看谁是祖宗？漂泊半生的杨永泰这才高山流水遇知音，开始在老蒋手下发光发热。

　　杨永泰献出的第一策是“削藩”。

　　历史上的卧龙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而杨永泰熟知天下事，是因为他哪都干过。他清楚每一派军阀的弱点：冯玉祥缺钱，阎锡山缺权，张学良缺名，李宗仁缺兵。对症下药，他提出收买冯玉祥的部将，划给阎锡山更多地盘，给张学良国民革命军的名号，军事打击李宗仁（李宗仁：怎么感觉特意针对我的意思？）。

　　蒋介石依计而行，不到三年“三藩”臣服，东北易帜。

　　而在蒋介石忙完削藩后，井冈山的红军已经发展得有声有色了。

　　于是，在1930年11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当时的红军不过2万多人，这点兵力老蒋怎么可能放在眼里，必须优势在我啊。他划给何应钦10万人，就准备听好消息。

　　但是何应钦败了，回来报告：不知委座知不知道秦国老将王翦灭楚的故事？老蒋说我也不想听你那些废话，不就是嫌兵少吗，这次给你20万。

　　1931年4月，何应钦带着20万人对战红军3万，第二次“围剿”，又败了。

　　废物！蒋介石降了何应钦的职，亲自带着30万人在同年7月第三次“围剿”，也败了。

　　何应钦正准备说话，蒋介石眼一瞪：闭嘴！把杨永泰叫来！

　　杨永泰来了，带着他的主意走来了。他指出红军与那些军阀武装完全不一样，共产党将政治理念用于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红军最大的优势是政治！

　　杨永泰献出第二策：对付红军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七分政治主要是加大力度宣传，强化保甲组织，严格实行连坐，并对苏区全面经济封锁。目的是在恶化苏区生存环境的同时，切断红军与苏区人民的联系。

　　1932年7月，他的这套先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牛刀小试。张国焘招架不住，被迫带领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苏区，向西转移。

　　管用啊！尝到甜头的蒋介石马上掉转枪口，于1933年1月发起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但是并未得手。蒋介石认为只是准备不足，在该年9月带着50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围剿”。

　　终于如愿以偿，中央苏区被攻破。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向西突围，长征自此开始。

　　红军突围时，蒋介石正带着宋美龄在西安逛碑林。得到消息后，老蒋波澜不惊——要的就是红军突围。

　　因为杨永泰早已献出第三策：一石二鸟、驱虎吞狼！

　　虽然之前削藩把最大的四个军阀给收拾了，但是去了大的还有小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实际统治地盘只有豫、鄂、赣、皖、苏、浙、闽、沪共七省一市，其它都在各地军阀之手。而且麻烦的是，这些地方军阀名义上都接受国民政府领导，老蒋要收拾他们得找个叫得响的理由。否则，他们必将抱团反抗，那就天下大乱了。

　　杨永泰的计划是驱赶红军进入各个军阀的地盘，中央军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尾随追击。前头让军阀与红军火拼，两败俱伤之后，中央军再放马过去一刀砍倒俩，既灭了红军又收了军阀。

　　为了把各路军阀们串一串，串一株幸运草串一个同心圆，杨永泰还为红军规划好了一条路线：过湖南，进云贵，穿金沙江，入川西，最后在大渡河边Game Over。蒋介石一看，忍不住吐槽，那是太平天国石达开走过的路！他们走这条死路干什么？

　　但是前方传来的军情不断验证了杨永泰的判断，红军恰恰按照这条路线前进。掌握先机的国军不断消耗着红军的实力，尤其是湘江一役，红军减员近4万人。后来除了在湘西提前布置的口袋阵红军没有跳进来，基本上可以说是算无遗策。

　　得到的最新战报表明，红军进入了贵州，正在遵义停留，下一步应该就是进入四川，奔赴最终的宿命。

　　蒋介石胸有成竹。



二 博古

　　1935年，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博古感受到一场危机正向自己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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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生，此时不到28岁，但是他作为党中央总负责已经快4年了。他是如何坐上这个位子？又是怎样陷入危机的？这一切取决于他遇到的三个人。

　　博古天资聪颖，而且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思想上积极进步。1925年，刚考上大学的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他获得了人生最重要的机会，被选派去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在这里，他遇上了第一个人，也是他的“贵人”——王明。

　　王明比博古高一届，更是学霸一枚。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由于成绩突出深受副校长米夫赏识。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在学生中搞起了小团体。王明看得上的人，都自认最懂原汁原味马列主义，而且互相欣赏。王明把博古拉了进来，其他还有张闻天、王稼祥、凯丰等，一共是29人，最终成团出道号称“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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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和他的“老”恩师米夫

　　这个团队的核心是王明，后台就是米夫。米夫认定自己的政治出路是吃中国这碗饭，发力写了不少专著，立志成为苏共的“中国问题专家”。而他的中国学生们则是宝贵资源，因此他刻意把学生往中共的重要岗位上拱。在他看重的学生中，王明尤其是心头宝。随着米夫在共产国际内的地位上升，他给了王明很多露脸的机会，直到把王明推上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位置。

　　为什么米夫有这么大的能量成为中共的“造王者”呢？这就需要讲一讲我党与共产国际相爱相杀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受到苏联与共产国际的支持与帮助。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明确宣布成为共产国际中国支部。按照加入要求，我党必须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的指令。

　　正是依靠共产国际的全方位支持，中共才能从当时国内林林总总几百个党派中快速崛起。得益于共产国际的理论与政策高度，中共在基因上就有明显的竞争优势。特别是共产国际指导的“统一战线”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共合作，更成了中共突飞猛进的独门法宝。

　　但是，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对中国国情不了解。老爷们搞出来的研究一直是半桶水，却总是高高在上，认为苏联经验神圣不可改易一字。你说城门楼子，他说胯胯轴子，你问地来他答天，中共领导人苦不堪言，双方的架吵了无数回。

　　同样，共产国际看中共的领导人，那也是Vodka硬往墙上挂——根本就不像画（话）。从陈独秀、瞿秋白到李立三，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唱起反调来调门越来越高。得下定决心来个彻底的，给中共整出一套严格执行国际指示的好班子。

　　谁来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必须是中国问题专家米夫啊！

　　1930年12月，米夫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口含天宪来到上海。做了一番准备后，于1931年1月组织召开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上，留苏派大批进入中央委员会。此前已经回国折腾了快两年，事没干成还挨了不少处分的王明，被直接保送进了政治局。而回国仅仅半年的小学弟博古，虽然没进党中央，也被提拔为团中央宣传部长，很快又当上团中央书记。

　　几天之后，米夫找来会上没给王明投票的二、三十人亲切交流。米夫说，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路线的，反对四中全会就是反国际，必定要处分！而在中共党内只有王明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最高，能忠实执行国际路线。因此，信任王明就是信任共产国际。

　　此话一出，举座皆惊，只有王明兴奋得偷偷搓手：这就赐了他一把“尚方宝剑”属于是！

　　这样一来，虽然当时名义上的总书记是向忠发，但王明已经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

　　可惜，好景不长。王明的兴奋劲还没过去，4月，负责秘密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很快叛变了。随后，6月，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

　　由于这两人卖得是相当彻底，上海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中央在上海日渐无法立足，决定分批转移去中央苏区。

　　作为实际掌权人，王明当然该去苏区，但他不愿过苏区的艰苦生活。王明可从来都是小机灵鬼，他给已经回国的米夫打了报告，居然要润到莫斯科去当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

　　他自己要走，可是中央的权力不能丢，必须要找一个信得过的人接手。

　　环视党内，谁最可靠呢？王明看中了博古。

　　在王明给共产国际的建议下，他离开中国期间，成立中共临时中央，不设总书记，由博古任“总负责”：学弟啊，哥去去就回，替我好生盯着吧。

　　时年24岁，之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博古，一跃而成当家人。

　　这个过程现在看来过于魔幻。如果换作我们在博古那个年纪，天降如此大任砸在自己头上，肯定只能来一句：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

　　博古会怎么想呢？

　　可别忘了，王明仅仅比博古大3岁，不过27。而他们这一派的国际总后台米夫，也就30而已。那个时代就是年轻人的天下！

　　做个总负责肿摸啦？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所以，博古最多有些紧张，更应该是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

　　博古是相当有把握。有在苏联4年的学习工作打底，他自信已经把苏联经验学好吃透，接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把求来的真经用好用足。

　　王明走后，博古负责的中央正式开张。

　　共产国际已经定下了大政方针，临时中央拼的就是干劲足、胆子大。

　　为了掀起“新的革命的浪潮”，下了大力气组织工人暴动，搞宣传办刊物，还创造出了“飞行集会”——挑大街上热闹的地方，花三五分钟做个演讲宣传，讲完以后撒把传单就跑。现在的“快闪”，就是当年他们玩剩下的，还要刺激得多。刺激是真刺激，就是比较费同志，被抓了不少人。

　　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充满了激情与热血，革命豪情冲云霄。在他们看来，党内那些对执行国际指示拖拖拉拉的，是革命工作中的保守分子，必须毫不留情地斗争，为此发起多次运动进行打击。

　　但是，临时中央期盼的革命浪潮没有按时到来，他们在大城市彻底呆不下去，不得已在1933年1月迁到了中央苏区。

　　到这之后，博古暴露出自己的短板：他不懂军事。

　　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红军应该主动发起进攻，占领一两个中心城市，取得中国革命在湘鄂赣皖等省份的首先胜利，把分离的苏区连成一片，扩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疆域，争取尽早向反动派发起总攻。但是根据地掌握红军的领导人显然不这么想，总是强调各种困难。

　　甚至连从上海过来的同志也在向他们妥协。作为临时中央领导成员的周恩来，他与朱德共同指挥的第四次反“围剿”，依然是大开国门放敌人长驱直入，这明明是被中央多次批判的战法——你们不能让苏区的土地和人民被敌人蹂躏，得打出去占领南昌、包围武汉！

　　更气人的是，留过苏进过军事学院的刘伯承，居然都开始研究游击战，说是要写几本教材。他还是中央寄予厚望要带领红军正规化的人吗？

　　你们这都是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啊！

　　可是，每当博古与他们争论时，这些人总是笑嘻嘻：博古同志，请你具体说说这仗该怎么打？

　　博古心里直抓狂：这道题我不会啊！太难了！

　　不过，即便如此，博古也没破防。因为这种情况他早有准备，只等着一个人的到来。

　　那人就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二个人：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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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他是由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至于派来具体做什么，说法比较多。有说他是来做情报工作的，还有说他就是专门来送一笔经费。但不管来做什么，到了上海后他与博古经常见面交流。

　　博古对李德是相见恨晚。得知此人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还在苏俄内战和德国巴伐利亚起义中担任过指挥员，更是觉得挖到了宝：这位妥妥的军事专家，而且是正红旗的！

　　从上海出发之前，博古就请求李德一起过来。而李德在得到上级批准后来到中央苏区，则到了1933年9月中旬。

　　真是望眼欲穿。

　　当着苏区高级干部的面，博古宣布了李德的身份：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这里他搞了个文字游戏，确实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但做军事顾问却是他安排的。把两句话搁一块说，这位年轻领导人的心眼也是相当活泛了。

　　从此以后，李德就对红军的军事行动进行指导了。

　　一个坚决执行国际的政治路线，另一个保证纯正的苏联战法，简直是就着红菜汤吃大列巴，没有比这味更正的了。

　　李德就位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蒋介石按照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对苏区进行了严密封锁，苏区处境日益艰难。

　　另外，蒋介石也有位德国顾问，名叫汉斯·冯·塞克特（名字中间带个“冯”，一看就是老容克贵族）。在他的指导下，国军广泛采用碉堡战术。这对装备很差，攻坚能力几乎没有的红军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实话实说，李德并非军事上的外行。针对敌人的铁桶阵，他提出用短促突击的方式，先将国军引出碉堡，再包围歼灭。但这种战术让敌人吃了几次亏以后，人家就不上当了，不能根本改变红军的劣势。

　　敌人引不出来，李德没别的招，只能命令红军硬上。他还执迷于图上作业，在误差很大的地图上排兵布阵，经常把前线部队给带到沟里去。

　　他的指挥导致红军连吃败仗，损兵折将。虽然明显感受到周围中国军人眼神的异样，但李德认为是那些零敲碎打的堡垒战限制了自己的发挥。他迫切需要有个机会来证明自己正规战专家的能力。

　　很快，机会就来了。

　　1934年4月，国军11个师加上1个炮兵旅向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扑来。李德不顾红军只能调动9个师而且装备差得多的现实，执意以阵地战来打一场堂堂正正的决战。

　　广昌战役打了18天，红军战士伤亡5093人，损失了参战人数的五分之一，而毙伤俘敌只有2626人，是一场毫无疑问的败仗。

　　广昌战败，瑞金门户洞开，敌人打过来只是迟早的事。

　　已经熟悉李德作风的人们，以为他会不顾一切地梭哈。他反倒很清醒，做出判断：在苏区取得根本胜利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唯有突围一条路。

　　在获得共产国际批准后，10月10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而除了那一次高光的判断，长征途中李德的指挥迅速恢复到之前的水平。

　　红军艰难突破了国民党三道封锁线，在湘江之役遭到惨败，主力由出发时的8.6万锐减至3万。

　　目睹湘江上漂浮着的大批红军战士尸体，一直信心爆棚元气满满的博古，心态崩了。

　　有人看到博古拿着佩枪，对着自己比划，赶忙阻止他做这种傻事。

　　博古心理崩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他寄予厚望甚至崇拜的李德，看出来是真不行。但是谁把红军交给这个水货指挥的？还不就是他博古吗？这个历史责任他逃不掉。

　　另一个则是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因为他已经联系不上共产国际。

　　当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进行无线电联系，需要通过中共上海局进行中转。但是在共产国际回复批准大转移的决定以后，从9月开始就再也接收不到上海方面的信号。这个原因多年以后才弄清，上海局连同电台被国民党给一锅端了。上海那边的几个秘密警察根本没想到，一次为完成KPI搞的行动，就这么轻易地改变了历史。

　　联系不上共产国际，也就意味着，从此以后党中央做出的决定不再代表共产国际的意志。

　　既然不是国际的意志，那就得大家商量着来了。

　　已经有人站出来，要求改变既定的行军路线。他的意见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

　　博古打量着那个人的支持者们。朱德、周恩来支持他，博古不感到意外。军队对于不断的失败早已不满。但是张闻天、王稼祥也支持他，这可是留苏同学，二十八个半成员，他们什么时候站过去的？

　　面对群情汹汹，也出于不再坚信李德判断的正确，博古同意了对方的意见。

　　现在的局面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定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被否定。部队到达了贵州遵义，即将召开一场新的会议。

　　这个会博古根本不愿意开，因为他已经感觉到面前的危机了。所以他提出一个条件：议题只集中在总结湘江战役的教训，切口小范围窄，这样好控制。

　　他预感这场会议将决定红军的命运，更会决定自己的命运。

　　他实在是害怕去面对那个人。

　　那个一直发表不同意见，逼得博古不得不低头的人，就是影响他人生的第三个人，名字叫做：毛泽东。



三 毛泽东

　　1935年，42岁的毛泽东刚好走到生命的中点。

　　这个时间点往往是人生的转折。历史上有许多风云人物，前半生辉煌壮丽，但是在接近中点时却不断遭遇打击。其中大多数人会被完全摧毁，从此颓丧不堪。似乎存在着一种宿命的妖怪，就埋伏在人生的中途，张开大口要将每一个心怀大志的人通通吞噬。

　　毛泽东在此时同样被命运重点照顾，一个比一个更凶险的劫难向他袭来。但是，他以惊人的毅力渡过天劫，最终成就伟大不凡的人生。

　　他遭受了什么样的劫难？又是如何渡过的？这一切需要从头说起。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员大肆屠杀。但共产党不是地里的庄稼，不会待在原地等着他来砍瓜切菜。换了当家人以后，中共迅速决定拿起武器跟他拼了！

　　这时问题来了，搞军事斗争一直都不是共产党的强项。以前他们把国民党的毛病看得很明白，是只搞军事不发动群众，现在猛然发现自己走入另一个极端：只发动群众，没人搞军事。

　　没有搞过也得搞了，而且为了提高成功率，先后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应该是党内经历最完整的人。他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唯一没做过的就是军事工作。多年以后，他回忆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从前并不会打仗，甚至连想也没想到过要打仗，可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强迫我拿起武器。” “是什么原因使我到军队中去的？还是帝国主义、蒋介石杀人。”

　　历史的进程改变了个人的命运，恰恰是军事工作为他开辟了新的天地：

　　打长沙失利，放弃原定的占领中心城市计划，他把队伍拉上井冈山，闯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带领红军展开游击战、运动战，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法宝；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避免红军成为流寇，越战越强越打越大……

　　很难想象一个从没打过仗的人，不光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打仗，还建立如此之多的开创之功。这时的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投身革命以来最佳的状态，进入了前半生最高光的时期。

　　但是，劫难随之开始。总共有三劫。

　　第一劫，刘安恭的挑战。

　　1929年，留学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的刘安恭结业回国，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来到了苏区。

　　对这样一位急需的军事人才，毛泽东、朱德等红军领导人都非常欢迎。在毛泽东建议下，成立了红四军临时军委，由刘安恭任书记，同时毛泽东将自己担任的军政治部主任也让给了他。

　　可是刘安恭一开始工作，立马让毛泽东明白：来者不善！

　　刘安恭在会上亮出了自己的主张：“红四军的规章制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上都没有记载，一个字都对不上号。都是你们自己搞的，不合规范，土里土气，农民意识太强，应该废除。”

　　毛泽东忍不住和他争论：苏联红军的经验要学习，但不是盲目学，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

　　刘安恭直接回怼：“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缺乏信仰，马克思列宁著作就是要句句照办。”

　　很明显，刘安恭是打定照搬苏联教条的主意来的，他根本看不上毛泽东从实践中得出的治军成果。

　　而且他是个实干派，既然看不上就要动手推翻。他不浪费时间斗嘴，开始不断地在军内串连，要把碍事的毛泽东赶走。

　　我们作为后人看这段历史，是开了上帝视角，知道最终谁对谁错。但是在当时的干部们看来，刘安恭身上带着苏联光环，而且作战勇敢身先士卒，又与大家打成一片，很有个人魅力。通过一段时间相处，不少人接受了他的观点。

　　而毛泽东一直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有的军队领导原来就认为他管得太多、手伸得太长，心里憋着气，但大家都还保持着水面的平静。而当放进来一条鲶鱼到处乱钻以后，积累的矛盾被挨个引爆，这个池子就开始热闹了。

　　爆发的顶点就在6月22日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改选了党的前敌委员会，由中央指定的毛泽东落选书记，陈毅成为接替者。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还列举了毛泽东七条错误，并给他严重警告处分。

　　会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在这期间，一直身体强健的他染上了疟疾。

　　一时之间，毛泽东在精神与身体上遭受双重打击，一度病得非常严重。消息传出以后，国民党趁机造谣说他已经病死。而实际上毛泽东一直休养到11月下旬，才总算从鬼门关转了回来。

　　而在此时，事情出现了转机。

　　8月底，陈毅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他如实地汇报了双方的观点冲突，并表达了对刘安恭做法的反对。

　　当时中央是由周恩来实际负责，他认真地分析了双方的观点，做出了支持毛泽东的决定。在9月底，周恩来以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写了一封指示信，由陈毅带回，称为“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促成了12月红四军九大的召开。大会重新选举毛泽东担任前委书记，确立了毛泽东主张的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古田会议”。

　　这一劫，因为有陈毅与周恩来关键性的支持，毛泽东还是比较轻松地渡过了。但是，稍加分析可以发现其中隐藏的凶险。

　　刘安恭是5月来的，6月下旬毛泽东在投票中落选。短短一个多月就让作为红军创建者的毛泽东败下阵来。这并不是刘安恭本人能力有多强，而是他所代表的苏联经验号召力强大。毛泽东坚持走自己道路，必然会不断面对苏联经验的挑战。

　　之前毛泽东因为坚持自己观点，受过中央多次批评，甚至因误传而被开除过党籍。但那时的批评主要是在具体的作战目标层面，刘安恭带来的挑战，则是对他的思想方法的彻底否定。不一样，真的不一样了。

　　刘安恭在10月的一场战斗中牺牲。客观而言，如果他继续在红四军，毛泽东的工作很难顺利开展。

　　渡过这次危机之后，毛泽东领导红军进入一段快速发展期，根据地不断扩大，并接连打败了国民党的三次“围剿”。

　　似乎，刘安恭的影响已经消失。其实，这才刚刚开始。

　　第二劫，从赣南会议到宁都会议。

　　1931年年初，米夫开了一次大会和一次小会就将王明送上了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中央由留苏派完全主导，开始在各项工作中推行其“左”倾路线。

　　而在当时的中央看来，中央苏区是最难啃的骨头，因为毛泽东一直顶着不执行中央指示。为了加强对苏区的领导，中央分批派出许多核心干部进入苏区。分别是：

　　1月，项英到达，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项英任代理书记。

　　4月，任弼时、王稼祥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

　　12月，周恩来到达，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这些中央来的同志有一个相同点：当他们在上海时，都认为前面派去苏区的同志意志不坚定，没有按中央要求把老毛搞定。而等到自己来了苏区，与毛泽东一碰面，却都是频频点头：有道理，索得斯内，不，很哈拉少，看来真的只能这么办。

　　说到底，这些中央来的领导，不管各自的经历与背景如何，都是务实做事的人。真正到了苏区，无论是打仗还是搞土改，毛泽东的办法就是管用！

　　但是，当博古在9月成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以后，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很快啊，就给苏区中央局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10月20日前后，临时中央致电苏区中央局，提出严厉批评，要求在即将召开的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切实转变为国际路线，责成“党大会应根据这一指示原则进行工作，成立决议案，交中央批准，并告讨论经过”。

　　整个局面急转直下，就不是苏区中央局能够Hold住的了。

　　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苏区一大（即赣南会议）在11月1日召开。这次大会把毛泽东在思想、土改、军事等方面的主张全面进行否定，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和“游击主义的传统"。

　　会议通过的决议最后强调：“要集中火力反对右倾”，其实是不点名地对毛泽东进行批判。

　　而在组织上，会议按照临时中央的指示，将毛泽东排除在中央苏区红军的领导地位之外，转而担任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

　　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判的火力还不算太猛，留有余地，但是定了调开了头，撕开了口子中午就得补上，否则早晚要越扯越大。

　　会后，虽然毛泽东转做政府工作，但是很快又不得不把他召回参与军事行动。

　　这是因为，临时中央要求占领中心城市，苏区中央局为红一方面军定下的目标是打赣州，并且要把赣州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

　　这计划太美好了，让大家普遍心动，只有毛泽东表示了反对。但是，有临时中央的支持，毛泽东的意见被抛到了一边。

　　果然，打赣州失利。苏区中央局不得不听从毛泽东的建议，由他带领一路分兵（称为东路军）转头就去打下了漳州。

　　像之前的无数次事实证明的一样，苏区的同志们觉得：还是毛泽东正确。

　　但是，临时中央不要你们觉得，而要我觉得。

　　1932年4月，正当毛泽东率东路军进攻漳州的时候，苏区中央局委员项英到上海汇报工作，受到了中央领导的热烈招待。

　　指责排山倒海而来。他们对赣南会议的结果非常不满，认为批评毛泽东的“狭隘经验论”远远不够，必须提到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高度。他们发文严厉斥责苏区中央局，强令进行改正。项英顶着满头包返回了中央苏区。

　　之后，虽然毛泽东带回了攻打漳州的重大战果，周恩来也努力进行维护，但是苏区中央局依然加大了对毛泽东的批判，同时与他在讨论红军指挥权以及下一步作战目标上爆发了激烈的争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0月在江西宁都召开了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会上，中央局领导突然亮出了一封临时中央的指示信。

　　这封信是中央在7月21日发出的《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全文约一万三千多字，针对性很强，火药味非常浓。

　　会议主题由此急转，成了对毛泽东的批判会。

　　面对中央的直接批评，毛泽东彻底失去反击可能。虽然周恩来试图找出妥协的办法，甚至留苏派的王稼祥也旗帜鲜明地站出来支持毛泽东的观点。但最终的结果是毛泽东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并被批准脱离军队前往后方养病。

　　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这次离开军队，竟然会有整整两年之久！

　　其实，毛泽东这次的失败，在上一次斗争中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上一次是因为有陈毅挺身相助，而在中央也有周恩来做公正的裁判。而这一次，他真正的对手，实际就是临时中央。

　　临时中央的思路与刘安恭一脉相承，他们要的是原原本本的苏联模式，对毛泽东在山沟里手搓的马克思主义不屑一顾。当对手是这种观点时，即使只有一个刘安恭就已经让毛泽东非常被动，而这次换成代表中央的博古等人，当他们使出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时，毛泽东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他认输了。他对王稼祥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

　　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更大的劫难还在后头。

　　第三劫，罗明路线剑锋所指

　　无论是赣南会议还是宁都会议，毛泽东始终认为对自己的批判是错误的。为此，他不仅在会上坚持自己的观点，会后也向中央写信申诉。但是得到的只有对他更严厉的批评。

　　医院休养期间，在与病友进行交流时，毛泽东毫不隐讳自己对许多问题的看法，表达了对教条主义的反感。

　　其中的一位病友是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在罗明即将出院之前，毛泽东与他做了一次长谈，对其今后的工作进行指导，特别强调要在上杭、永定、龙岩等老根据地发展游击战争，以牵制和打击国民党军队主力的进攻。

　　罗明非常认同毛泽东的意见，回到工作岗位后就积极进行部署，并亲自前往那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恰恰在那里，他遇到一个无理之人，引来了一场无妄之灾。

　　那个人就是中央总负责博古。因为环境过于恶劣，1933年初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博古一行路过上杭。罗明得知以后立即前往迎接。

　　博古见到罗明很奇怪：“你是省委代理书记，不领导全省工作，来杭、永、岩干什么？”罗明回答：“是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并经省委研究决定，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博古没有再说什么，只在心里记下了名字。

　　而等博古到了瑞金，一场反“罗明路线”的狂风平地而起。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指责闽粤赣省委即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被这场风暴席卷，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曾在赣南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同志被打倒批判。萧劲光被当作红军中的“罗明路线”的典型，一度要判处死刑，最后是开除党籍和军籍坐了牢。毛泽东的亲属贺子珍、贺敏学、贺怡一个不落都受到打压。

　　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里诉苦。毛泽东无能为力：“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呀！”

　　明白了。毛泽东从此闭上了嘴，他不再与别人接触、谈话，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说一句话。那时候他的家“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但是，人不上门，疟疾又上了门。最严重的时候，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毛泽东实在扛不住，不禁咬牙垂泪道：“天亡我也！”而身边日夜守护的贺子珍只能淌着眼泪安慰、鼓励他。

　　毛泽东陷入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

　　与历史上的许多突遭厄运的人物一样，毛泽东此时完全被孤立，他的心中产生了强烈的愤怒。早在2000多年前，韩非子就对这种状态进行了归纳，他称之为：孤愤！

　　“孤愤”就是那头紧跟人生劫难之后出现的妖怪。它的可怕在于：被孤立的感觉会让人否定人生已经走过的道路。或是完全自我怀疑，从此迷失前进的方向；或是把所有的过错都推给别人，丧失支持反而更加孤立。

　　而愤怒则让人失去理智，迫切寻找情绪的出口。有人依赖酒精，借此麻醉自己。而许多有文才的人则将满腔愤懑诉诸笔端，翻翻中国文学名篇，随处可见作者在倾倒失意与不满。其中还有不少文豪是既好酒又好文，双管齐下双倍发泄。在这个时候，文学才华反而成了他们人生的诅咒，不断宣泄情绪的同时也在丧失心气，在失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再也走不出来。

　　此时的毛泽东已落入孤愤之中，虽然他不嗜酒却极有文才，如果他与前人一样沉浸于创造失意文字，他的人生辉煌也就到此为止。孤愤的妖怪将满意地合拢巨口，将他完全吞噬。

　　但毛泽东的伟大首要就在于精神的强大！他即使遭受了身心的双重煎熬，却迅速消除负面的情绪，恢复了头脑的清醒。他猛然认识到：自己并没有完全败！

　　回顾三次劫难，其实可以看出端倪。

　　首先，为什么是“罗明路线”？罗明不正是执行的毛泽东的意见吗？为什么不直接叫“毛泽东路线”？既然希望他靠边站，甚至要将他的影响力完全抹去，为什么不撤掉他的苏维埃主席职务？博古到了苏区后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为什么仍将他选为政治局委员？

　　这一连串的问题后面的答案呼之欲出，因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曾向中共中央来电，严禁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从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就让国际眼前一亮。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被国际反复提及。国际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而在1929年传出毛泽东的死讯后，深感痛惜的国际发出了一千多字的讣告，评价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对中国同志评价如此之高，让临时中央很感动，却不敢动。

　　当时的毛泽东不可能知道背后如此多的信息，但他肯定能感觉到其中的不寻常。

　　其次，支持他的人结构在发生变化。毛泽东一路走来，所取得的胜利依靠的是他超越时代的眼光与思考能力。别人的思考在第一层，他已经在第五层，距离拉得太远说服别人不易。但是他的想法对不对，很快就能在实践中得到验证。依靠事实说服人，是毛泽东赢得越来越多同志拥护的根本。

　　根据地起步时期，支持毛泽东的往往是身边的红军战友，他在上面没人，因此老挨中央批。但是随着苏区越搞越大，中央派一批批干部进入苏区。这些干部中，只要想务实干事的，都不可能对毛泽东意见的正确性视而不见。许多中央领导，包括留苏派也逐渐接受了他的主张。这其中尤以王稼祥、张闻天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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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左）张闻天（右）

　　张闻天1933年才来到苏区，此前他站在上海的干岸上，和博古一样看不起毛泽东在苏区搞的土狗刨水。但是一旦进了苏区，亲自下去扑腾了几下，他就明白了：还是老毛厉害！尤其广昌战役的失败，更让他顿悟：此路走不通，要找毛泽东！

　　事实胜于雄辩，只要大家认事实，毛泽东就能逆袭。他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

　　收拾好心情，身体初步恢复之后，毛泽东在这段时期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认真做好政府的每一项工作。正是由于这段时间的积累，不管是后来延安的边区政府还是新中国的人民政府，他对政务的处理已经驾轻就熟。

　　另一件事是读书。他在打下漳州后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搜集到一大批书籍和报刊，其中就有不少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他一直被攻击不懂理论，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地补了课。留苏派此时还不知道，他们成功地逼出了一位马列主义理论家。

　　两年的实践，两年的沉潜，毛泽东想通了许多东西。这些成就将在长征途中逐渐显露出威力。

　　红军长征开始之后，毛泽东争取与王稼祥、张闻天编在一个队伍。他们走了一路，谈了一路。王张二人惊讶于毛泽东理论知识的渊博与认识的深刻，与他们原来印象中只会土办法的毛泽东完全不同，由此刮目相看。他们对党和红军的出路也达成高度一致。

　　这是毛泽东达成的第一项成就：团结盟友。

　　之后，毛泽东开始主动出击。在红军进入湘南地区时，他打破了公开场合的长期沉默，两次提出要求停止继续往西，改为向北。按照他的想法此时向北，可以沿着罗霄山脉去往井冈山，甚至进一步可以返回中央苏区。历史将完全是另一个走向，但肯定可以挽回无数牺牲在湘江边的红军将士生命。

　　中央无视了他的意见，紧接着就是湘江惨败。

　　这场惨败使得博古、李德再也无法独断专行。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城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与李德进行了激烈争论，王稼祥、张闻天给了他有力支持。这次会议改变了原定的向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向贵州进军。

　　到达贵州黎平，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向。

　　轮到毛泽东发言了，他说：斯大林早在1930年就建议中国红军向四川发展，现在看来这个建议很英明。

　　什么？老毛刚才说的什么？他说斯大林很英明！

　　这还是那个一贯冷着脸对待苏联经验的毛泽东吗？历经三劫站在人们面前的毛泽东已经变了，政治上变得成熟。过去的他偏重于琢磨事，而现在他同时注意琢磨人，会以更灵活的方法团结更多的同志。

　　这是毛泽东达成的第二项成就：用魔法打败魔法。

　　毛泽东的发言大获成功，不仅王稼祥、张闻天继续支持，周恩来等其他同志也热烈响应。大受震撼的博古竟哑口无言。

　　会议做出决议：进军遵义。

　　会后，深受鼓舞的张闻天与王稼祥提出在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目的就是要把李德、博古轰下来。他们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成为中央的领路人，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

　　毛泽东并不是政治野心家，他一直没有愿望去占据中央的位子。

　　早在1923年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就被选为中央局5名成员之一，同时是中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日常工作。但是他的兴趣转向了下去搞农民运动。

　　1927年，八七会议后，瞿秋白找他谈话，希望他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这么多年过去，他在地方在军队，从实践中得出了真理，而中央的领导能给予的正确指导反而越来越少，最终导致严重错误。只有他站出来，成为新的领路人，才能给这个党这支军队找到出路。

　　他已经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只有他才有能力逆转党和军队即将覆亡的命运。

　　毛泽东已经准备好。

　　而在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将使用达成的第三项成就，一击命中，完成对党和军队的终极拯救。



四 遵义会议

　　1935年，成立快14年的中国共产党将迎来一次根本性的转折。

　　而在同年，一位18岁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天才科学家，应邀到中国的清华大学进行访问讲学。在这里，他开始将自己长期的思考成果往创建一门新理论进行努力，最终在1948年这门新理论问世。这位科学家就是诺伯特·维纳，他创建的理论叫做“控制论”（Cybernetics，又叫赛博学，赛博朋克Cyberpunk与此有关）。

　　如果你对这门理论没有概念，陶叔请几位科学家出来做一下现身说法。

　　首先请出的一位大家都很熟悉，伟大的哲学家与数学家笛卡尔。他有一句名言：“人类与动物、人类与机器之间有截然分明的界限！”

　　但是我们另一位老熟人达尔文出现了，他过去冲着笛卡尔的左脸狠狠扇了一耳光：告诉你，人类与动物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从低级的生物进化而来。我这套理论叫进化论。

　　笛卡尔的左脸肿了起来。

　　维纳过意不去，觉得不对称不好看，就冲着他的右脸也扇了一耳光：告诉你，人类与机器也没有什么不同，本质上用的是一样的反馈机制。我这套理论叫控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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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卡尔（左）达尔文（中）维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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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贴错了，应该是这张

　　通过这个小节目，就可以大致了解控制论的伟大意义了。如果还是不行，只要记住这个理论相当牛逼格拉斯就够了。

　　控制论揭示了普遍的科学规律，是现代社会三种基本科学方法之一（其他两种是系统论与信息论）。将它运用在任何领域，都能得到科学的指引。

　　对于社会组织的管理，控制论告诉我们，需要有一套反馈机制来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相应地做出调整，这样才能保证组织的稳定发展。

　　为什么要花这些篇幅介绍维纳的控制论呢？因为控制论给了我们一个观察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科学角度。

　　遵义会议之前的14年里，中共右倾左倾老是在犯错，左倾右倾错误又重播，像是在被命运有意捉弄。追根溯源是存在结构性缺陷，党的组织系统缺少一套有效的反馈机制，不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方针。共产国际只把中共当成自己的执行部门，对中共领导层的多次调整只是为了更加僵化地执行其指令，完全忽视对执行时出现问题的反馈。

　　正是因为这个缺陷造成的错误积累，共产党与红军到了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必须把这个Bug补上。

　　但是，此时离维纳的控制论出现还差13年，不能拿来作为理论依据。而且，党内高层普遍迷信苏联经验，毛泽东如果硬要调整共产国际制定的政策，往大了说是捅马蜂窝，往小里说是捅小马蜂窝，反正很危险。

　　他该怎么办？

　　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城里的一座公馆召开。

　　首先讨论的是会议的议题。博古希望将范围锁定在湘江战役得失上的期望落空，最终的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博古无奈之下，首先自我检讨，承认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他有责任。但他强调主要原因是敌人力量太强大。

　　周恩来接着作报告，认为军事领导存在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虽然周恩来是将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但是他与博古明显不同调。通过翻译，李德也明白，周恩来已经不再维护他和博古的领导权威了。

　　之后，张闻天发言，开口就表明立场：“我反对博古同志的报告！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四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

　　如此直接的质问让博古脸色相当难看。但是这位留苏同学，完全没有给党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留情面。张闻天大量引用斯大林的语录，逻辑严密地批驳了把红军的损失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机会主义结论”。

　　一顿输出猛如虎，博古只能原地杵，会场的情绪到达了一个高点。博古、李德承担失败责任，已经不可避免。

　　但是，接下来该如何走？

　　毛泽东在众人的注目中开始了发言。

　　毛泽东非常清楚红军的重大失败，虽然扛责得是博古与李德，但根子出在莫斯科。虽然失利在军事，但错误源自政治。

　　要是在以前，他会毫不犹豫地直指要害。就像在面对刘安恭时，他直接否定照搬苏联经验；而在赣南会议之后，他也有一句名言“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痛快是挺痛快，就是亏吃得有点大，回想一下都觉得脑阔疼。

　　这次，他不再这么做。

　　毛泽东回避了政治路线，而是花近两个小时给参会人员讲了一堂军事启蒙课。他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国情到军情，详细地分析了面对强敌时红军该采取的军事策略及其背后的原理。

　　因为这次会议的记录在过草地时丢失，毛泽东这篇讲话没有原始资料。但根据参加会议的陈云的说法，他讲的内容大致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相同。

　　然后，毛泽东将话锋转向当前的军事失利。他的结论是问题出在指挥上“丝毫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而是犯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的急性病”。这个定性让博古与李德无法辩驳——难道失败的军事路线还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错了还是你错了？

　　斗争的方向明确，目标集中了。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与会者，尤其是那些军团指挥员的共鸣，他们还在毛泽东诙谐幽默的语言中开怀大笑起来。

　　显而易见，毛泽东的策略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功。解决政治问题的时机未到，霸王硬上弓只会吵成一团。先拿到调整军事路线的机会，以军事的胜利让党内同志产生足够的自信，这样才能为日后纠正政治路线创造出可能。

　　会开到这个时候，已经把最核心的问题解决了。长久时间郁积在大家头脑中的浓雾逐渐消散，脚下的路开始清晰起来。

　　但在此时，有人突然跳了出来。这个人就是凯丰，也是“二十八个半”成员之一。他感受到博古、李德的危机，抢着发言：“李德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毛泽东的指挥不见得有多高明，他就是照着两本书去打仗，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

　　毛泽东听了，反将一军：“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

　　凯丰眨着眼睛却答不上来，好尴尬呀。

　　毛泽东毫不客气：“你没读过《孙子兵法》，怎么知道我的战术是从那里来的？李德同志受过专门的军事教育，但他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也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地、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地图上一画，限定时间打，当然打不好。”

　　一位军团指挥员接过毛泽东的话说：“李德同志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都横加干涉，这不是瞎指挥，是什么？”

　　李德坐着一个劲地抽烟，一言不发。

　　毛泽东没有主动挑起政治路线辩论，凯丰想给博古、李德帮帮场子，也只能从军事方面入手。但是在明显的军事失败面前，再响亮的苏联军校名头，已经不起任何作用。而他攻击毛泽东不会打仗，简直在说孙红雷不会跳霹雳舞，刘国梁不会打乒乓球，谁信呢？

　　“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凯丰在发言之前，真是应该先翻一下《孙子兵法》。

　　博古有点感动，毕竟还是有同学挺他，虽然这不能改变什么。

　　一场完胜！

　　最后一天的会议，由周恩来作报告，内容还是做检讨。他诚恳地说：“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请求中央撤换我的职务，由能够以正确的军事原则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来接替。”

　　周恩来的话开启了更换中央领导人的程序，除李德、博古等人外，其他的与会者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王稼祥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的观点，建议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投下关键一票。

　　经过热烈讨论，会议最终做出了以下几项决定：

　　1. 毛泽东同志选为政治局常委。

　　2. 指定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

　　3. 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4. 取消原来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帮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

　　按照决议，周恩来有军事指挥的最终拍板权，但这个权力他并未使用过。毛泽东实际从此时接手红军的指挥，不久就创造出四渡赤水这样的军事奇迹，彻底让党与红军摆脱失败的命运。

　　毛泽东在经历人生的三劫之后，长时间经受了孤愤的磨炼，最终他挺过这段痛苦的时期，并深切地领悟到团结大多数的极端重要性。

　　贺子珍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都要有个大多数啊！”“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以后，有很大的变化，他更加沉着、练达，思想更加缜密、周到，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

　　任何人的一生都难免遭遇厄运。厄运来临以后，就需要尊重事实，承认自己的行为对于厄运的到来负有责任，并主动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最终摆脱厄运的纠缠。

　　所谓逆天改命，其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控制论所揭示的，人的行为需要根据环境的反馈进行调整，这样才能提升认知层次，进入人生的新阶段。

　　毛泽东首先完成了自我认识的提升，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获得机会，完成对党和军队的拯救。

　　在遵义会议上还有一位参与者。他在苏区时因为“罗明路线”被打倒，但此时被重新起用为中央秘书长并负责现场记录。他就是邓小平。当时他只是列席人员，并没有发言。在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曾多次提到遵义会议伟大的意义和历史作用。

　　他说：“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开始，中国共产党才形成了一个成形的领导，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开始，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成熟的······我们党的历史，真正形成一个成形的领导，就是从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这一代开始的。”

　　正如小平同志所说，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从这里开始，中国共产党终于安装了反馈机制，能够自主地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革命路线与政策，最终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即我党的党魂：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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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尾声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的前进路线开始变幻莫测，围追堵截的国军被远远甩开。最终，红军飞夺泸定桥避免了重蹈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覆辙。跨越这道天险之后，红军的前进已不可能被国民党军队所阻挡。杨永泰的“驱虎吞狼”计策最终成了放虎归山。

　　但是这并不影响杨永泰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的他开始与其他党国大佬一样热衷于权力游戏，带领自家的“政学系”与其他派系争抢位子。

　　而因为他太受蒋介石重用，感到严重威胁的其他人不得不考虑用国民党的传统艺能来应对。

　　1935年底，老蒋安排杨永泰做湖北省主席，有意历练他。到任不满一年，杨永泰被刺杀于江汉关轮渡码头。

　　从组织系统角度来看，国民党始终极为僵化，没有任何人能对其进行根本改造。蒋介石、杨永泰的个人能力不可说不强，但是组织系统上存在的缺陷使其无法有效应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失败的命运也已经注定。



　　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有一段时间想不通，拒绝将中央的印信和文件移交给张闻天。凯丰也一直给他鼓劲，强调他是共产国际认定的总负责，不能就这么下台。

　　周恩来与博古进行了长谈：

　　我们的革命对象是国民党，具体就是蒋介石。我在黄埔军校跟他共事两年，知道他非常强，要打败他就要找个比他更强的人。我考虑了很久，这个人是毛泽东。

　　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我们这些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认识到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搞成。

　　周恩来的话打动了博古。虽然博古犯过严重的错误，但本质上是一个愿意为革命献出一切的人。共同的理想，是革命者团结的基础。

　　此后十年，博古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

　　在决定博古一生的三个人中，王明让他直上青云，李德让他跌落尘埃，毛泽东则是让他回到应有的位置。

　　而博古和凯丰最终都认识到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的真理，心悦诚服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1946年博古与叶挺同机遭遇空难，很遗憾没有看到国民党最终覆灭的结局。



　　李德在失去军事指挥权以后，有一段时间跑到林彪的红一军团。在林彪指挥作战时，他喜欢插嘴发表意见，但是没人理他。他自觉没趣，只好回到中央纵队。

　　后来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李德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表达了坚决的反对态度。从那以后同志们重新接纳了他。

　　到达陕北之后，李德在红军大学担任军事课教员，直到1939年被共产国际召回述职。此后他没有再回中国。

　　毛泽东似乎对此人有些念念不忘。国民党发动内战进攻延安后，他在带领党中央转战陕北时起的化名就叫“李德胜”。



　　遵义会议召开时，除了是毛泽东生命的中间点，也恰好处于建党与建国历程的中间点，中国革命在这里走出了“V”字反转。

　　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得到机会将自己的思想推广为全党的意志，开始是军事路线，之后是政治路线。但是迷信苏联的教条主义风气并不容易清除，想要知道他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的，那是另外的价钱，不，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浅贝

全军就地解散，给我去活捉廖耀湘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01-24 21:45 发表于湖北

提解放战争必提辽沈战役，而提辽沈战役则必提廖耀湘。
辽沈战役的胜利直接奠定了全国解放的根基，而廖耀湘兵团的覆灭则让辽沈战役再无悬念。
1948年9月12，辽沈战役正式打响。
1948年10月7日，解放军开始攻击锦州。
为了锦州之战，我军将东北野战军大部分主力都聚集于此，全力一击。
历史上解放军的每一次大规模聚集，都代表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要倒霉了，被包围全歼是唯一的命运。
林彪以5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主攻锦州城守军，另外5个纵队负责阻击国民党的援兵。
其中2个纵队负责阻击“东进兵团”，3个纵队负责阻击“西进兵团”。
为了救锦州，蒋介石也调动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几乎全部主力。
仅仅狙击任务林彪就派出了一半的野战军主力，完全可以看出锦州之战的凶险。
如果国民党能死死的守住锦州城，拖上一段时间，那整个东北野战军甚至有被合围包饺子的风险。
但是锦州守敌范汉杰部依托坚固工事，只守了区区一个星期。
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东北和中国腹地的交通枢纽被解放军夺取，对东北国民党军彻底形成关门打狗的绝杀局面。
占领锦州后，解放军5个纵队的兵力被释放出来。
本来这事就算完了，剩下的事情就是打扫战场，修整部队，继续通过不断机动来寻找下一次战机。
这时候林彪突然发现，正在和我军3个纵队纠缠的西进兵团，离自己好近啊，而且还磨磨蹭蹭的不肯走，原地停留了好几天。
此时东进兵团又已经在塔山阻击战中被消磨了战斗意志，在锦州失守后停止攻击，甚至主动略微后撤，让2个负责阻击的纵队压力大减。
天赐良机。
西进兵团又称廖耀湘兵团，总兵力十几万人，是国军规模最大的一个兵团，下辖6个军，拥有国民党五大王牌部队中的两个，廖耀湘本人更是“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地位和实权仅次于总司令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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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歼灭廖兵团，会造成东北国民党军的极大震动，大幅减少收复东北全境的难度。
为了吃掉这口肥肉，林彪聚集了自己能聚集的所有兵力，手里总共就10个纵队，结果集中了足足9个纵队，全速扑向廖耀湘。
林彪最初定下的作战方针是：“拦住先头，拖住后尾，夹击中间”。
但廖耀湘发现林彪主力动向后，立马知道了我军的意图，开始迅速逃跑。
廖兵团是机械化部队，在东北平原上行军速度极快，如果一心想逃跑，想彻底围住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为了不让廖耀湘溜了，各纵队全速前进，只为了及早发现廖兵团行踪，与敌接战。
结果穿插速度太快，各部的位置急剧变动，以至于超过了指挥系统的负荷能力，解放军各纵队的建制全都乱了，和廖兵团彻底搅在了一起，失去了统一指挥的能力。
一营一营请回答，你们目前在哪？
报告，我营目前不清楚自己的位置，附近只有一个小土包，在地图上找不到对应地点，不过我听到周围有人在开枪。
如果要恢复建制也容易，通过电台指定一个集结地点，只需要一天多的时间能重建指挥链。
但这样的话，廖兵团也会跟着恢复指挥体系，甚至有可能就跑了。
兵法常识，以整击乱，自乱阵脚是大凶之兆。
当参谋长刘亚楼向林彪汇报说各部队都已经失去联系，无法执行原定作战计划时，林彪思考之后淡定通过电台对部队发出了命令：
“各纵队不必找师，师不必找团，团不必找营，大家都找廖耀湘就行！”

总结一下就是：全军就地解散，给我去活捉廖耀湘。
各团，各营，甚至是各连，全体解散，自由活动，想往哪穿插就往哪穿插，想打谁就打谁。
聚集了9个纵队近40万人的惊人兵力包围了廖兵团之后，林彪又把这9个纵队给原地解散了。
解放军能聚能散的特点，被这一仗给体现的淋漓尽致。
整个廖耀湘兵团被无数把尖刀给捅的支离破碎，到处都是解放军，又到处都是自己人，炮兵营都不知道该对哪轰。
违反兵法常识，以乱治乱，让这一战成为了中国军史中的经典案例。
接战后仅仅二个昼夜多一点，廖兵团就全军覆灭，廖耀湘本人被活捉，这个战绩成为了当时国民党军中的最差战绩，让李仙洲欣喜不已。
1947年，解放军曾经用了不到三天的时间，将二绥靖区副司令李仙洲所部五万人全歼，把司令王耀武差点给气死，从此留下了经典的名言：
就是五万头猪，共军三天也抓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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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的战败之将都统一关押在功德林，而战犯之间也是存在鄙视链的，战绩最差的那个最受鄙视，李仙洲备受压力。
但廖耀湘同样是副司令，统帅十几万人的庞大兵团，区区两天多时间就被全歼，这个战绩比李仙洲还要差，共军成功的在2天多时间里抓到了十几万头猪。
这不叫围攻，叫围猎，抓猪都没那么容易。
凭此战绩，廖耀湘成功进入功德林战犯鄙视链的最底层，解救了李仙洲。
被生擒活捉后，廖耀湘对这个战果非常恼火，对刘亚楼说：
“你们共军打得什么仗？根本不懂战役，也不讲究战术，如不信，请转告林彪将军，我们把部队摆开，重新打。”

刘亚楼话中有话的说：
不是我们不讲究战术，是你看不懂我们的战术。
我们以能打胜仗为原则，以有效地消灭敌人为目的，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么？”
恼羞成怒的廖耀湘满脸通红：
“像你这样的土八路莫非是用了什么巫术来打仗？“

这段对话传到我党高层耳朵里后，被传为笑谈。
无知的廖耀湘，不仅自身能力严重不足，还认为自己办不到的事情别人肯定也办不到，战场上被生擒活捉了还死鸭子嘴硬。
居然还说解放军是在靠巫术打仗！
从此，廖耀湘成了我军元帅们茶余饭后的笑料。
廖耀湘兵团覆灭后，东北国民党军逃的逃，降的降，仅2个星期我军就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结束。
整个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伤亡6.9万人，国民党军伤亡5.68万人，但合计被歼灭47.2万人，其他的，全部是俘虏。
总共50多万人的东北国民军除少量乘船逃走外，基本全军覆没。
而那几十万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大部分又被转化成了解放军。
战绩差到这个份上，真的是没脸见人，廖耀湘居功至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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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超过10万的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我军第一次使用是在孟良崮之战，最后一次使用是在朝鲜战场的第五次战役。
而动用兵力规模最大，穿插速度最快，战果最辉煌的战役，就是辽西战役，也就是廖兵团覆灭之战。
解放军在朝鲜战争打赢美军后，廖耀湘终于服软了，在战俘营里蹲了13年后，于1961年被释放，然后被派到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负责整理归纳一些史料。
也算物尽其用。

以正合，以奇胜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很多人一谈军事，就开始迷信什么奇谋险招。
精彩的战役，精彩的计谋，玩弄敌人于鼓掌之间，这才是战争的感觉。
但兵法告诉我们，以奇胜的前提条件，是以正合。
没有堂堂正正之师做基础，一切花招和手段都只是个笑话。
只会用计谋取胜的军队，哪怕短期获益，最终也必败无疑，因为自身根基虚浮，实力不硬。
一支能聚能散的解放军队伍和掌握到炉火纯熟的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看起来好像是我军夺取天下的关键。
包括林彪覆灭廖耀湘这一仗，看起来也好像是因为林彪精妙的指挥，廖耀湘才败的那么惨。
但实际上我党的高层领导，从来没有一个人认为大规模大纵深穿插战术和能聚能散是我军夺取天下的关键。
那到底什么才是关键？
毛主席早就给出了答案。
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毛泽东说：
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这三个法宝到底有什么力量？
毛主席的这段话，太精炼太深奥了，普通人想理解极为困难，恐怕要在党校里学习个几十个小时的党史，才能略知一二。
我也没办法用简短的文字解释清楚，只能用一些小案例来证明，让大家有个模糊的大致印象。  

统一战线


什么叫统一战线？
就是团结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哪怕是代表了其他阶级的不同政治力量，只要是赞同中国应该反帝反封建，应该为了中国人的利益去战斗，发自心底的为中国好，为中华民族好，那这样的力量，就可以团结。
无数的民主派人士，无数的中间派，以及无数的爱国人士，因此倒向了共产党。
对于常规武装力量，这一招是降维打击，威力远远大于战术穿插。
就说辽沈之战吧，其总司令卫立煌，是一个比廖耀湘还铁杆的资本主义大将。
卫立煌，自1917年开始追随孙中山先生，后跟随蒋介石，一路打拼，战功无数，立下汗马功劳，也曾在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中全力出手。
1939年1月，蒋介石委任卫立煌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辖区6个省，统帅兵员114万人，这个地位和拥兵实力可以说堪称是蒋介石旗下的头号司令官。
卫立煌的夫人和宋美龄关系也极好，本人也是嫡系中的嫡系，心腹中的心腹，是蒋介石的股肱之臣，铁杆支持者。
卫立煌进攻日军时悍不畏死，多次取得胜利，更曾于1941年10月击败冈村宁次收复郑州，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战士。
无论是跟随孙中山，还是跟随蒋介石，卫立煌戎马一生的目的其实都是挽救中国于水火，让中国人能真正的站起来。
对日本人，卫立煌不共戴天，死战到底。
在抗日的过程中，共产党坚定的抗日意念和实际的抗日行动，对卫立煌的触动非常大。
在蒋介石挑起国共摩擦时，卫立煌不顾部下劝阻，依然坚持按照规定发给八路军饷械，并拒绝蒋介石让他派兵北上太行山，向八路军攻击的军令。
卫立煌还会晤朱德，协商议定了双方活动和抗日防卫的地区，划漳河为界，避免摩擦。
大家都是中国人，应该一起打日本人，这才是为中国好。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和卫立煌达成了共识。
但蒋介石视日本人的威胁于无物，宁可不抗日也要搞摩擦的行为，让卫立煌非常反感。
屡次拒绝蒋介石搞摩擦的军令后，卫立煌被解除了军权，并赋闲数年。
1943年，卫立煌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的司令官，负责远征缅甸。
不愿意打八路军，只愿意打日本人，那你就去缅甸打好了。
1945年内战爆发后，卫立煌再次赋闲，随后前往欧美各国参观考察，打发时间。
但卫立煌毕竟是蒋介石手下的头号司令，指挥能力极为强大，几十年来立下那么多汗马功劳，也从未对不起党国，如果能做通思想工作，还是可以用的。
1947年秋季，蒋介石给在巴黎的卫立煌发急电催他回国，并任命为东北剿总司令。
1948年初，卫立煌到东北就职，随后立即集中兵力，固守要点，不管各地守军如何告急卫立煌都按兵不动，把兵力集中在沈阳、锦州、长春附近，放弃了整个东北的大片领土。
这让我东北野战军获得了极大的战略主动权，想打哪就打哪，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锦州被围后，卫立煌也拒不发兵，认为救锦州太危险，还用自己出众的军事才华，说服了手下大小将领都同意他的意见，包括廖耀湘自己都同意这个意见。
最后逼得蒋介石亲自飞沈阳面见廖耀湘，命其立刻组建西进兵团救援锦州，并电令侯镜如立刻组建东进兵团自葫芦岛出发。
蒋介石飞沈阳期间，卫立煌飞到了葫芦岛，对侯镜如再三嘱咐的说：
你这个兵团解锦州之围，并率部与廖兵团会师是不容易办到的。
要稳扎稳打，不要强行攻坚，徒作无益的牺牲。
这种关怀和爱护，让侯镜如非常感动，但这实际上就是让候部消极作战。
10月30日，廖耀湘兵团覆灭后，在沈阳解放之前，蒋介石派专机将卫立煌接离沈阳至北平。
11月26日，蒋介石发布命令：
“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12月10日，卫立煌携家眷离开北京至广州，被国民党特务阻拦，被迫返回南京。
12月15日，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卫立煌高居第13位。
1949年南京被解放后，卫立煌被蒋介石带到了台湾，数年之后，终于找了个机会来到了香港。
1955年3月14日晚，卫立煌夫妇在有关组织的周密安排下，由香港九龙乘专轮到澳门，再由陆路经石歧，于3月15日16时安全到达广州。
3月17日上午，毛主席给卫立煌发去了欢迎电报：
“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望早日来京，籍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4月6日上午9时，卫立煌夫妇抵达北京，周恩来、朱德开国元勋等亲自到火车站迎接。
4月25日，毛泽东亲自会见并宴请了卫立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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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卫立煌被推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甚至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这叫战争罪犯？你见过这样待遇的战争罪犯？
虽然我党从来没公开承认过卫立煌究竟做了什么贡献，但我觉得，肯定不少。
辽沈战役中东北国民党军有这么一位剿匪总司令做总指挥，再好的牌也得输，败亡是早晚的事。
靠战术穿插灭了廖耀湘兵团只是小道，让敌方总司令暗中帮你这才是王道。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威力，在军事领域是绝对的降维打击。
至于第二大法宝武装斗争，这个就比较简单了，但很重要。

武装斗争


统一战线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但这一切都有一个基础，那就是必须认可共产党的军队，不允许带有自己的独立武装。
对于坚持不肯放下自己手中武装的人，哪怕说的天花乱坠，也绝不接纳和认可，这就叫坚持武装斗争。
这一切，都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大屠杀给共产党的教训。
和国民党合作搞革命是没有用的，枪杆子里才能出政权。
坚持武装斗争虽然看似没有在战场发挥出什么实际的战斗力，但它保证了我党的武装力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有思想动摇。
没有妥协，没有让步，武装斗争必须坚持。
至于第三大法宝党的建设就比较复杂了，也是最难理解的一个。
什么叫党的建设？搞党的建设到底有啥用？为什么搞党建就能增加我军的战斗力。
我平时也接触过基层党组织的党建啊，没看出有什么特殊啊。
但实际上，党的建设是我军能成为世界强军最重要法宝。
统一战线是削弱敌军。
武装斗争是确定路线。
而党的建设，则是增强自己。
没有党建，我军不可能做到能聚能散，也不可能用出大规模大纵深穿插这一招。
因为只有中国有党建，所以战术穿插这一招目前是中国军队的独门秘籍，其他国家的军队都已经放弃了。
里面的理论极其复杂深奥，讲清楚几十万字都不够，我还是用小例子给大家展示一二吧。  

党的建设


1927年，毛泽东率5000人秋收起义，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遭遇少量伤亡后，部队士气崩溃，出现了大量逃散现象，不得不向井冈山撤退。
但是在撤退的路上，毛泽东怎么都无法稳定部队，不断有人开小差逃跑，甚至出现了整个排在执勤时带枪逃跑的现象。
撤退至文家市时，部队只剩下1500人，撤退至三湾村时，部队只剩下不足1000人，连第一师的师长余洒度都偷偷跑了。
再撤下去，人就跑光了。
整个秋收起义总共都没战死几个人，结果跑了几千人。
这种情况你是不是很眼熟?
这不就是国民党军队嘛，解放战争时国民党好多部队都是这样的，被打残一部后就崩溃了，官兵不断跑路，撤着撤着整个军队就自己凭空蒸发了。
原因也很简单啊，我当兵是为了吃饷的，来你这卖命就是为了拿点工资的。
你要是一直打胜仗，那我觉得跟着你有前途，能升职加薪。
你要是打败仗，我死亡的风险就大增，那你这点工资可不够啊。
“性价比”不足，只为了拿工资的士兵自然会直接溃散，去投奔那些能打胜仗，死亡风险低，“性价比”更高的军队。
所以解放战争时很多国民党军队在战败后，几个战士一冲，对方就整连整营的投降了，然后还愿意迅速加入解放军。
都是当兵吃饷嘛，来解放军这里吃也一样，解放军天天打胜仗，活命更有保证。
但是等他们真的加入解放军后，发现一切都不一样了。
时光拨回到1927年9月，红军撤退至三湾村时，毛泽东心急如焚，他很明白这种不断溃散的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意味着什么。
中国革命即将失败，招募再多军队都没用，根本不是国民党反对派的对手。
其他人都没什么好办法，但毛泽东想出了办法。
1927年9月29日，红军在三湾村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把一个师缩编成了一个团。
但这不重要，因为本来也就1000人不到了。
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这次改编中，把党的支部建设在了连上，在每个连都成立了党支部和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提倡官兵平等。
红军的战斗力，瞬间暴增。
秋收起义就撤退了半个多月，5000人的部队差点给撤退的人间蒸发。
而后来长征时，红军撤退了2万5千里，历时13个月，却再也没有出现过这种事，甚至很多掉队的战士，拼了命都要追上大部队。
蒋介石认为长征路是绝路，那是因为如果他的部队去走，真的会凭空蒸发。
但红军却安然无恙的穿过了这条路，铸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
见过撤退的，但没见过撤退起来这么厉害的。
因为办到这件事太难，所以我们把这件事称之为长征，而不是撤退。
为什么红军突然拥有了如此之强的凝聚力，那就是因为党的建设。
通过建立在连队的党支部，党中央可以不断对每一个红军战士宣传党的思想。
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究竟是干嘛的。
中国为什么这么穷？中国人为什么这么苦？穷人为什么会被欺压还不知不觉？
帝国主义压迫中国的手段有12345这么多种，我给你们讲一讲。
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压迫我们的手段有12345这么多种，我给你们讲一讲。
你的妻儿老小，为什么过的那么惨？全是帝国主义和剥削阶级的错。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解放全中国，解放所有的工人和农民，把他们从剥削阶级的手里解放出来，这是一个光荣而伟大的革命事业，我们都会被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同志们，我们是英雄！拯救全国劳苦大众的英雄！
我们干革命，不为权，不为利，我们是为了崇高的远大理想而战，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战。
共产党不仅是这么说的，而且是这么干的。
最高领袖自己的生活都是这样的，下面的干部的吃穿总不能比最高领袖还要高吧，最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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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员的以身作则，让士兵们深受震撼，尤其是那些刚加入解放军的旧军阀士兵。
红军不是为了工资而战，是为了保护自己妻儿老小而战，是为了保护同胞而战，是为了解放全中国而战。
这下子动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不发工资，死亡概率极大，我也要追上大部队，因为我要完成我的革命事业。
只有追上大部队，找到组织，我才有可能完成这么伟大而崇高的事业，单独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办到的。
中国的军队，从三湾改编开始，拥有了灵魂。
有了支部连队之后，党生活在群众中，群众也生活党中，党即群众，群众即党。
既然我是为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而战，而不是为了工资战斗，那还有啥可说的。
怎么干能消灭敌人，那就怎么干。
当林彪部队和廖耀湘兵团的人混在一起后，国共两军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国民党军纷纷固守原地等候命令。
我当兵是为了吃饷的，现在情况不明，到处枪声一片，乱走动死亡概率极高，上头也没说给赏金，我干嘛要牺牲自己小命帮他们加官进爵，让他们享荣华富贵？一切行动，都等我先联系到上级再说。
这已经算精锐了，不精锐的部队直接就开溜了，连上级都懒得联络，直接跑路才是生存概率最大的办法。
而共产党的军队就不一样了，我来这的目的不是拿赏金，而是要活捉廖耀湘。
不投降的反动派士兵，打死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就前进一步，中国人的生活就能好上一点。
我的目标就是要打垮这些反动派，打死一个少一个，能立功最好，不能立功也无所谓，至于钱不钱的那就更不重要了。
为了革命事业我连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嘛？
好多解放军战士就是这么想的，一点都不夸张。
你不信？
那我问你，五四运动知道么？那么多学生流血牺牲，更是冒着军警抓捕的风险和反动派死斗到底，死了那么多人，他们又是为了什么？
为什么我国党史把五四运动定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
因为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中国不再是一个麻木不仁，任由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而是已经具备了反抗的思想，全国都已经化为了革命的土壤。
在这样的土壤之中，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被源源不断的转化成不惧牺牲，不图富贵的革命战士。
在廖耀湘兵团的覆灭之战中，东北野战军三纵七师师直属炮兵营、十九团，二十一团，全部乱成了一锅粥，官兵失散严重。
但是半途遇见之后，就临时组建成了三个步兵营和一个炮营，在一片乱军之中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编制，大杀四方，直接彻底捣毁了廖耀湘指挥部。
这只军队从上到下都知道自己要干嘛，这才是林彪敢于以乱治乱的底气。
在对印自卫反击战，庞国兴和大部队失散后，无意间碰到了另外2个也失散的中国士兵。
这三个人根本就不是一个部队的，互不统属，但他们依然迅速组建成了一个三人小组，因为庞国兴是班长，所以选庞国兴做指挥官。
就这样，他们摧毁了一个炮兵营，攻占了2个炮兵阵地，缴获火炮七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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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国兴他们在敌后失散时，完全可以原地待援，或者回头寻找大部队，这已经是忠诚的精锐战士了。
但庞国兴他们是革命战士，所以他们觉得好不容易来到了敌后，不干掉几个敌人再回去就太可惜了。
至于主动攻击牺牲了怎么办，没人能看到他们的英勇怎么办？
只要能干掉敌人，死了都值，我来这是保卫中国人民的革命成果的，有没有人能看到我们的英勇，能不能立功授勋这都是次一等考虑的事情了。
如果庞国兴不是这种想法，那他绝对不敢在敌后发动这样的攻击。
从“性价比”来说，根本不划算，但他们依然这么干了。
正是因为我军大量士兵拥有这样的思想，印度军队才如此之迅速的溃败。
那有人又问了，为什么我上党建课就没有这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我自己那么俗呢，总觉得工资最重要，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达到那种境界了，当年真的有那么多战士有这么高的觉悟么？
答案很简单，中国已经解放了。
今天没有帝国主义在压迫中国了，没有那么多穷苦人被剥削了，中国没有受到外敌入侵，也没有被人殖民。
和平和富足的日子过时间长了，五四运动的那种革命土壤，自然也就消散了。
没有敌人入侵我们，就没有同胞需要我去拯救和保护，也没有伟大的革命事业等着我去完成。
那我只能变成俗人了，回家抱着老婆孩子过好小日子就行了。
你也不用惭愧，当年那么多烈士奋不顾身的牺牲，就是为了你今天能过上这种庸俗的小日子。
革命是要死人的！
先辈们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不再革命。
你今天越俗，他们在天堂就越安心。
但是他们的思想和传承，已经深深的印刻在了中国人的基因里。
只要中华民族出现危险，这种基因就会立刻被激活。
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解放军第一时间冲入灾区救人。
到处都是余震，到处都是危险，不少战士都牺牲了，但他们依然不折不扣的执行命令。
出发之前，党支部已经开过会了，告诉每一个战士，我们这次去灾区是干嘛的，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么多同胞惨死在面前，如果你当时在军队服役，只要稍有良知都会不折不扣的执行这个命令，而且主观能动性极强。
上级不会提前下令让部队做这种事的，不涨工资，也不会立功，但这群战士觉得他们应该这么做，这和他们党支部上的决议主旨是相符的，于是就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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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灾区救人，死亡的风险急剧上升，但工资不变，但没有出现过一个因为怕死就不敢去的人。
1998年，九江大堤决口，九江城上百万人的生命危在旦夕！政府开始紧急撤离民众。
而解放军的任务，则是向洪水冲锋，作战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封堵大堤的决口。
为九江大堤封堵决口而设计的图纸看起来非常简单，凿沉8条大船，然后在船的缝隙里打钢管，最后用沙袋填充进去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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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行起来，非常困难，尤其是决口缩小到最后一段时，洪水的流速非常快，沙袋扔下去就瞬间被冲的没影了。
为了能封上决口，战士们毅然跳到决口这里，用身体组成人墙，不断的有战士被巨浪冲走，岸上不断的有战士跳下去补位，就这样坚持了足足4天，终于封上了决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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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事？没啥好处，甚至连热饭都吃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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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个洋工不就行了么，反正过几年就退役了。
如果你亲眼看到无数的人民群众流离失所，如果你亲眼看到有同胞因洪水而家破人亡。
这时候，只要你跳下去，你就是拯救他们的大英雄。
很多人都会跳下去的，隐藏在你血脉里的基因会被彻底激发。
那个时候的你，会从体内油然而生一股崇高的使命感，完全不受你的控制。
九江洪水退去后，当地群众欢送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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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图中这些百姓的欢送，是真心还是假意？
你觉得图中这些冒死保卫群众生命财产的解放军，是否值得被群众送上敬意？
这就是军民鱼水情。
如果放在炮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这样的场面，会更感人，带来的凝聚力也会更大。  

危难之时见真章


没有碰到绝境，没有遇到危机，太平日子里的我们自然感觉不到什么使命感。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但只要遇到危机，中华民族就会觉醒，全民奋战，对抗外敌，无数英烈前赴后继牺牲的那一幕就会重现。
你知道为什么每次中国出现大灾，我们就要号召全民捐款么？你觉得国家真的没有储备金来应急么？
中国有很多储备金，国家也不图捐款那点钱。
我们之所以要不断号召这种行为，就是要增加全民的凝聚力，看一看当中华民族遇到危机的时候，还有多少人具备牺牲精神。
哪怕你只捐了一块钱，那也代表你是一个愿意为了中国具备牺牲精神的人，而不是凡事都只考虑自己钱包的人。
当中华民族遇到重大危机时，甚至有可能亡国灭种时，这些人就完全有可能蜕变为新一代的英勇战士，不为工资，不惧危险，为中华民族而战斗。
所以，我从来不担心当中国将来陷入危险时，还有没有人愿意保卫中国。
从抗洪抢险和抗震救灾的案例看，从全国群众踊跃捐款的事实看。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愿意保卫中国的人，不仅有，而且还很多。
只要大危机爆发，他们内心的荣誉感和使命感就会立刻激活，这是隐藏在中华民族血脉里的基因。
和平时期的党建，你确实可能没太大感觉。
但危机之时，你就知道党建到底有什么用了。
某一天，外敌入侵。
在连队党支部会议上，二班长首先把数千同胞被敌机轰炸而惨死的图片发到了你们的聊天群里，你看完之后什么感觉？
只要血性还在，你就会异常愤怒。
我们为什么会遭到入侵，我们为了和平已经做了哪些努力，外国反对派做的到底有多么过分。
在连队党支部的会议上，所有人都会知道的一清二楚。
然后连长说，这次主力兵团负责包围歼灭这股敌军，我们师负责阻击任务，地点是XX岭，我们连负责的是2号高地。
我们即将面对的敌人，大概是我们的5倍，但只要我们能顶住3天，敌军主力就会被包饺子，我们就能为死去的同胞报仇。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在这个阵地死战到底？
如果中华民族遇到的危机已经大到波及了所有人，全中国所有人的利益都因此受损，还有相当多的人已经有亲人死于这场危机。
那我可以告诉你，此时的解放军战士，会极其的不怕死。
危机越大，死亡的同胞越多，不怕死的解放军战士就越多。
所以敢于进犯中国的侵略者，下场必然会和廖耀湘兵团一样。
全军覆没，是他们唯一的宿命。

浅贝

1924到1926，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做了什么重要工作？


文 | 孔鲤

1

今天聊《问苍茫》。之前聊过建党初期毛泽东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这次聊之后的国共合作，聊这部剧里的一些魔鬼细节。

很多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后来背叛革命了，那国共合作是不是不应该？答案显然是：否。但如何回答问题这个，却需要深究细节。

首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政党，它们都是由不同年龄、性别、地域、经历而组成的政党。两个人合作有分有合，不会缺胳膊少腿；而两个组织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会积蓄更大的能量的。

所以实际上越到1927年，随着北伐的即将胜利，随着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愈发激烈，很多人是越迷茫的，而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他反而越来越坚定。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差临门一脚。

和很多人想象得不一样的是，毛泽东的很多准备都是在国民党内做的，是的，他在国民党内的职权很高。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们说，很多人会下意识忽略21年到27年，而在这段历史中，更容易被忽略的是24年毛泽东在上海的大半年。

但这段日子是承前启后的，没有这段时光，毛泽东不可能从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

尽管在三大上，他也提出了不能忽略农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地去和农民有所接触，正如他不久前给恽代英的回信说，城市工作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做农民工作。

但他在三大上进入了中央局，靠的不是农民，恰恰是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他所做的工人运动。

因为在安源、岳州太过成功，他被陈独秀提拔进了中央局，成为陈独秀的秘书，第一次进入到领导层。而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也是在广州召开的。

但国民党一大开完以后，中共总部迁回了上海，原因也很简单，国共合作的首要目的是打倒军阀除列强，而广东距离北方太远，再加上我党有一大块版图在北方，由李大钊专职负责，在通信不够方便的时代，把总部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

这里插一句，其实不只是一大，李大钊在二大上也没有与会。那是因为他作为北大教授，更适合做一些和上层交往的工作，以及幕后的工作。

而北方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更多是由张国焘负责的。

所以张国焘在二大时，已经是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了，而他随之膨胀的野心也使得他搞起了小团体，只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开会，排挤非工运成员，最后引起了不少早期党员被逼退党的连锁反应。

所以当面对国共合作的大背景时，张国焘显然是第一个反对的，他反对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在二七惨案后，张国焘引以为豪的工人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这个时候要国共合作，势必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地位。

《问苍茫》里开会时，看似强调的是是否要国共合作，但话题却转向了张国焘强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工人运动的高潮不能否认。

换言之，是否国共合作，对于张国焘来说，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会给他带来影响的真切命题。

而结果也很明显，张国焘在三大上地位一落千丈，直接落选。虽然后来他在国民党一大上被推选为候补委员并被要求去武汉担任国民党分部工作时，他就直接拒绝了，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他也几乎不参与。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上了。

从这里我们也能对比发现，张国焘作为一个精英，他遇到挫折的第一反应是按照既有路径往下走，不顾局势变化，不顾条件制约，类似的事情在未来会发生无数次，最终让他走上了不归路。

而毛泽东则恰恰相反，他时刻关注时局的波动，哪怕是一点小变化都能快速捕捉，从而无数次为自己积攒了力量。

而在张国焘无法再承担起北方工作时，李大钊不得不出面来亲自主持北方工作了，这也是李大钊在剧中频繁登场是国共合作时期的重要原因。

2

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放到国民党身上。

国民党之前的总部其实也在上海，在孙中山靠着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广东籍同盟会元老与广东军阀合作之前，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在上海，比如接下来会登场的谢持和叶楚伧，都是长期深耕上海的国民党元老。

所以当国民党一大在广东召开后，国民党以广东为大本营，那么上海的国民党员地位必然会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安抚好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员，就不得不派他的左膀右臂去镇场子了。



胡汉民和汪精卫就是带着这样的命令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



我们来看看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



秘书处常务委员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因邵元冲未到任，由毛泽东担任）。



组织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农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妇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祯；调查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



当我们把玩了这个配置后就会发现，胡汉民和汪精卫是广东人，叶楚伧和茅祖权是江苏人，于右任是陕西人，所以这是一个分锅吃饭的格局，于右任最弱所以选不上常务委员，最后去搞了上海大学。



所以焦点其实是胡汉民和汪精卫。



事实上，《问苍茫》剧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先是胡汉民对毛泽东表示欣赏，要求毛泽东担任自己的秘书，而此时叶楚伧在窗外偷听，不敢多说什么。



然后是广东局势发生变化，胡汉民被孙中山要求回广东主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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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场戏看似与主线无关，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只是想刻画毛泽东被叶楚伧刁难，那么大可不必花戏份在胡汉民身上，但这两场戏其实是在强调一件事：



有胡汉民在，大家翻不了天。但胡汉民走了以后，叶楚伧这些人的不满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被叶楚伧处处针对，邵力子被人殴打，而恽代英和向警予却没有遇到太多的刁难，这又是为什么呢？



邵力子很好理解，当时他是共产党员，再加上他只是于右任的秘书，国民党大本营在南方，陕西派当时说不上话，所以拿邵力子开刀是最能小题大做的。但为什么要集中火力对准毛泽东？



答案是，胡汉民和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负责的是组织工作。



只有抓住了这一条，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受到的攻击是最大的。





3



毛泽东在上海遇到的两件事，很多影视作品都有表现，本剧也不例外，这两件事分别是谢持登记党员表和流氓冲撞第四区党部。



先说第一件。胡汉民和毛泽东负责国民党所有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而这个工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登记自己的履历，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资格老、地位高，对毛泽东这个毛头小子看不顺眼，所以不愿登记，大闹党部。



这是传统叙事。我们会很自然地觉得这是一个老资格在倚老卖老，但实际上国民党的老资格很多，为什么单单是谢持呢？而如果我们又只把它归结为谢持的个人性格问题，又未免不唯物了。



再看第二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看似就这几个人，其实他们下面有着更基层的支部，国民党是学习苏共模式而改组的，所以上海执行部其实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成立了九个区的支部，这些支部大大扩充了国民党员。



所以在第四区的选举大会上，叶楚伧暗中默许一群流氓去干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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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叶楚伧是在担心我党坐大，但实际上当时的局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是很容易就互相分化的，很多后来背叛革命的这时也加入过我党，甚至叶楚伧自己在国民党一大上也极力支持了国共合作。



更何况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通有无非常多，毛泽东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濒临解散时还是其成员。



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忌惮共产党坐大，并不一定是根本

动机。



根本动机是，他们担心国民党二大上丢权，害怕自己选不上。



这从他们后来要去成立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也能看出来，这群人的核心诉求是别管外面天翻地覆、我辈不能丢失权柄和地位。



而我们从剧中给出的信息也能看到，国民党一大时，因为国民党的基层非常涣散，很多国民党员就是靠钱混进来的，鱼龙混杂，所以一大代表各省六个名额，其中三个是各省自己选举，剩下三个直接是孙中山指派。



蒋介石自己长期在广东不在浙江，所以浙江省党部显然不会选他。而孙中山自己也没有选他的时候，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在一大上失去了话语权。



剧中特地展现了这一段，实际上就是在传递信息：早期国民党，是完全以孙中山个人魅力和社会影响而构成的前现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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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思考国民党改组以及二大的选举方式。



很明显，国民党改组，看起来党员登记针对的是谢持，实际上呢？



实际上针对的是谢持能否再次当选国民党二大代表这个核心问题。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是不再具有指派名额的了，一切代表都要由地方党部来选。而之前的国民党基层涣散，完全靠花钱，这时就是可以用钱来赎买选票的，反正具体多少党员别人也不知道。



但现在不同了，谢持自己是不是登记不重要，他登记了，那他下面那些人要不要登记，要是所有党员都登记了，那他们还能不能舞弊，还能不能选上？



这才是谢持要闹事的根本原因。



而剧中其实也暗示了这一点，毛泽东特地登门拜访，表示自己很尊敬谢持，还背诵了谢持革命家史，强调谢持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时的壮举，这是在给谢持递话：



西南地区的党务工作，我们还是会支持您的，到时您以西南地区的身份参选，是肯定能选上的，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我们得做下去。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谢持是监察委员，不负责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他在上海负责监察，与此同时他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再加上国民党成都执行部也被要求成立，却最终没能成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谢持是迂回许诺了一番。



这个故事原本出自罗章龙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及毛泽东登门拜访时说的这番话，剧中强调这段话，正如同上文所说张国焘的言辞，都是暗藏机锋，不动声色间传递了信息、改变了利益格局。



所以谢持勉强接受了填写表格，不是因为毛泽东过于尊敬，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了希望。



但对于叶楚伧在执行部第四区选举大会上的破坏行动，毛泽东就不能让步了。因为谢持填写表格，只是谢持的事情，只是西南地区的事情，但第四区是上海的事，是很多人的事。



而我们查阅资料可以看到，谢持和叶楚伧，分别是孙中山指派的在四川和上海的一大代表。



所以当二大的选举全部变成无记名投票时，那叶楚伧还怎么能选上代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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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这样一个全局性的思路再来看这两件事，我们就会发现，干组织工作的毛泽东，远比干宣传、青妇、工农工作的其他人更容易成为眼中钉，于是毛泽东被枪打出头鸟了。



所以毛泽东生病离开了上海（当然这里面还有维经斯基和马林的博弈），从此以后他再没直接干过工人运动。



而如果说是为了养病，他在上海治疗是最合适的，而在长沙也能勉勉强强，可他选择的是去韶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卫生医疗条件的地方。



所以只有一个原因，他是主动回的韶山。



虽然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时期，毛泽东发展了大量的国民党员，但他也并没能牢牢抓住这支力量，他依旧在小洋楼里，他依旧在环龙路44号的小洋楼里。所以当叶楚伧对他刁难时，他会发现只要国民党上层失去了支持，他就会迅速败北。



所以他必须去抓住新的力量。



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搞了农协，建立了韶山党支部。



但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是，毛泽东在韶山还搞了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和国民党第四区分部。



是的，我党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核心力量，而国民党是他可以动员的重要力量。



那么，当时的大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能这么做？



答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



而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和毛泽东见了一面。历史并没有留下太多他们见面时讨论的内容，但我们知道，孙中山此次北上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在试图弥合南北矛盾，在为哪怕只有一点希望的南北和平统一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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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在见完孙中山后不久就离开了上海。



但结果其实我们知道，孙中山北上和谈失败，最终南北再次势同水火，局面一触即发。



恰好在这个时候，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崛起，这是国民党的革命军，由一群中层教官与基层新兵组成。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在孙中山和谈失败并且病逝的背景下，北伐就成为了这样一群人的最大诉求，他们每个人都跃跃欲试。



那么我们看看地图，从广东向北征伐，什么地方最重要？答案是湖南和江西。



所以我们会看到，回到韶山的毛泽东，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搞农民运动，而是先和开明绅士友好交流，办起了农校。



而在3月，当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才开始搞秘密农协。



因为他知道，湖南作为最重要的前线，农民一定会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不得不说，这是他对于时代局势变化的最精妙判断的结果。



于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在上海被排挤回家乡的人，却又一次抓住了有利时机，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东山再起，然后被广东国民党叫过去，专门负责代理宣传部长和农讲所工作。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上海的工作过于出色，被胡汉民和汪精卫注意到了，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个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他在湖南搞农运这几个月的声势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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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想知道他此时对湖南有多大影响，我们来看《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知道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实是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从湘军分化出来的一支旧部队，内部派系林立。



军长是谭延闿，在1922年春与赵恒惕发生战争后，湘军分裂，谭延闿率领这支队伍南下广州投奔了孙中山，参与了讨伐陈炯明的斗争。



而新湘军的组成必然主要是湖南农民，由此可知，他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在为湖南农民、在为第二军所写。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能量，毛泽东尽管在上海被排挤得不行，可是到了广州，他反而成为了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其余四人分别是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和林森。



是的，更高层面的组织工作又由他负责了。这一切都来自他这大半年在湖南农民中的威望。



而蒋介石这次也不再是一个无法当选代表的人了，他这时同时当选了黄埔军代表和浙江省党部代表，是的浙江这次求着蒋介石了。而背后折射的，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巨大的权力真空，以及黄埔军的崛起。



此外，本剧除了这些细节外，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会在每一集都给所有角色以字幕卡，尤其是这些字幕卡是带职务信息的。比如周恩来，刚登场时他是广东区委委员长，远没有进入领导层，但我们能从他每次登场的职权信息里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前进的。



图片





6



好了，现在我要总结了。



北伐前夕，很多人摩拳擦掌统一祖国，很多人都做好了准备，有的很充足，有的以为自己很充足。但没有做准备的那些人，比如谢持，比如叶楚伧，很快就没有他们的舞台了。舞台是属于做准备的人。



而回到本文开头，我说毛泽东在1927年只差临门一脚。这个临门一脚是什么？



是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谁都会说，但陈独秀、汪精卫等很多人说这话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迅速拿出枪杆子。做不到的话，也没什么说的必要。



但毛泽东不一样的是，这六年时间，给了他充足的准备，工人、农民、党务、组织、宣传，现在就只剩下军事了 而必要的人才储备、社会关系都已经到位了。



只等他离开高楼大厦。只等他离开小洋楼。



所以我们会发现，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每句话看似批评的是别人，其实都是他自己这六年来的自我反省。



只是他是能调整改变自己的。



就好比陈独秀能不能赞扬农民呢？也能。但这六年他一直在小洋楼里，没有和任何一个农民接触的机会，所以面对1927生死转折惊涛骇浪时，他只能退居二线。



这份名单可以数很长，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我们熟悉的人。



只是：这个世界是唯物的，是不等人的。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那你永远也做不好准备。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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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一 引言

我想谈谈我对从1966年开始的那十年的理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为什么失败了？后人的道路和他启动的那十年的路线是何种关系？今日的成功与他的探索是何种关系？他是对是错？还是说有对有错？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重大历史选择的难点在哪里？

我将融合两种视角：当时人的视角和2024今日之人的视角。

二  大背景：他想要避免的几件事

要分析他启动那十年的动机，最佳入手点是分析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希望避免的事情。我认为最主要的有六件。

1 变修，

2 走资，

3 政权由于内部原因垮台（完全失序或者是大内战），

4 向美苏两大帝国主义中的一家或者两家屈服（接受不平等的地位），

5 与两大帝国主义中的一家或者两家爆发三战级别的大战，

6 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

我先快速分析一下后面三件事。众所周知，在六十年代，他采取了同时坚决对抗美苏的外交路线。

事后看来，他的规划应该是通过对美苏施加压力以及利用美苏之间和内部的压力，迫使至少其中一方对华政策大转向，明显缓和对华关系，承认中国的应有地位，接受中国在政治上大体平等的前提下获取广阔发展空间。由此则可有效避免后面三件事。我不清楚他更偏向于哪一方转向（或许是美国），反正最终美国转向了。

好，现在我们来分析前三件他希望避免的事情。

首先是变修的问题。这里的压力是相当大的。首先是中国的旧社会传统要短期内根除不容易。而他在前十七年中也看到了不少可以证明有严重封建作风残余的例子，具体就不展开了。尤其令人忧虑的是存在着权力代代传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变修的一个基本标志。

另一个变修的压力来自于苏联的示范。因为意识形态方面的亲近原因，以及苏联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战争和建设成就，效仿苏联的动机是强大的。与亲苏势力合作斗争是他一生工作的主线之一，这一点大家不要忘记。同时要注意，五十年代前期在苏联帮助下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而五十年代后期甩开苏联进行探索，遭遇过惨重的失败。

为什么他不接受在模式上偏向苏联呢？显而易见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这么做了容易导致第四条恐惧变为现实，即在苏联帝国主义面前屈服。除此之外，他对苏联模式有深刻思考，认为中国偏向苏联模式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很大的问题。

苏联有严重的内部政治问题，这一点我想党内持异议的应该不多。别的不说，光是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这件事情冲击力就已经足够了。

在政治方面，变修完全可能是中国封建糟粕同苏联政治弊端的合体。上级对下级的严重压制，官僚体制对群众的严重压制，官僚体系对整个社会活力的扼杀，代际之间上升渠道的消失，这些都是完全可能出现的。而这是完全违背了革命者的初心的。

在经济方面，我们现在回头看，苏联经济有重大弊端是明显的。但我不敢确定在六十年代中期他是不是坚信这一点。不过就算苏联的经济模式表现还不错，苏联的建设经验也不能简单移植到中国。

即使五十年代干得比较好的时候也不是简单照搬了苏联的模式，而是依然有自己的很多主见。所以，即使要学苏联或者学其他什么国家（比如说美国欧洲），必然要有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主体意识。

下面说走资问题。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看，要彻底防走资是极为困难的。别忘了本来中国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非经典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了之后又在短短几年内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步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在这个阶段之前以及建立这个阶段之后，长期都存在着需要容忍一定程度资本主义成分经济的想法，甚至有“剥削有功”之类的论调。在民间，至少小资本主义或者小生产者小经营者的模式在很多民众眼中是自然合理的。五十年代后期出现的重大经济挫折也使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模式回潮变得颇有吸引力。

国际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是超过社会主义的。且不说美国在二战后积累的巨大优势，就算是美国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显示出了不健康状况，也不要忘记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强势崛起。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潜力远未穷尽。

因此，无论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角度看（要经历资本主义才到社会主义），还是从中国的国情以及国际局势看，一定程度的走资属于顺势而为，要挡住并不容易。

注意，走资和变修是可以同时发生的，比如资本主义以修正主义的方式复辟。此外，走资和变修显然也可能导致对帝国主义屈服以换取帝国主义对走特定路线的支持。

至于防止政权由于内部原因垮台，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前两条危险的存在。另一方面，在防范变修走资风险时措施过猛也可能导致矛盾过度激化（比如把军队完全搞乱）乃至倾覆政权。这其实也是他在执行那十年路线时常有反复的一个重要原因。

综合以上的分析，在六十年代中期的他看来，中国存在着不小的变修的压力，不小的走资的压力，以及可能相对低一些但依然存在的向帝国主义屈服的压力。与此同时，正顶着可能同帝国主义爆发战争的巨大外部压力，还面临被帝国主义联手压制的风险。必须坚决应对上述威胁，当然应对措施不能激烈到令政权垮台的地步。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他决定采用非同寻常的方式在国内防修防走资。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展开与美苏同时坚决斗争逼迫某一方转向的路线。所以那十年实际上是有内外两个大操作的。外部操作众所周知取得了重大胜利（当然没有完全锁定胜利，锁定胜利还有待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以及中越战争试出苏联底线），内部操作就是大家感兴趣的那十年的路线，也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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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撰稿人
五百年的因，五千年的果。最后的斗争，最初的承诺。

三 他心目中的噩梦：既变修又走资还向帝国主义者屈服

上面的大背景讨论分析了他最希望避免的六件事。这里小标题说的就是其中的三件。另外三件是爆发（针对中国的）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和政权垮台。

在他看来，爆发世界大战，由于外部安全压力而屈服于帝国主义以及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这三个风险可以通过他的外交路线有效控制：同美苏激烈对抗并逼得某一方大转向从而最终降低大战风险（虽然短期内会升高风险），解除被联手压制的风险，同时在政治上不屈服于人。事后看，他的这个高风险高上限的外交政策也的确最终取得了成功。所以如果对他的对外路线有信心（他自己应该是有的），那么他真正恐惧的噩梦前景就是中国既变修又走资和由此导致的屈服于帝国主义。

在他看来，出现这种前景无非两个结局：一是政权垮台，二是政权存续但已经是江山变色。总之，革命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损失掉。

四 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

变修，走资，又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条道路真的是不可能走通的吗？世故之人会指出曲线成功的智慧。

比如上面分析过走资很大程度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和国际形势下的顺势之举。你可以走一定程度的资，但总体上还保持社会主义的优势地位嘛。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模式的优点都能利用到嘛。

而所谓的变修，其中有些成分很大程度上也是难以抗拒的人性。再说了，要组织好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大生产，官僚层级机构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官僚的地位高了，那难免会被人觉得有点变修了。但这未必意味着政治的僵化乃至腐朽，好吗？哪个工业化国家不是这个样子呢？如果这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坐稳政权的代价，那该付还得付嘛。

再有，向强者屈服可以是策略性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屈服换来大战风险和被联手压制风险的降低，或许是完全值得的。用政治让步换取外部经济资源也完全可能得大于失。哪怕是他，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也有像抗战时国共合作之类的妥协或者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阶段性安排嘛。最终证明他没有被国民党降服也没有被苏联降服。后人难道不能学习这种曲线成功经验吗？

对于这种“一定程度上变修，一定程度上走资，一定程度上屈服，但最终可以胜利”的想法，我认为他的判断是：很难行得通。“红旗落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等评论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判断有没有道理？以当时的情势看确有其道理。

第一，这条路本身就是非常难的。

帝国主义又不傻，你向他们屈服了他们就不会给你套上各种枷锁？不会设置天花板？他们就不会渗透你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持有者也不傻。你走资了，他们就不会腐蚀你？或者裹胁群众对抗你？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在一国之内并存吗？如果你只搞一点点资本主义，那从资本主义得到的好处也就很小了。而如果你把走资的渠道搞大了，那到底是资本主义占优还是社会主义占优？哪一方会甘心自己居于二等地位呢？斗争是不是可能变得很激烈呢？就算和谐相处了，难道不会是官僚和资本家勾连在一起吗？你走了资，你是不是要倒向美国？如果你又同时向美国屈服，那有了美帝国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支持的资产阶级及代言人会不会试图夺权呢？

还有那个变修的问题。你以为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上级对下级具有极高权威的强势官僚系统之后人民群众就甘心接受吗？就算接受了，那这个官僚系统内部就不会因此自高自大吗？就不会私心过重搞权力代代传吗？

所以你看，绕来绕去怎么好像三座大山又要回来了呢？

还有，如果你倒向了某一个帝国主义而那个帝国主义自己混不下去甚至内爆了，你会不会被他拖下水？如果其中一个帝国主义和另外一个开战了，你有没有可能被绑上战车？

第二，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走通了一条几乎走不通的道路（我之前有长文“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详细分析），但走通一次不代表能走通第二次。

前一次能走通，和他的带队作用有巨大的关系，而他对他的同事的能力是有认识的。比方说他的若干同事或者前同事在革命期间若干次把事情办砸甚至濒临大失败。又比如说建国以后，主管经济的同事们搞经济工作出现了大灾难（当然他作为最高领导也不得不负很大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信任自己的同事在他身后去走那条难以走通的曲线成功道路？

第三，这条道路所需要的时间之长远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终究是一代人时间内完成了。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走通上述的曲线成功之路至少要好几代人。这就存在着一个事业传承的问题。你能几代人都出现英明领导吗？假如你搞权力代代传又会怎样？只要有一段出问题，整个路线就可能崩塌。西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早早就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了。

五  后来人的确选择了他判定走不通并想要避免的道路，但后来人硬是把那条路走通了

他的后来人选择的道路，按照六十年代中期他的认知，可以说是大大地走资了，明显地变修了。他的防修防走资的十年努力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各种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走资的案子被翻案了，他认为群众该有的造反式的“大民主”权力被取缔，上级对下级建立了很高权威，阶级斗争的提法靠边站了，私有制经济成分巨幅增长，资本主义地区的很多经济模式成为了学习模仿对象。

至于说向帝国主义屈服这个方面，其实一开始并非如此或者就算有一点也不厉害。 但由于苏联衰落乃至意外崩溃，最后以韬光养晦为标志也不得不对美帝国主义屈服了。屈服的程度恐怕超出了预期。

但是这条“乍看起来变修，一定范围内走资，一定程度上对帝国主义屈服”的道路，最后竟然真的曲线成功了。在2024年的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们终究是社会主义，所以本质上没有走资（可以说新时代对这个问题具有一锤定音的定性效果）。我们终究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封建式的修正主义者或者苏联式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前者你只要想想中国当今干部团的成分就知道；后者过于明显已经无需论述。而我们在长期屈服于帝国主义之后终于崛起为超越或者快要超越帝国主义的世界最强国家。

很多人都会问，我也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假如他不是去世而是休眠四十余年，那在他醒过来并了解情况之后，会如何评价这四十多年的道路呢？我想，只要他作为一个伟大唯物主义者的底色没有改变，他终究会承认后人选择的道路是成就辉煌的，只不过这条路是当初他不相信能够走通的。

他的确是误判了，但这并非一个低级错误。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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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关于后来人选择的道路，他误判了什么？

上文说到，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当时的情势做出的判断是很有道理的，他想避免的那条道路难以走通。但2024年回首，他的的确确是误判了：那条路就是走通了。那究竟误判了什么呢？我认为主要有下面几点低估。

1  他低估了自己的某些同事不断成长的能力。

我之前分析在他看来那条难以走通之路难以走通的原因时，提及他的同事们的能力从履历上看是很不令人放心的。然而历史证明，他的同事就是可以在政治上屡次挫折后，总结之前的很多失败教训（包括他本人的），在生命走向尽头之际不断成长，既展现了很强的设计大局能力又有关键时候的惊人抓机遇能力，最终出色完成领航，护航，交棒三大历史任务。

2  他低估了社会主义事业传承的可靠性。

在之前分析这条道路难以走通的原因之时，我还提到这条路需要以弱势地位走好几代人从而有很大的传承问题。这也是西方和平演变的希望之所在。但现实就是：中间虽有一些波折，但每次接棒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硬是搞出了连续五代优秀领航者。我在“垮掉的一代人”一文中提到过，有好几个历史关口都是可靠的半代人战胜了垮掉的半代人。

在交棒这件事情上，他的同事以及同事选择的后人们的水平是大大超过美国人苏联人的，也超过他。

3 他低估了帝国主义者的自残自毁倾向。

中国面临着被和平演变而变弱变糟的风险，帝国主义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在他身后两大帝国主义都有惊人的自残自毁倾向。大家可以想一想八十到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以及后冷战时期的美国。

帝国主义的力量使得他们对中国施加了足够大的压力，但他们的愚蠢和自残自毁又使得他们施加的压力不过分大。中国既不被压垮又能被压出潜力。

当然他在世的时候也会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之类的话，但他的一生中，帝国主义总体表现是相当凶残的。虽然他们也有很多失误，但其自残程度远远赶不上帝国主义后来人。平心而论，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他很难去假设未来的帝国主义行事竟能如此荒腔走板。

4 他低估了复杂机制对阶层固化的有力遏制。

我以前的文章分析过，哪怕到建国百年之际，共和国的阶层固化也极有可能不管横向比还是纵向比都处在一个相当低的阶段。虽然再往后会怎么样我不敢断言，但百年历程已经足够共和国走曲折登顶之路。

是什么机制导致了阶层固化被遏制？主要有这么几条：他启动的那十年的冲击，计划生育，开放环境下外国的吸引力，干部团的高度内卷，他的同事的操守，以及外部压力造成的干部团自身不敢懈怠。

有人认为，他启动那十年对于避免阶层固化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这使得建国勋贵集团未能代代传。我同意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但我不认为是决定性的。历史上常有的情况是：如果你的路线被彻底否定，人事布局被彻底清洗，那就会迎来反攻倒算，可能你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在他的晚年国内政治路线在被完全否定后，阶层固化完全可以被更猛烈地以更加难以抵御的方式建立起来。但这一切没有发生。这是他的同事们在特定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选择。再和计划生育等机制合力，未能阶层固化的路才走得下去。

5 他低估了中国人民谅解和向前看的智慧。

在他看来，如果变修走资向帝国主义屈服，人民群众不会答应。因为人民群众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因为人民群众不接受违背革命初心的行为，因为人民群众会觉得造反有理。因此，走那条他认为走不通的路线有相当大的可能会自己翻车。另一方面，有一个他似乎没有明说但我想是自然的推论：如果走了这条路而人民群众竟也逆来顺受了，那可能意味着变修的统治阶层对人民群众的压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这同样是黑暗的前景。

现实中发生什么了呢？后人的探索的确造成过各种混乱，也犯过错误。他本人的路线被否定这件事本身也被广泛认为是走了弯路。但回顾这几十年的历程，在挫折之后人民群众总是原谅总是向前看。

有人会说这是组织的压制力量强。有这个因素，但你必须承认人民群众确实没有真心想造反想报复，甚至没有想要非暴力不合作。如果他们想做这些事情，就算组织奋力压制并取得成功，付出的代价也会比现实中的代价高很多很多。

人民群众顾全大局，组织也就不会陷入过度恐慌而滑向愚民分民以自保。这样一来组织和人民的良性互动就能不断循环。

人民群众中既蕴含着造反和革命的伟力，也蕴含着忍耐进化的伟力。如果非常看重前一种力量并且把希望寄托在前一种力量上，那难免会低估后一种力量。他一辈子都是干革命的，对革命和反革命的倾向都相当敏感，但低估了人民群众“不造反”而是谅解和向前看的智慧。

浅贝

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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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他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上）

前面已经提及，他担心后人选择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他的应对就是自己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路：他启动的那十年。这条路最终没有走通，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

为什么这条路没有走通呢？这是可以长篇大论的，这里我只列举我认为最重要的四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先锋队组织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怎样的地位。问得更尖锐一点：保证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是不是最重要的？

在他启动的十年里，先锋队组织的骨干核心力量被反复冲击（往往调动先锋队之外的群众力量进行），大量的骨干组织力量被冲垮了。他认为这是可以付出的必要代价，要由大乱过渡到大治。如果效果好，还可以七八年来一次。他觉得这种方式可以让先锋队组织保持不变色，也不断让群众受到教育。在教育好的群众中还可以不断获得新鲜血液。

这次社会实践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先锋队的组织，特别是其中的骨干核心，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锻造出来的。中国革命史证明了他们的含金量，而那十年的折腾证明了他们整体上是难以替代的（虽然局部的损失可以承受）。新鲜血液怎么办？得让先锋队组织的骨干核心自己传帮带。是的，变修的风险是有的，但是冲击组织核心试图“由大乱到大治”的方法副作用更大。

先锋队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强大政治系统，你把它搞乱了甚至很大程度冲散了，不管大家动机再好再努力，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得到混乱而且是其残余动员力加持下的高烈度乱局。折腾来折腾去人就迷茫了，损失会很大，信心慢慢就不足了。时间长了，阴谋家会一波一波长出来。你再去打阴谋家，人心就更乱了。外面还有帝国主义的压力并且面临着对外路线的大调整。更不用说还有预期寿命的问题：自己的时间不够了。放手锻炼人民的余地越来越小。

如果让我总结十年留下的最大的一条政治经验教训，那就是：先锋队的组织具有第一等的重要性，比先锋队的路线重要，比先锋队的意识形态重要，比一时的人心向背重要。而先锋队的地位首先要体现在骨干核心组织尤其是中央的权威上。领袖要通过建设好和领导好先锋队组织尤其是中央来实现历史任务，不能幻想通过明显削弱先锋队现有组织而成事。

如果不能明确先锋队领导地位的头等重要性，别的政治正确的事物就可能试图来填补这个“地位真空”，比如人民民主，比如不断革命，比如阶级斗争……

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后来在四项基本原则中得到了强调。当然此时还谦逊地把这一条作为四项原则之一，而不是单独压倒其他项的内容。但我从小就认为，四项基本原则里最核心的就是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其他几条的地位在实际工作中要低于这一条。为何？其他三条（社会主义制度，马列主义指导，人民民主专政）有很大的诠释空间，但先锋队的领导地位是非常实在的妥协余地很小的：听谁的？跟谁走？这可没有太大模糊空间。

到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终于正大光明地把先锋队组织的领导地位的最高重要性明确说出来了，这是这一时段的一大政治成果。

浅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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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他选择了另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最终没有走通（中）

第二个问题是政治文化水平提升的难度。

那十年是以文化冠名的。他看得很准，人是最根本的因素，比制度重要。政治上的持续可靠性归根到底是基于教育人并提升全社会的政治文化和觉悟，最好实现“遍地尽舜尧”。这将是一场文化上的革命。

这种想法，我认为和之前的长期政治教育获得巨大成功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农民原本是多么缺乏见识，但是在接受教育之后觉悟可以有大提高，从而使民众中的革命伟力被激发出来。建设年代移风易俗乍看起来是多么难，但十七年间在改造思想从而改造社会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再往下，难道就不能再更进一步培养政治认知水平很高很可靠的一整代人吗？

我认为这十年的实践证明了：这件事就是难到了无法实现的地步，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政治文化水平的提升，有一条先易后难的学习曲线。他搞成功的那些经验（革命和十七年间的“前半段”政治教育），虽然在世界上被压迫地区看来算是了不得的大事，但远远没有他想做成的“后半段”提升那么难。

在此我要做一个类比：理科文化学习的难度曲线。以往几千年，人类的理科知识都很匮乏（按如今标准）。而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普及理科的初中等教育之后，人们发现最起码小学和一部分中学的理科知识是可以大面积普及的。这件事说难也难，说不难也没那么难。说难，是因为它需要社会的整体进步需要搭建起普遍教育的体系。说不难，是因为搭起了靠谱的体系后还真就能基本普及。但是，（以微积分等数理知识为代表的）大学理科知识，被各国的实践证明是没有办法普及的。

我认为，政治文化水平的提高是类似的。从他早年到五六十年代所取得的全民政治教育的伟大成就，就好比普及理科中小学知识。 但他那十年内想干的就好比试图普及大学理科知识。前面再成功也不意味着后面能做到。人类似乎就是只有这个水平。

政治文化普遍提升的天花板，理科知识普遍提升的天花板，这两个东西是人类文明发展之路上的两个巨大路障，在可预见的将来我看不出有移除的可能，而他一头撞上了其中一个。他的尝试非常勇敢，做不成也正常，而且或许以悲壮方式探测出了这个教育天花板式的“文明过滤器”。

第三个问题是政治力量的对比问题。

他无疑是组织中能力最强的人，也是中国革命的最主要领导。但大家需注意，他取得的成就是在一批能力非常强的人配合他的情况下取得的。这些同事认为，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之下他是最有希望为革命找到出路的，所以支持他。当他选择了那十年的路线，当他把冲击的对象指向先锋队的组织和骨干核心力量的时候， 那些除他之外最有力量的人大部分就不支持他了，虽然有的在明面上似乎没有反对甚至表现得好像是支持。

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看到，那就是最伟大的个人对抗不过次伟大个人组成的群体。他很强大，但先锋队骨干核心群体更强大。他能动员群众，对方也能。他的个人寿限也熬不过一个群体。

至于说他为什么得不到能力最强的同事的多数支持，下文还会分析，简单讲就是他们也是完全有道理这么做的。

这里的力量对比本应该是很明显的，任何厌恶高风险的领导人都几乎不会选择他的路线。奈何他一辈子以弱胜强的事太多，一直没有找到以弱胜强的上限在哪里，直到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