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和观察（三）

浅贝

中青报曹林：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


近日，《财新周刊》发布文章《“武威抓记者事件”内幕》，其中提到《兰州晨报》记者张永生在报道几起社会案件后发现“被武威公安盯上了”，“就希望我们报道政府的业绩，什么案子啊一篇社会新闻都不让发”。随后在时任武威主政者火荣贵的压力下，宣传部门和警方少数人自导自演针对张永生制造了一封“举报信”，并借此制造了一起冤案。其后火荣贵的“高参”称“如果谁再做负面新闻，就是张永生的下场”。事实上，从表面上“消灭”负面新闻的人，偏偏成为了这座城市的负面新闻。



近日，山东省委要求省级新闻单位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不积极、不到位，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


今天，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曹林发表评论《很多地方开始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恶果》，谈到了舆论监督缺乏，会给公众带来的焦虑，往往引发舆情爆炸，而官员舆论回应能力的退化，也只会让塔西佗陷阱进一步加深。


以下是曹林评论全文：


出一点问题就会被曝光，民众不会有这样的焦虑，新闻也不会是“爆炸性”的，“日常顺畅的曝光”会让人放心。前段时间一句话在网上被广为传播，代表了一种人心：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反之，报纸上脏，社会反而让人放心。说的也是这个意思。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
曹林｜文



前几天，山东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要求媒体要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行为坚决予以曝光。——竟然发文要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这个听起来怪怪的要求，受到了一些网友的讥笑。舆论监督是媒体的第一本能，就像猫捉老鼠、啄木鸟抓虫、老虎吃肉一样，不捉老鼠的猫，那还叫猫吗？那叫宠物猫。“媒体本能”竟还要发文去要求，这是对媒体的羞辱吗？当然不是。



很多人怀疑山东官方“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诚意，说实话，我倒不怀疑，而觉得这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很多地方已经渐渐品尝到了舆论监督凋零的苦果和恶果。对“调查报道黄金时代”的集体怀旧，怀念调查记者之类文章的刷屏，是民间舆论场的反思；而像山东这样要求官媒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则是来自官方的反思。



想到几年前类似的“求舆论监督”，四川纪委书记王雁飞跟当地媒体座谈时坦言：“主旋律不是说只大唱赞歌，批评报道有利于我们改进，批评报道同样是主旋律。”他说：自己在四川工作了四个月，还没有读到有关的批评报道，感觉媒体的思想还不够开放。他希望媒体加强监督，“包括针对我们的队伍，搞一些批评报道，没有问题”。



相信这些“求舆论监督”的态度都不是装出来媚众的公关之术，而是真正看到了舆论监督缺失带来的种种苦果，背后是对种种问题的忧患和危机意识。毫不夸张地说，舆论监督就是一个社会的YI苗，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给社会种牛痘，在暴露问题中给社会排毒，在释放压力中完成“减压阀”功能，在客观报道中给国人一面正确看待自我和他者的镜子，避免自上而下的认知失调。舆论监督的调零和缺失，带来了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

一　失去减压阀门，舆情呈现无规律且爆炸式



不少地方官员都跟我过聊过一个话题，他们觉得越来越怕舆情，因为现在很多舆情越来越“无规律化”，一篇自媒体报道就能点燃一个爆炸式的舆情，一间之间形成病毒式的传播，迅速发酵，迅速升级，迅速敏感化，迅速不可控，官方既有回应系统根本来不及启动，舆情好像就决堤了。不是不想“及时回应”，根本就来不及啊。黄金24小时，黄金12小时，黄金8小时，黄金4小时，纸上谈兵，根本没有用。此次YI苗舆情就是如此，一夜之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蔓延成一片焦虑的汪洋。



这就是舆论监督凋零带来的恶果啊！



这家公司的问题，以及公众在网上的诉求，不是一天两天了，如果日常舆论监督畅通，媒体对这种涉及重大民生的企业和领域的监督没有障碍，出一点问题就会被曝光，民众不会有这样的焦虑，新闻也不会是“爆炸性”的。一方面，日常的舆论监督会对企业形成约束，更重要的是，“日常顺畅的曝光”会让人放心。前段时间一句话在网上被广为传播，代表了一种人心：报纸干净了，社会就脏了；反之，报纸上脏，社会反而让人放心。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让公众知道的真相越多，人心就越有安全感，这就是舆论监督的最大意义。否则，平常看起来“岁月静好”，突然在食品或药品安全上曝出一个大新闻，对公众的冲击将是爆炸式的。人们会怀疑平常的那些“好消息”是不是假的，即使问题并不严重，但缺乏舆论监督报道的日常铺垫，人们会把问题想象得严重得多。――这种舆论黑箱下的一种心理补偿机制，也是信息不对称下本能的心理防卫，对“突发负面”的报复性反弹。



如果日常的舆论监督顺畅，人们一方面会觉得“负面无法遮掩”，对信息透明有信心，另一方面，日常的监督报道提高了公众的心理阈值，对问题会有一个稳定和理性的判断，不至于动辄被那些消费公众焦虑感的爆款网文带节奏，不至于不出事则已、一出事就是“大新闻”。



舆论监督顺畅的传播语境中，舆情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就是新闻规律，日常点滴的释放成为问题的阀门，传递了常态的信号，很多“公众反应”是可以预期和预判的——日常零星的报道，给了官方窥见公众反应的机会，也让公众窥见政务、理解官方，信息对称之下保持良性的舆论互动和良性的舆情基本面。而舆论监督的缺失，打破了这种平衡，两个舆论场无法打通，舆情变得越来越没有规律，动不动就是失控的爆炸式，互动模式变成彼此充满敌意的“互相伤害”，而不是良性互动。这种互相伤害的状态中，官方既有的应对系统被爆炸式的舆情所碾压。







二　失去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越来越无力



在过去的评论中，我经常谈到这个理念：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是媒体的一体两面，不能指望没有舆论监督的舆论引导。一些地方领导，只希望媒体能在地方陷入某个丑闻、卷入某个舆论麻烦时，能帮着政府部门去引导舆论，让公众相信官方。——却不欢迎媒体日常的舆论监督，甚至以软性或硬性的方式抵制媒体的监督，听不进批评，看不得“负面报道”。媒体如果没有舆论监督所积累的公信力，根本不会有舆论引导力，说什么公众都不会信。



舆论引导，不是想引导就能引导，引导是需要“资本”的，这个“资本”就是公信力。公信力的本质在于，说了别人会信，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能力。对于媒体来说，就是通过日常报道证明自己是一个说真话、报道事实、捍卫公共利益、负责任的媒体。——而这种公共性，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舆论监督报道所形塑，激浊扬清，鞭挞丑恶，揭露腐败，追问真相，回应民众的诉求，尊重公众的知情渴求，与民众有着良好的互动。权力是依赖的函数，公众充分依赖一个机构，遇到问题去寻求曝光，有疑惑时向其寻求确定并权威的解读，这个机构就拥有了公信力。



当然，媒体要报道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不只是批评和监督，也有阳光、温暖、柔情和岁月静好，总之，要客观地反映这个真实的世界。在媒体公共性和公信力的塑造中，舆论监督报道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没有监督，没有批评，没有问题，媒体呈现的肯定不是一个真实的社会――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这话说得有点儿极端，但现实是，当人们从媒体报道中读不到真实、真诚和真相时，对媒体说的所有话都会持一种保留态度，媒体也就没有了公信力。



公信力是引导力的前提，失去了公信力，说的话没人信，那媒体怎么去进行舆论引导呢？可能很多地方干部已经尝到了“媒体缺乏公信力”带来的恶果，出事后，通过本地媒体发通稿，借助地方媒体发声，可媒体说什么老百姓都不信，人们把媒体当成官方“附庸”。



中国当下在公共管理中最缺的资源也许是“第三方资源”——即让谁去说公众才会相信。“第三方”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公信资源，也就是站在中间，利益无涉，切蛋糕的不分蛋糕，踢球的不当裁判员。如果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身陷利益之中，老子儿子关系，上级下级关系，有着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利益输送勾连，不是利益无涉的第三方，说话当然没法让人信。所以，舆情当前，很多地方常会陷入“谁说都没人信”的陷阱中，这个部门说，没人信，因为面子相连；那个部门说，没人信，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另一个相关方说，也不行，会包庇下级。无论谁说，公众都觉得不是客观中立的第三方，都有某种利益和权力关系。



第三方在哪里呢？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法院和媒体应该是最主要的“第三方资源”，权利受到侵犯，普通人起码有两个渠道可以寻求救济，一是法院，一是媒体――也就是法治社会人们挂在嘴上的两句话：到法院告你去，到媒体曝光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法官做出裁决。可现实是，我们的司法存在不少问题，有时候判决缺乏公信力，维权者常去寻求媒体报道的救济。媒体应该成为另一种可依赖的“第三方资源”，站在客观中立角度，用符合新闻专业规范的报道，以事实和真相去“澄清谬误”和“明辨是非”。――可如果一个媒体平常看不到舆论监督，都是正面报道，都是歌颂赞美，人们怎么会把媒体看成是可信的“第三方”？



“塔西陀陷阱”这词这段时间很火，说的是公众对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失去信任，无论官方说什么，公众都不信——即使说的是真相，公众也觉得是政府在“洗地”，辩解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老百姓成为“老不信”。其实，最怕的不是官方落入“塔西陀陷阱”，而是媒体也跟着一起掉进这个陷阱，媒体的报道也没人信了，人们觉得媒体跟官方“站一起”，那是最糟糕的。热点事件中，媒体应该能成为客观的第三方，用客观报道去还原真相，用事实和常识驱逐谣言，用理性驱散情绪，可当媒体因为失去舆论监督能力和批评功能，都是正面消息，都是点赞鼓掌叫好，跟政府绑得太紧，甚至完全成为地方传声筒，怎么能让公众相信“舆论引导”中所言是事实和真相呢？







三　舆论失压下，舆情回应能力的退化



我曾经写过一篇评论，批评某地是“一个没有新闻的城市”。——据说后来当地一个领导很不满地说：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新闻呢？我们只是没有负面新闻，而多是正面新闻。怎么可能呢？正和负是相对存在的，你能找到一张只有正面没有反面的纸吗？我说的“没有新闻”，当然不是指报纸上没有报道，而是指没有舆论监督类的新闻。没有新闻，权力和治理缺乏舆论监督的“修理”，一个地方的社会生态和官场生态肯定好不到哪里去。



没有新闻的地方，尤其是官员，一定缺乏面对媒体和公众诉求时的回应能力。对于官员与媒体的关系，著名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先生有个很妙的比喻，他说官媒关系就好像合作开一辆车，官方是踩刹车的，媒体是踩油门的。车要稳稳往前开，需要刹车和油门的精妙配合，媒体通过曝光推动问题的治理，官方通过回应避免舆情爆炸，就是刹车的功能。没有新闻，缺乏舆论监督的推动，一个地方平常死气沉沉，一旦出事，往往是爆炸式。而官方由于平常缺乏舆论监督的“修理”，舆情面对往往呈现出“不敢说、不会说、不愿说”的傻白甜状态。



说实话，如果我们的官员在日常没有面对一个真实的媒介环境，给他们营造了一种“出事反正会有上边给擦屁股”的预期，没有日常舆论监督的压力，回应公众的能力会越来越退化，这是课堂上那些所谓的“模拟演练”无法补救的。没有一般性的舆论监督报道的磨练，有些官员对舆情的心理阈值极低，一点小事也会如临大敌，一点小批评也会恼羞成怒，过度的“应对”只会刺激更强烈的反应，小事“应对”成大事。







四　马屁体下形成对已对人的战略性误判



前段时间上上下下反思了这两年盛行的吓尿体哭晕体，这些浮夸的文风不仅形成了舆论场上的膨胀，传播了浮躁、盲从和自大，更大的恶果是，造成了我们对自己、对他国的战略性误判。



整天被那些文章熏，眼中都是这厉害了那厉害了，美国人每天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起码尿10多次，欧洲人动不动就为中国的成就震惊流泪，印度日本动不动就跪就晕。——眼中都是这些浮夸风式的放卫星，都是各种马屁精的表白，久而久之，正像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所言，忽悠了自己，忽悠了领导。――反正别人是忽悠不了的。整天熏在这些文章里，能理性吗？能冷静吗？能客观看待自己吗？如此扭曲了世界扭曲了自己，能有一个健康的世界观价值观吗？



整天活在这种文章中，越来越走向心灵的封闭，误判了别人，觉得别人都是纸糊的，害怕中国，动不动就跪。误判了自己，觉得自己是老大，能主宰世界了。――可真相并非如此，没有对真相的揭示，没有让人冷静的凉水，都是让人狂躁的鸡汤，真打起来，不知己知彼，怎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舆论需要平衡，信息应该尽可能地充分，不能失真。假如舆论场上多是那种吓尿体、马屁体、自拍美颜体，没有正常舆论监督的平衡，没有批评报道，传播就会形成扭曲的哈哈镜效果，失去了通过媒体客观报道塑造理性价值观和健康世界观的框架功能。



还有，舆论监督的凋零，也使当下传统媒体面临的最大危机，很多新闻在传统媒体上看不到，人们只会进一步抛弃媒体，塔西陀陷阱进一步加深。



舆论监督凋零，理性的负责任的报道跟不上，而碎片化的网络表达又呈爆炸之势，自媒体太多，调查记者太少，事实报道跟不上，事实缺席下情绪爆炸。



舆论监督凋零，没有日常舆论监督报道的脱敏，很多问题都会“敏感化”。――脱敏是最好的舆情减压方式，而缺乏日常脱敏，寄望突发事件的舆情压力下去脱敏，很难做到。



听得见最尖锐的批评，提高对批评和监督的耐受力，尊重新闻专业主义，尊重媒体的舆论监督，尊重媒体累积公信资源的公共性实践，而不能用过于工具化和功利性的心态看待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回归常识，尊重媒体成为有公信力的、让公众依赖的第三方，是媒体之幸，公众之幸，也是政府之幸，国家之幸。愿山东“鼓励舆论监督”之举真能落到实处！

浅贝

这 “太监病” 一旦传染起来……

这 “太监病” 一旦传染起来……


原创 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呦呦鹿鸣  今天
这个世界有点疯狂。

怎么个疯狂法呢？昨天，武汉市长接受了央视新闻面对面的访问，随后，各种“顶武汉市长”文章就出现，再然后，开始称赞：“市长是一条汉子”，“勇气、担当、莫大的心胸与坦荡”，而且分分钟十万+。






这是什么病？这就是太监病。请问，疫情控制了吗？没有。当前医护人员的物资供应充足了吗？没有。大家都买到口罩了吗？没有。病毒退却了吗？没有。500万在外的武汉人有家可回了吗？没有。武汉市长直面了1月1日严肃查处八名武汉“造谣者”导致贻误战机的问题了吗？没有。武汉市长直面了武汉举办万家宴、联欢晚会的问题了吗？没有。

甚至，火神山、雷神山医院都还没有建好，很多病人都还无法得到正常收治，这个时候，就开始称赞市长了？如果不是中央说要信息透明并先直播，这位市长会上电视？

纵做鬼，也幸福？你们是不是太着急了一点？！你要拍马屁，那也等“胜利”了再说好吗？但是，还别说，病毒一个月才传了几千人；这种太监病，一个晚上就传染到十万人以上。

太监病传染起来，可比病毒厉害多了。武汉为什么最后不得不封城？不就是因为之前封嘴吗？全国人民为什么要为一个本来区域性就可以解决的卫生事件集体埋单，一大原因，不就是因为太监太多了吗？

也有病得比较早的。大年夜，湖北日报集团给武汉市政府写了一封道歉信，说该集团一位记者发微博“给领导添了堵”，现在已经启动对记者的处分程序，以后全集团所有员工只能“大合唱”。态度诚恳是诚恳了，只可惜留了一个BUG：我们从未听说有哪位太监的嗓子大合唱是好听的。

我在昨天的文章里说，2018年，武汉的科学家在猪身上发现了一种和SARS类似的新型冠状病毒；2019年，武汉举行了“联合卫生应急演练”，模拟武汉遭遇“输入性中东呼吸综合征”，和SARS一样，这也一种冠状病毒。也就是说，无论是演习上，还是研究上，对这次新型冠状病毒，武汉比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更有准备。武汉还有其他城市难以比拟的医疗资源。

这一手牌打到今天这个样子，市长还可以被称赞为“一条汉子”？请不要侮辱“汉”字。好不好？

太监病传染起来，还有一大症状是到处咬人。比如，我昨天呼吁要重视口罩质量问题，因为从2003年以来，湖北仙桃（中国一次性口罩产量最大地方）的一些黑心厂家先后借非典之机，借甲流之机，向市场投放大量黑心口罩，数量越来越大，2019年还被屡次曝光。结果，今天就有人咬呦呦鹿鸣了（套路是先表示理解支持市长），用力还很猛：






这篇文章里所批判的“这位号主”就是我了。在这位太监病初级患者的口中，呦呦鹿鸣呼吁重视口罩质量问题，就是“管闲事”，就是“画蛇添足”，就是造成“负面舆情”，就是需要被斗争的“人性的阴暗和邪恶”，就是“无良媒体贪婪的吃相”，呦呦鹿鸣就“不应该有容身之地”而应该让道给“主渠道官媒”。



试问，从2003到2019，这么多年了，劣质口罩问题屡屡复发，规模越来越大，难道是我的错？如果那些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因为劣质口罩被感染，是谁的问题？



在第三篇文章《盲目恐惧与理智恐惧》里，我说：“与其说我们面对的是与病毒的斗争，不如说，我们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那些肆无忌惮违法违规吃野味的人，那些自私自利挑衅公共安全底线的人，那些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唯上不唯实、不实事求是的人，那些思维还停留在大清朝的人，正是我们要战胜的人。像暴露病毒一样，暴露他们，战胜他们，就会胜利。”



现在，我要往里面加上一条：“以及那些患了太监病的人”。



对于这样的一种风向，绝不能听之任之、视而不见，必须一探头就打。朕的大清都亡了，要这么多太监来干嘛？

浅贝

起底华南海鲜市场及幕后老板：谁在放纵地下野味市场？


一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打响。

关于新型冠状病毒国家卫健委今天上午更新了最新数据：截至1月27日24时，全国30个省（区、市）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515例，现有重症病例976例，累计死亡病例106例，累计治愈出院60例。但关于病毒的源头始终未有定论。

根据多个媒体公开报道显示，病毒爆发的源头是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自1月1日封市后的第25天，科研人员首次从这里的585份环境样本中，检测到33份样品含有新型冠状病毒核酸，这意味着，在科学上，可以确认此次疫情与华南海鲜市场的野味存在关联。

　

虽然，早在1月24日，一个中国联合团队在《柳叶刀》上发表论文指出，前期41个病例中有13例与海鲜市场无关，美国《科学》杂志也刊文称，海鲜市场可能并非病毒的唯一源头。但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华南海鲜市场仍然是追溯病毒源头的一个重要地标。

重返华南海鲜市场，背后还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细节：一家海鲜水产市场为什么能卖野生动物？又为何能占据汉口火车站旁的黄金区位，屡被查封，屡拆不掉？被查封后幕后老板从未露面，人称“大哥”的余祝生到底什么来头？武汉当地是否有保护伞？

“无证”的拷问：野味市场的潜规则

在被查封前，华南海鲜市场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海鲜水产批发市场，位于二环旁边，距离汉口站直线距离不到一千米，开车三分钟。按照2019年春运数据，汉口站日均集散量超过14万人次，单日最高达16.42万人次。

而就是在这个处在黄金地段的海鲜市场，管理上的混乱，恐早为疫情的蔓延埋下了祸根。

“要想吃‘尖板眼’的东西，市内只有华南海鲜市场买得到。”一位餐饮行业的业内人士用地道武汉话直观描述了华南海鲜市场在当地的定位。“尖板眼”在武汉话中指稀奇古怪、与众不同的东西，在“好吃佬”口中特指各种“野味”。


根据相关报道，华南海鲜市场不只卖海鲜，它是个综合性市场，至少有8家商户在经营各种野生的飞禽走兽。在一张大众畜牧野味价目表上，最贵的是小活鹿，售价6000元，最便宜的是蜈蚣，5元一条。此外，活鸵鸟4000元一只，活孔雀和活狐狸均为500元一只。

曾是华南海鲜市场的常客、武汉餐饮行业老板王先生向媒体透露，一些价格比较高的野味并不是放在摊位上卖，而是有固定供货渠道，货到了会通知买家过来拿。“华南海鲜很大，还分东区和西区，有几家卖野味的位置偏僻，藏在角落里，要不是有熟人带着去，很难找到。”

王先生回忆，过去很多餐馆都在海鲜市场备货，春节期间也是居民们买年货的高峰，大冬天都能挤出一身汗。这里所贩卖的动物种类繁多，有可传播鼠疫的啮齿动物旱獭，俗名“土拨鼠”，还有果子狸、豪猪、黄麂、豹猫，甚至还有商家捕捉宠物狗当肉狗卖。

然而，“生意兴隆”的华南海鲜，在周边居民眼中是“脏乱差”的罪魁祸首。在附近上班的唐女士说，每次走过去下水道都是一股味道。而在封市之前有记者曾探访华南海鲜市场，视频里一家卖野味的商铺里遍地的血水，动物尸体堆积在几十个笼子里，卫生状况实在堪忧。

事实上，华南市场因为其售卖活禽、野味等行为也曾一度被当局要求整改，但最终未能实施相关行动。而自SARS发生17年来，对野生动物的经营利用，国家法律法规有严格的管制规定，即便是非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仅要林业部门的合法经营许可，还得受到市场监管和检疫部门的报批。

然而华南海鲜市场的这些商家，是否有经营野生动物的许可证，现在依旧是个谜。至于是否有商户偷偷贩卖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动物来源是否合法，有没有检疫证明，这些问题同样留下重大疑问。

1月22日，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其未向华南海鲜市场颁发野生动物经营利用许可证。1月26日，其值班人员又改口称，印象中野生动物经营许可，已经下放到区，但是否有对华南海鲜市场商户进行审批，还需进一步了解。


西北某地市林业主管部门退休官员则透露一个普遍存在的潜规则，“在经营许可证下发同时，主管部门会开出一张处罚或作废许可证的通知，但不填写时间。为的就是一旦出事，（经营业主）你自己填上时间，这个时间要早于出事时间，这样主管部门就免除责任了。”

更匪夷所思的是，在疫情影响扩大，一些省份启动一级响应之后，作为源头的华南海鲜市场，竟然出现组织商户集体现场退租的“神操作”。正是对疫情的麻木，管理层面对野味交易的掉以轻心，才让华南海鲜市场成为了新型冠状病毒产生和传播的温床。

至于负有守土职责的有关部门、人员，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甚至包庇纵容，让带有病毒的野味流向餐桌，这些问题也需要有个明确的交代。

被举报“黑势力”：“大哥”余祝生什么来头？

据华南海鲜市场周边居民的说法，“华南海鲜和华南果批这两个市场在这里十几年了，一直传闻要拆，但始终不见动静，现在汉口站是武汉的门面，对面就是武汉市公安局的大楼，周边都拆的差不多，但一直没拆下来。”其中原因令人费解。

而在此次疫情发酵后，华南海鲜市场幕后老板的身份，也引发了广泛猜测。天眼查显示，华南海鲜市场，实际隶属于武汉华南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南集团”），其法定代表人为余甜，股东余其泽，系余甜的弟弟。余甜据传与官员之子结婚，其父亲余祝生被当地社会人士尊称为“大哥”。

据公开资料显示，余祝生1962年生人，出生在武汉一个城中村，是家中第八个孩子，上面有4个哥哥、3个姐姐，文化程度很低，小学未毕业，早年在建筑行业打拼，其中，1994年注册成立的武汉市华南桩基有限公司，系余氏家族最早企业。2019年10月26日，刚刚与前妻赵红办理离婚证，双方未有共同子女，其与赵红结婚前，与前妻育有余甜、余其泽姐弟俩。


一位知情人向媒体谈及余祝生时称：“确实是大哥，喜欢赌博，钱多、地多、房多、大气、大方。他有外国国籍，全家都不在国内，具体在哪个国家，目前不确定。”至于此前媒体报道的信息：余和当地部分官员“走得很近”，“余甜和官员之子结婚”的传闻，知情人士表示“不清楚”“暂不能确定。”

1月27日，一篇题为《举报武汉肺炎源头：华南市场老板为何藏得这么深》的举报信，发布在名为“天下说法”的公众号。《新民周刊》记者查询发现，该公众号的注册主体是中国政法大学疑难证据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丹红，文中吴律师写道，今年1月初，他接到一份来自武汉的举报信，矛头直指这个余祝生。

该举报信称，余祝生长期以武汉华南置业和武汉华微物业为依托，纠集、组织有前科劣迹人员、社会闲散人员以及其亲属、司机，形成称霸一方的黑恶势力集团。具体违法行为包括私刻印章，侵吞公司租金收入；多次实施暴力胁迫手段和非法拘禁，实现强迫交易；抢夺清华工贸公司印章，并冒用公司名义侵吞补偿款等，并称举报人对言论的真实性负责，且有证据支持。

结合以往公开的资料及事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些端倪。比如，至今在天涯论坛上，仍然能看到声讨余祝生对唐家墩城中村区域的“强拆行为”，在2011年的帖子中，发帖人提到唐家墩房价1万元左右，但华南（置业）给出拆迁补偿只有1800元。

一位比较了解该区域的业内人士更向媒体直言：“要想把一个市场做起来，老板不可能没点手段。”他解释：“原来市场旁边是城中村，市场里面经常有商户扯皮打架，老板可不仅是收租子，还有维持秩序，没有点手段和势力不行。”

事实上，余祝生学历不高，根本不会管理市场，全靠前妻赵红往来处理关系。据公开信息显示，赵红，1965年生于湖北武汉，1998年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武汉大学官网一篇文章称，赵红还在2006年进入该校，攻读新闻与传播学院艺术摄影专业。目前，赵红在湖北、武汉摄影界颇具声名。

作为余祝生背后的女人，赵红是赵余家族中唯一高调的一位，其他人信息则鲜见于互联网。此前，媒体曾援引余祝生一位亲属的话称，余祝生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位“大哥”，但赵红曾斥其“德不配位，必有灾殃”。

早年赵红曾学过企业管理，也因此，在1994年两人结婚后，从1999年到2006年之间，赵红曾管理过华南海鲜市场。余祝生这位亲属说，赵红在管理期间，还是很不错的。“非典、禽流感时期，每天消毒，一起（传染）都没有发生，这个你可以找工商部门核实。这次事情出来，也有很多人问赵红，实际她早就不管企业了，而和余祝生也没有联系了。”

余氏的野心：家族实控50多家企业

当然，余氏家族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据天眼查资料，余祝生及其家人，实际控制企业多达50多家，除了大量企业在武汉注册外，在北京、上海、天津、西安也有注册企业。这些企业涉及房地产、建筑、物业、典当、传媒等多个领域。但赵红、余祝生，在近年多次工商变更后，渐渐从企业董监高信息中淡出，余甜则开始显名。

2015年4月1日，余祝生退出华南海鲜市场股东开始，创业一代向“二代”的权力交接已经完成，变更为余祝生之子余其泽持有51.5%的股份，余祝生之女余甜持有48.5%股权不变；到了2017年3月28日，华南海鲜市场的股权则变为余甜与余其泽平分。

值得注意的是，天眼查数据显示，这家水产批发市场于2018年1月9日又进行了经营范围变更，经营范围由只包含市场物业管理、停车场经营，变更为增加了水产品、初级农产品的批发兼零售，以及食品销售。

以“余祝生、余甜、余其泽”为核心成员的余氏家族已经将生意铺到食品、地产、金融等多个领域。余甜目前在12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在20家公司担任股东，在18家公司担任高管，对34家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其弟余其泽目前在3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在12家公司担任股东，在12家公司担任高管，对32家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


放权后的余祝生目前仅在1家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即武汉市华南混凝土供应中心，他曾经任职的7家公司现在的法定代表人均已变更为余甜。赵红只在武汉华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厨具酒店用品批发市场分公司担任法定代表人一职，并且该公司已注销。

《新民周刊》记者逐一联系所有企业留下的手机号等，但均未获正面回应。记者也曾分别拨打赵红、余祝生手机号，并发送短信，但未获接听、回复。

浅贝

为什么是应勇、陈一新、尹弘？
原创 镇长助理  大树镇长  前天



2003年4月20日，正在北京SARS最严重的时候，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的王书记被紧急调任北京市长，扛起救火大旗。



2020年2月13日，上海市市长应勇调任湖北省省委书记，这也被视作新型冠状肺炎疫治理情的重要转折点。




上任之初的应勇即赴火神山医院视察



从疫情被发现的12月份至今，各色人物悉数登台。虽然潮水还没褪去，但谁在裸泳也几近一目了然。



在这场战役里，许多关键人物正闪闪发光。譬如奋战前线的医生，踊跃捐献的爱心人士，不辞辛劳的基层干部，以及重任在肩的指挥官。而走到今天，人们愈加感到，拥有一位随机应变、通谋全局指挥官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不难发现，疫情自始至今，尹弘、陈一新、应勇成为疫情转折点之前的三个焦点，也代表着不同分期的三种心态。



尹弘是前期失望情绪中重现亮起的火焰，陈一新是迟迟不见好转下的强心剂，而应勇则承载着狂澜之下的希望和决心。



历史会选择正确的人。



01



先从年龄最长的应勇谈起。



1982年，年仅25岁的仙居人应勇，即上任浙江台州市黄岩县城关镇派出所所长。



此时正值万象更新的改革开放之初，那十年导致的人才断层，使得一大批年轻人得以快速进入上升通道以补齐年龄梯队。




领导干部年轻化



得以抓住这历史机遇的应勇，显然因为他是基层干部中的佼佼者。



此时年轻气盛的应勇，铁和直是出了名的。



根据当年《浙江日报》的报道，当时城关镇一位委员的儿子涉嫌聚众斗殴。派出所在案发之后对其收容审查。



在这期间，镇委委员多次暗示应勇与犯事者的关系，并通过关系找到应勇的老领导来说情。



但应勇并没有理睬，依旧按照章程彻查这场斗殴案，并按照规章制度报送上级进行追责。



这种事情不止一例。



在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中，应勇所在的城关地区存在着虚报户口以农转非的情况，而这些人里，有不少还是镇上干部和负责人。



八十年代，违规“农转非”操作是一种常见的权力寻租。这样的背景下，派出所内部有人提出睁只眼闭只眼。但应勇没有点头。他把这些违章转非的户口一一排查清楚，对不符合规定的情况报送县公安局，全部注销城镇户口，迁回农村。



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势必会得罪很多人。但秉公执法的应勇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和认可。



没过多久，这位颇具口碑的派出所所长，便被求贤若渴的黄岩县委提拔为城关镇镇委副书记。






1984年，身处地方青年干部培养序列的的应勇暂时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开始了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律专修科为期两年的学习。自北京进修归来之后，应勇被调往市里，开始担任台州市行署公安处处长。此时的他刚刚29岁。



应勇的人生之旅和挑战又继续向前。



1990年2月中旬，台州市天台县发生了一起涉及2个区8个乡43个村5000余人参加的“苍山宗族纠纷械斗事件”。



因为长期以来在修路、水利等方面的宗族纠纷，多个村庄连续多天发生械斗，动用了火枪、土炮、炸药包、手雷进行打砸抢烧。并在国道线上非法设卡，拦截敲砸过往车辆。



那时的基层治理尚未形成有序体系，各种因素盘根错节，治理难度远比如今要大。在5天的时间里，苍山死亡3人，伤72人，33间房屋被烧毁，20000多株树木被砍伐。




宗族械斗场面不亚于冷兵器战场



此事一出，震惊全国。



时任最高领导人第一时间对浙江省委作出指示：“要采取得力措施，迅速平息事态。”事态的严重性不言而喻。



而负责人之一，正是时任台州行署公安处处长的应勇。在那段时间，他始终站在第一线，果断处置，这才得以控制住局面。



1991年4月，涉事村庄先后签订了“友好公约”，并建立为“友好村”，这一事件才得以平息。



在这一年，应勇要应付的事情可不止这一个。



自从1989年以来，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走私洋烟之风盛行。仅仅在1990年一季度，浙江省查获的走私洋烟就达到1.4万箱。



台州更是重灾区，沿海的6个县区全部存在着走私行为，且规模不容小视。甚至在个别地方，整个村庄参与走私活动，每天走私的外烟达到4000多箱。



经过长时间的摸排，台州市公安系统开始行动，出动800余名公安和边防干警，大规模打击走私活动。

而其中的指挥之一，就是应勇。



最后，一共查获22个走私团伙、330箱外烟、32万赃款和一大批走私工具，取缔了4个黑烟市场。






通过这两次行动，这位年轻冲在前面的公安处长在东南地区的公安系统中一炮打响。



成绩出色的应勇得到了时任省领导的赏识，又一次走上快车道，从台州行署公安处处长的位置上，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便先后担任台州、绍兴政法委书记。



1995年，38岁的应勇就任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这一干就是8年。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应勇多次带着刑侦专家冲到一线，破获了不少大案。



1999年，浙江省公安厅接到举报，温岭市的张畏团伙属于黑社会组织，有多项犯罪行为。但一旦想继续深挖搜集证据，总是遇到各种阻力。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负责此事的应勇想了一个主意，公安厅通过下派干部挂职锻炼、调研培训等方式秘密搜集张畏的犯罪证据。等到时机成熟之后，再一举将其端掉。






经过几个月时间的暗中调查，终于掌握了张畏的犯罪证据。在1995到1999年间，其团队非法购买枪支弹药，通过各种暴力手段欺行霸市，作案50多起，致使1人死亡，4人重伤。



之后，由应勇牵头的浙江省公安厅联手广东、上海、湖北和深圳等地警方，迅速打掉了张畏团伙。



而保护伞也浮出了水面，竟是时任温岭市长的周建国和公安局局长的杨卫忠。



温岭“3·23”案也是1949年以来浙江省涉案职员最多、犯恶举动最恶劣的黑社会性子团伙案。



02



2006年，已在浙江省纪委副书记、监察厅厅长任上锻炼两年有半的应勇，进入法院系统，担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熟悉我国体制的人都知道，无论是进入纪检系统，还是进入法院系统，对于一位仕途起步于警察的干部来说，都是相当罕见的。



强调专业素养的纪检与法院，总是对公安抱有“简单粗暴”的刻板印象，但应勇很快便凭借着专业实力扭转了人们的看法。



在公安和纪检的丰富经验，也为应勇入主法院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在任上，他提出法院的“三项承诺”：努力做到不使有诉求的群众因经济困难打不起官司，不使有理有据的当事人因没有关系打不赢官司，不使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执行不力、不公得不到保护。这一意见迅速在全国得到推广。



就连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也对法院的工作表达了高度肯定：全省法官队伍在建设“法治浙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这样的言辞来看，省委对法院工作是相当满意的。



2007年，应勇离开了工作31年的浙江，交流至上海高级人民法院任职。




时任上海高院院长应勇在会议上致辞



在上任之初，应勇便承诺上海法院要在法官与律师之间实行“隔离墙”制度，这项制度规定上海法院系统的领导干部和法官，其配偶和子女不能在其辖区内当律师，否则该名法官就必须调岗。



短短几个月内，这项举措便迅速贯彻，上海也掀起了一场弘扬司法公正的新风。



在上海高院工作五年间，上海法院司法公正指数、司法透明度稳居全国第一。




2010年凤凰网发布的司法透明度排名



2013年，应勇离开政法系统，接替现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李希担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部长，位列市委常委。四年之后，也就是2017年，应勇就任中国第一大城市的市长。



从公安到高法，再从组织到市政，挑战常新。颇值得肯定的是，虽是县城民警出身，但应勇的视野和执政理念始终向国际看齐。



履新不久，应勇即全力推动上海市政府服务“一网通办”，通过建立大数据中心，实现用户身份认证、总客服、公共支付、物流快递的统一。通俗地讲，就是让市民和企业找政府办事只跑一次、一次办成。



另一方面，上海率先实施了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基本形成了垃圾全程分类收运体系，这在全国也是遥遥领先的。



就这两点而言，已使上海对标到国际城市建设的最高水平。




上海首批垃圾分类站



2020年1月20日，上海市第一例输入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确诊，防疫大战开启，市长应勇亲自挂帅，担任防控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从这一天起，应勇先后和医疗专家、基层代表会谈，听取他们对防控工作的意见，并严格要求杜绝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



而就在两天前的1月18日，武汉还在举办万家宴，4万多个家庭公共聚餐。且此时的湖北官场竟还在为21日的新春团拜会紧锣密鼓地筹备着。



2月1日，应勇在专家座谈会上提出，只有勇于接受监督的政府才是不懈怠的政府，只有勇于接受批评的政府才是不断进取的政府。



2月9日，应勇亲自到街道检查疫情防控工作，慰问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



应勇在上海的最后一次公开亮相是在2月11日，他还在主持召开专题会研究大数据助力精准防控疫情的问题。



“恳请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给予支持和帮助，也诚恳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和监督。”



这是2020年2月13日应勇主政湖北的第一次亮相。



上任的第一天，应勇连开三场会议，连说了16个“战”字，决心可见一斑。



这场大火能不能扑得住，就要看这位救火队长的行动了。



03



泰顺人陈一新比应勇小两岁，但两人都是在1976年参加工作。



这一年，陈一新是浙江省云和县张村公社张村大队的一名普通知青。



两年之后，在高考恢复的形势下，陈一新抓住机会，考入了丽水师范专科学校物理专业。



毕业之后，陈一新留校做了团总支书记。




丽水师范专科学校，今丽水学院



1984年，陈一新正式进入仕途，担任丽水地委办公室秘书，并先后担任办公室科长、副主任职务。



1992年，陈一新被调动到省里，担任省委办公厅调研写作处副处长，开启了长达20年的“智囊”生涯。



尤其是2006年到2011年之间，陈一新担任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理论型干部的名号愈发响亮。



值得一提的是，在2009年4月份到6月份期间，陈一新曾作为浙江省的选拔干部，参加中组部组织的清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



这个培训班的内容和意义，可以参考小镇之前写过的“中国政坛海归往事”系列。



2012年是陈一新的转型之年，作为金华市市委书记，开启了地市“一把手”的实践型主政阶段。



面对拥有小商品之城义乌的金华，陈一新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推动金华电子商务发展方面。在他的主持下，金华与阿里巴巴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目标打造智能物流网的首个全国样本。



金华也成为了浙江省内在电子商务领域唯一可以与杭州相媲美的城市，唱起了电子商务“双城记”。



两年之后，陈一新调任温州市市委书记。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



在宣布任职的省委会议上，时任浙江省组织部长的蔡奇这样评价陈一新：“思想政治素质好，政策理论水平高；思路清晰，视野开阔，善于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把握工作，考虑问题具有前瞻性；作风务实，勤勉敬业，工作有激情，干劲足，自我要求严格。”



此时的温州，沉疴已久，上个世纪“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在新时代经济模式下饱受质疑，尤其是在2011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企业家跑路、信誉危机、楼市震荡等一系列问题浮出水面，温州模式破产的说法日嚣尘上。



在2012年，温州主要的26项经济指标，有17项指标全省倒数第一，4项指标倒数第二。GDP增幅由9.5%下降至5%，一片惨淡。



对于陈一新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更加艰巨的挑战。

面对争议，陈一新力挺温州模式，亲自在《瞭望》上撰文《坚定“温州模式”自信》，宣言要把温州模式这块金字招牌擦亮。




陈一新概括温州模式：“闯民创商放”



话说了出去，就得有行动。



在温州任上，陈一新全力推动产业转型，对“温州模式”进行深化改革。



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政府扶持力度，将实体经济发展绩效列为干部考评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将网络经济打造成“一号产业”来刺激实体经济的发展，成为陈一新的重要举措。



从一个小细节便可以看出，在2014年的一次市委会议上，陈一新发火了，严斥个别机关窗口存在“只微笑不服务”的情况。



原因就在于有温商反映在机关窗口进行审批时，个别窗口工作人员的态度是好了，但是只微笑不服务。



面对这种情况，温州市掀起专项整治行动，把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作为正风肃纪的重点对象。



一年的时间，温州温州就开展了专项行动579次，发现问题831起，处理责任人员417人。



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的的力度和速度可见一斑。



经过两年的时间，温州的经济有了明显好转。2014年，温州GDP增长7.2%，工业技改投资增长56.1%，位居全省第一，并化解了818亿的不良贷款。



两年时间过去，陈一新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16年12月份，陈一新在升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专职副主任一年之后，落地武汉，担任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



在履新后的第20天，陈一新便定下基调：不再做武汉版浦东，武汉正式启动规划建设长江新城，打造“一城一轴一心”，也就是长江新城、长江主轴、东湖绿心，规划建设成世界一流亮点区块。




长江主轴初步规划



建城市更要抓人才。在2017年2月28日，陈一新提出“百万校友资智回汉工程”，不到两个月，武汉招才局成立，陈一新亲自担任招才引智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从此，在武汉校友资智回汉的每一个大学专场，陈一新几乎是次次不落，常常出席，可见他对人才的切实重视。



一年的时间，武汉招商引资签约总额达到2.58万亿元，实际到位资金8227亿元，较上一年增长43%。彼时国内各大线城市的“抢人大战”如火如荼，占得先机的武汉高居第三，仅次于京沪。






另一方面，浙江地方政府高效、智能的工作经验，也被陈书记借鉴和复制到了中部城市武汉。



2017年，武汉实施“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改革，启动建设湖北自贸区武汉片区。



这项举措，亦与上海应勇的“一网通办”举措遥相呼应。



但可惜的是，陈一新在武汉的任期并不长，诸多抱负刚刚生根还未发芽开花。



在3月20日告别武汉的讲话里，他诚恳地说：“短短一年多时间，我怀着‘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一天力争当两天用，一年力争干成几年事，现在有些布局初见成效，但有些工作还只是破了局，真正大见成效还需时日。”



04



2018年3月份，陈一新接到调任，赴京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同时，担任全国扫黑办主任。以他为主要推动者，全国掀起了又一轮扫黑除恶的高潮。



而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云南孙小果案”和“湖南操场埋尸案”，两个案子都被全国扫黑办挂牌督查。




再审孙小果



云南孙小果一案严惩了隐匿21年、逍遥法外的恶徒孙小果，并揪出了他背后由云南省司法厅原巡视员罗正云，云南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原专职委员梁子安、田波等19人组成的重重保护伞，更有多位省部级官员受到处分，将荒谬办成了铁案。



湖南操场埋尸案更是由陈一新亲自南下坐镇，剥丝抽茧，终于还死者清白，为逝者沉冤，并将案件中的勾结官商一网打尽。



除这两桩大案之外，全国扫黑办还办理了青海“日月山埋尸案”、黑龙江“四大家族案”等重大案件。



更值得一提的是，陈一新颇有政治创新，为了提高办案效率和进度，他借鉴中央巡视组制度，多次请出退居二线的正省部级高官巡视各地扫黑除恶，“借用”他们的权威和经验为巡视镇场。



两年的时间，全国打掉2848个涉黑组织，9304个涉恶犯罪集团，破获350719件刑事案件。



立案查处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伞”案件51734件，处理61227人，给予党纪政务处分42769人，移送司法机关6837人。



可以说，全国扫黑行动荡涤了无数之前不敢碰不敢摸的黑和伞。






而如今，他要去打扫一个新的战场。



2020年2月8日，在疫情正是焦灼之时，在武汉各区区委书记、区长的微信工作群里，一条消息弹出：“大家好，我是陈一新。党中央决定：我担任中央指导组副组长，又能与你们一同战斗了！”



陈一新回来了，这个消息一度被顶上热搜，而出于时间紧迫使用微信群的做法，也引发了网友的调侃：“原来领导也用微信群。”



其实，早在2017年担任武汉市委书记的时候，陈一新便经常用微信群办公。



根据《凤凰卫视》的报道，陈一新有常委、人大政协和各区委主要干部三个微信群。



在平时，他经常会把武汉市的一些工作亮点和问题发到群里，并对各区的工作作出点评，有时候甚至到晚上十一二点。



看着督战在第一线的老书记，武汉人民心里有了底。



05



尹弘是位老上海。



1981年，来自浙江湖州的小伙尹弘考入了上海工业大学冶金系金相专业。



入校之后的尹弘一直担任学生干部，是学校的重点培养对象。



毕业之后，尹弘留校，担任上海工业大学团委副书记，此时的尹弘刚刚22岁。




上海工业大学，今上海大学



工作之后的尹弘并没有扔下学业，相反，他开始往新的方向探索。



一年之后，工科出身的尹弘深感知识结构的不完善，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社会科学专业，并最终获得法学学位，此后的尹弘一直在上海工业大学工作。



1994年，尹弘走出校门，进入仕途，出任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之后，尹弘先后担任松江县副县长、长宁区副区长等职。



直到2001年，上海第三批干部援藏计划即将开启，尹弘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这并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



此时的尹弘正在仕途的关键期，援藏无疑会暂时远离上海这一中心。同时，身体能否适应西藏的环境，如此距离处于处理与家人的关系依然是大问题。




2017年赴藏考察的尹弘



但尹弘最终还是决定去援藏。在出发前的送行大会上，作为总领队的尹弘代表全体援藏干部发言：“将继承和发扬前两批援藏干部的优良传统，做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忍耐的好干部，虚心学习，承前启后，不断探索，勇于进取，让西藏人民高兴，让上海人民放心。”



但西藏的情况远比想象的要复杂。根据《解放日报》的报道，在高原反应之下，尹弘整个人都是飘的，甚至患上了肠胃炎，经常呕吐，晚上睡眠质量也不行，只能借助安定药入眠。



而尹弘所在的日喀则地区，海拔在3850米到5500米之间，空气缺氧加上强烈的紫外线，尹弘的嘴唇和指甲都变成了紫色。



但担任日喀则地委副书记的尹弘并没有因为环境问题而放慢脚步，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便跑遍了整个日喀则，调研时长达到了12万公里。



2002年，上海举行党代会，尹弘从西藏赶来。



时隔一年，很多老朋友已经认不出仅39岁的尹弘，原本头发漆黑，面色白净的尹弘变得一身古铜色，顶着一头花发，苍老之态令人不敢相信。




援藏归来的尹弘



在接受《东方网》的采访时，尹弘动情地说道：“在这样复杂、艰苦条件下都能把事情做好，将来还会有什么困难难倒我们呢？”



尹弘说得没错，西藏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环境极为复杂，援藏对于干部能力的培养是极为重要和难得的。



而且尹弘的这段经历并非个案。现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麟在1995年担任上海市嘉定区委副书记期间，便作为第一批援藏干部进入西藏，其担任的也正是日喀则市地委副书记。



其实，早在1994年，中央便召开了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明确了新时期“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 的干部援藏政策。此后，中央和17省区定期向西藏委派由副厅级官员带队的援藏队伍，服务期一般3年。



从现在来看，中央官员中具有援藏经历的干部不在少数。譬如在国务院5名副秘书长中，就有2名曾援建西藏（陆俊华，1998-2001年；孟扬，2004-2010年）。



在三年的时间里，第三批上海援藏干部一共为日喀则注入2.445亿资金，完成166个援建项目，并组织305名日喀则干部前往上海进行学习。



务实的上海干部在高原留下了美名。



回到上海的尹弘担任闸北区区长，跻身正厅级。



四年之后，尹弘出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而此时的上海市市长正是韩正。



说起来，尹弘和韩正的履历有几分相似，两人曾是上海市计委办公室上下级，此后韩市长升任市委书记时，尹弘也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升任市委常委、秘书长。



此时的尹弘，以其亲民务实的风格为人所知。






一个小切面。在2013年6月份，尹弘率领上海代表团参加在新疆举办的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



在上海展区的布置上，尹弘极为仔细，对每一个展台展位都进行了详细的问询。



在一款精油产品的展位前，尹弘看到产品具有治疗失眠这一功效的介绍后，笑着跟工作人员说：“早知道就好了，这样就不用吃安眠药了。”



而看到展示的两轮警用巡逻车，尹弘更是拒绝工作人员的帮助，亲自上手学习和操作。在启动之前，尹弘还开着玩笑：“大家让开，我要过来了！”



在众人的注目下，尹弘不慌不忙，流畅地完成了刹车、急停、调头等操作。




试车中的尹弘



在完成之后，按捺不住的现场观众们也跃跃欲试，纷纷上前体验。



当天时间内，这款产品便成为整个展厅内的明星产品，尹弘的“带货”能力可见一斑。



2019年12月6日，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官宣”为河南省代理省长，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第一位从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赴任的省长。



此时的河南，有人期盼着这位新省长能带来“海派经验”，有人则嘀咕他会不会水土不服。



不过，仅仅过了一个月，河南人民就知道，来对人了。



面对新型肺炎疫情，与湖北相邻，同样作为中部枢纽的河南是所有省份中反应最为快速和有效的。



在12月底，当湖北省正在忙着处理8位“造谣者”时，嗅觉灵敏的河南，便在对湖北情况极为熟悉的省委书记王国生的授意下开始了行动，停运了从郑州发往武汉的班车。



同时，当天便在各个车站发放了体温计、消毒片和口罩等用品，力图切断疫情的传播，这比全国其他地区接近早了一个月。



在发现疫情的第一时间，省长尹弘立马召开常务会议，明确绝不能瞒报、缓报和漏报，必须确保疫情信息的公开和透明。



同时，全面禁止市场销售活禽，并要求相关部门在每天上午9点之前上报辖区前一天市场销售活禽以及整治情况，力求从源头上遏止疫情。






尤其是春节期间，同是通衢要道且与湖北相邻的河南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蔓延的情况。



出了“王炸”的河南一举成为防控疫情的先锋。这也怪不得全国人民都要借河南省长用两天了。



06



有意思的是，应勇、陈一新、尹弘都是浙江人，都出自中国最发达地区的官场，而且都曾经在政法部门工作过。



那么，为什么是他们三位在这场疫情中冒了尖？



在政治学的理论中，对于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价主要分为两部分，即常规治理和应急治理。



所谓常规治理，是看正常状态下地方的经济发展、工业化发展、社会治理水平等一系列指标。



常规治理求稳，要看主官的眼界，能否抓住现代化发展的思路，快人一步，抢占机遇，是地方能够突破的关键。



应急治理求变，要看主官的魄力，身处危局而不惧不乱，在层级体制之下能够随时应机地作出灵活调整。



能做到一项已不容易，而被选中的应勇、陈一新和尹弘，则被证明皆是具备这两种素质的少部分人，既“稳”又“活”。



对此进一步深究，人们不禁要问了，为什么浙江出了这么多好干部？



从根本上讲，浙江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格局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圈，这始于浙江在解放之后成长定型的经济-体制结构。



有研究认为，在建国之后，由于东南腹地与台湾相近，出于战争的考虑，国家在战略布局上并没有在浙江设置较多的重工业和国企，其势必难以走以国有企业驱动的“苏南模式”道路。




几种发展模式的对比



而且，伴随着南下干部的进入，加上民国的历史原因，本地干部在升迁系统中可以说处于被“冷落”的状态。



在这两种形势下，浙江本地官员只能通过“暗中”保护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获取民众的支持，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已经使用非正式产权等策略寻求突破。



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所分析的，这是一场中国经济改革的“边缘革命”。



由此，与地方经济的良性互动成为浙式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基因。



这种柔性治理在浙江省对疫情的应对中便看得很明显，浙江是第一个发动公共一级响应的地区，并且率先为民营企业减免税收。




疫情之中，浙江反应及时



在制度设计上，浙江最核心之处便在于高效和人性化，民营经济要求官员必须重视“对下负责”，关注民众的利益，因而在这里很少会看到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影子，明文规则更比人情和面子好使。



在这种结构下，地域之间的竞争摆上台面。经济基础都不弱，谁能拔得头筹就要看主官的本事和能力了。



这种竞争既包括省内各市之间的比拼，也包括各省之间的角力，毕竟走南闯北的东南沿海人民可是什么都见过。



说到底，地方主官们最后拼的就是视野，谁看得准抓得稳，谁就能当上领头羊。而浙江对标的，正是中国国际化水平最高的上海。



上海的先行和经验又为身土相连的浙江官员补齐了国际化视野，而浙江官员在入沪之后其丰沛的基层治理经验也补齐了“海派”的地气。



更别说，在应勇入鄂救火之前，市委书记李强、人大常委会主任蒋卓庆、政协主席董云虎，以及市长应勇，四套班子的主事人不仅在简历上显示都是浙江人，且多数在浙江都有学习工作经历。



浙沪联动可谓是东南沿海治理经验整合典范，在相互补充促进中实现柔性与视野的升级，也是我国现代政治中的一方特色，常年吸引着国内外政治、行政领域学者的关注。




浙江独特的地形，沿海而多丘陵，有发展商业的动力，人们思想也更开放



如今，浙江官员北上南下西进，已经成了各省标配。



从北京到辽宁，从吉林到江西，从郑州到西安，一大批浙江干部为全国带去了浙江经验。除此之外，以尹弘为代表的“海派”浙江人，也以昂扬姿态，将东部新风吹入中西。



地理优势、人文传统，结合历史因素、地域特色，意料与意外交织，成就了兼具底蕴和活力浙江，成就了开拓务实、能担重任的浙江官员。



他们懂得服从上级命令与重视民众同等重要，懂得身处一隅而放眼现代与国际，懂得抓住主要矛盾，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



这本也是走南闯北、不甘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与“中国大陆上面积最小的省”所束缚的浙江人的立身之本、安身之道啊。



今天的浙江，是中国的标杆。对齐，致敬！

浅贝

论马屁精的屁股打与不打

原创 呦呦鹿鸣的鹿鸣君


此次疫情，旷日持久。同时，“马屁精”之属，也倾巢而出。
2月10日，长江日报办的汉网，发布评论文章《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望向市长那双疲惫的双眼，眼神中透出的坚定，让人动容，今天再看到这则视察疫情的新闻，再次为这位市长默默点赞，身居高位都能“疫”流而上，我们又为何不能停止口诛笔伐，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呢？”
大多数写作者，都能从这篇评论中嗅出一股油腻酸臭的马屁味。大多数读者，都心知肚明，这就是一个给自己的直属领导洗地的文章。
面对中央督导组“一问三不知”的黄冈市卫健委主任，被1月25日的《黄冈日报》以一篇讴歌报道《深夜碰头会》这样称赞——“嗓音沙哑，每说几句话就要喝口水润润嗓子”“女儿放假回家快半个月了，母女都没有见上一面”。
如果朋友们翻翻各地的报纸，会发现这类文章数不胜数。
我现在提起这个事情，不是炒冷饭，而是想提醒一个不被大家注意的现象：无论马屁拍得多么低级，这些马屁精至今没有一个受到惩罚。
为什么就不能打打马屁精的屁股呢？应该打。理由有三：
首先，不打马屁精的屁股，损失很大。
这类文章，看似履行职责，实则假公济私，夹带私货，其间藏着被报道对象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以及报道者几乎公开的投机，既奢侈地消耗了国家资源，又浪费了无辜的大众注意力，是一种公共污染——即便对被报道者来说，也营造了一种私心被成功掩盖的假象，并鼓励他继续往歪门邪道走下去。
正是因为写这类文章只会得到好处，不会得到坏处，所以写这种文章的人，越来越多，而且，水平越来越拙劣，对公众视线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渐渐成为经年沉疴，低级红、高级黑满天飞。
其次，打马屁精的屁股，收益很大。
我举一个实例来说明：
1996年6月，《长沙晚报》发表了“本报记者龙钢跃”的一篇重头稿件《市委书记的家风》，和这次的“暖暖心”和像。这篇文章以作者为第一视角，对市委书记本人、妻子、儿子进行好一顿夸——市委书记本人生活简朴、坚拒收礼，“他的办公桌就是两床被子叠起而成。”；妻子深沉素洁，不喜欢喧嚣，也不爱矫饰，更绝无一丝官太太的味道；儿子没有任何优越感。
这位市委书记，就是后来担任云南省委书记并在纪委高压下主动投案自首的秦光荣；这位市委书记的妻子黄玉兰，实际上是个热衷“提篮子”的人，来者不拒、大钱不放、小钱不让；这位市委书记的儿子秦岭，就是大肆侵吞国有金融资产的赖小民一伙。
这位文章的作者，龙钢跃，后来升任长沙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直到2018年，因“在**之后仍不收敛、不收手”被纪委立案审查。


那么，当初那篇马屁文章是如何来的呢？那时，长沙本地流传一个故事：一位来自永州的刘姓女子，挺着大肚子来到长沙，到市委大院找市委书记秦光荣讨说法；当地报社领导急领导之所急，暖领导心之所寒，安排人写了这篇文章，以缓和舆论。
其实，即便没有那个流传的女子上门故事，稍有常识的人都看得出，那样的文章就是一个夹带私货的公关秀。
可是，问题就在于，此后20年，该文的所有主角，秦光荣、黄玉兰、秦岭、龙钢跃，都没有因为这篇公开文章而受到影响，只从中得到好处；他们的落马，是因为各自的其他原因。
秦光荣、龙钢跃，都是培养多年、业务出色的干部。我们假设：如果当初就及时惩处这样的马屁文章，这四个人是不是就不会滑向后面那么深的犯罪深渊？是不是对他们本人也是一种挽救？是不是提前堵住了一个公共利益受损的漏洞？



这个时候再来说痛苦，未免太晚；当初的马屁文章，不是篇篇受用吗？
第三，打马屁精的屁股，成本很小。
马屁精都暴露在公开场合，很容易发现，链条清晰，很容易查办。其实，很多腐败也都是明面上的，有了对日常细节刨根问底的精神，很多大案要案都会扼于未萌。比如前面谈到的秦光荣，他这样一个干部，在北京有1200平米的别墅，在老家修建秦家大院，这根本就不是他的合法收入所能支撑的。过去那么久，如果有谁问上一问，打上一打，小贪就不会养成大贪，最后恐怕就不需劳驾中央纪检出手。


综合以上三点，对于马屁精的屁股，打，成本很小，收益很大；不打，损失很大。打，是最优选择；不打，绝非国家之福。
问题也随之而来：既然是社会最优选择，为什么打的人不多呢？
一则很多人目力不足，看不清楚这种属于集体的巨大收益。二则，当事人反扑厉害，打马屁精的屁股，就是打某些当权者的脸，危险都由某些牺牲者扛了。就像西游记里面，一个张牙舞爪本事不大的小妖精，背后往往牵扯着天庭和西天的神佛，即便孙悟空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也得心自掂量，渐渐变得圆滑世故起来，遇到妖怪，先去找幕后老板谈条件。结果，整部西游记，打死的妖怪，并没有几个，没啥背景的“草根”白骨精死得最惨；如来的亲戚大鹏精，吃人无数，反而升官了。
譬如说这次湖北，有一位《湖北日报》记者，张欧亚先生，疫情期间心忧武汉，在微博上忍不住喊了一嗓子“武汉换帅”。结果，还没等武汉的领导说话，其报社就连忙写检讨书说，给武汉市的领导们“添了堵”，很抱歉，现在已经启动对记者的处分程序，以后全集团所有员工只能“大合唱”。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张欧亚记者喊的这一嗓子，恰恰是民众和上级的意愿，但一切的风险都一个人承担了。
于是，那些马屁精、“太监病”的重症患者，明明技术含量极低、谄媚指数肉眼可见地爆表，却总能大摇大摆，招摇过市。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真是奇哉怪也！
也正因为此，特别需要大家合力，一起破局——遇到本文所举例的这种事情，特别是敢在明面上招摇的，有一个算一个，对他们迎头痛击，让这些没有羞耻感的人感觉到痛，感觉到损失。千万不要当老好人，千万不要吝惜注意力；绝对不要把世界让给这样一帮我们所憎恶的马屁精。
他们不痛，我们就要痛。前几天，我向给**公司站台的媒体宣战，结果，立即就有人自称“我就是你抨击的官媒之一”，来找我反扑——你还没有打他呢，他就要先来咬你一口。（见《新 “州官放火”》）
可能有人会说：“拍马屁也是公民的言论自由啊？凭什么不让我们歌颂我们本地的市长书记？我就是想给他暖暖心，我乐意，不行吗？”我同意言论自由，这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人生，选择当马屁精，选择当跟屁虫，选择当心理扭曲的蛆虫，选择“爱国是生意，赴美是生活”的双面人生，这都是自由，也是生物多样性的表现，我们应该支持。
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界限——是否利用公共资源。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长江日报》《黄冈日报》，都是湖北所属地市财政发钱的一级单位，相关作者都是享受湖北地方编制待遇的人员，相关负责人都是享受一地行政升迁利益的干部——这样的地方出现马屁精，那就不是他们自己的事，而是集体的事——吃瓜群众就有权利，也有责任，好好地管上一管。换言之，你拿着公共财政的好处，享受行政体系的利益，却去当马屁精，这就不是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而是夹带私货的利益合谋、政治投机。这是挖社会的墙角，得利的是极少数蛀虫，受害的却是老百姓。
真正自由的言论，不会挑战底线，更不会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慷着大家的慨。试想，在过去两个月，很多在一线拼搏的防疫人员都只拿着基本工资，而有一些人，却靠着当马屁精拿着更多的财政工资，甚至还得到提拔，岂有此理！
那么，难道就不能“唱赞歌”了吗？当然能，善的美的，就应该赞扬。什么样的人可以唱赞歌呢？类似呦呦鹿鸣这样的人可以。因为呦呦鹿鸣没有消耗一分财政资源，不领取一分宣传经费，我手写我心，我赞起来就理直气壮。所以，如果那些想给市长书记“暖暖心”的朋友，是真的由衷想这样，那么，先要和我一样，把追求体制内好处的念头，彻底舍断了。（不过，我要提醒的是，我们这样的“野草”，有一个更大的天条：尊重事实，不说假话。所以，这个赞歌，可不是那么容易赞——说假话的下场，可比拍马屁更惨。诸君请慎之。）
所以，回过头来，不妨就从《疫”流而上，何不多给武汉市长暖暖心》开始，挖上一挖。这次疫情，我们用极为高昂的代价，换来了一次纠错机会，千万不能浪费了。

浅贝

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来源：北京西城区纪委监委

　　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任志强简历

　　任志强，男，1951年3月出生，山东掖县人，1969年1月参加工作，197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

　　1969年1月至1969年11月，陕西省延安县冯庄公社郭庄大队插队；

　　1969年12月至1981年10月，入伍，历任战士、排长、参谋；

　　1981年10月至1984年9月，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

　　1984年9月至1985年2月，任北京市华远人才交流开发公司经理；

　　1985年2月至1987年12月，任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建设部代理经理；

　　1988年1月至1993年6月，任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副总经理；

　　1993年7月至1993年8月，任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总经理；

　　1993年8月至1993年9月，任北京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1993年10月至1993年11月，任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1993年11月至2003年4月，任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2003年5月至2009年8月，任北京市华远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


　　（2001年12月至2002年11月，兼任北京市华远新时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02年12月至2008年6月，兼任北京市华远地产(2.180, 0.00, 0.00%)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7月至2008年9月，兼任北京市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董事长、总经理；2008年10月，兼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董事长）

　　2009年9月至2011年3月，任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兼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董事长；

　　2011年3月，免去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2011年4月，免去北京市华远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职务；

　　2011年4月至2014年10月，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董事长；

　　2014年11月至2014年12月，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副书记，不再担任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

　　2015年1月至2015年2月，无职务；

　　2015年3月，退休。

浅贝

山东242名高考替考之后，再查山东农村合村并居的真实情况

作者 |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吕德文


近几个月，许多山东农民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和合村并居搞得五味杂陈。

所谓合村并居，就是拆除农民住房、合并原有村庄，建立新型农村社区，让农民集中住进楼房。

如果说疫情还只是一场天灾，人们还可以躲在温馨的家园迎来黎明，阴霾终会过去。那么，合村并居就像是一场人祸，它来势汹汹，不讲人情。它对农民的心理冲击，怕是会伴随终身。

甚至，对许多普普通通的农民来说，何时能适应新秩序，还是未知数。

拆 除

刘彬的老家在山东莱芜刘家村，4 月 20 日，这里公布了合村并居规划方案，镇里召开动员大会，刘家村在被拆除之列。

刘彬有点懵，消息来得太突然，他心里说不出的恐慌。他和乡亲们都担心，一旦村子被拆了，将来怎么生活？村干部带回来的消息是，村子是要拆的，但怎么个拆法，未来的小区建在哪里，住了小区怎么耕种，一切都未知。

刘彬胡思乱想了很多，他和父亲都是党员，他很清楚，他家得配合 " 大局 "，会是第一批被拆的农户。拆迁补偿肯定不够置换楼房，这就意味着，经济条件本就不宽裕的他，现在就得准备一笔钱安顿父母。



山东省日照市东港区南湖镇弓山村新村

和刘彬相比，滨州的袁珍和她的袁家村乡亲们，甚至连发懵的机会都没有。

4 月中旬，村里突然召开村民大会，镇领导宣布袁家村被纳入了合村并居范围，率先拆村。随即，一百多位乡镇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开进袁家村，入户宣传动员。目的只有一个：让村民签字，同意拆房子。

这一变故实在太大，袁珍和大多数村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她是土生土长的袁家村人，亲眼目睹袁家村从一个落后村庄变成了道路、广场、电力、网络、垃圾桶等一应俱全的 " 美丽乡村 "。没想到，刚过上好日子，马上就面临变故。

关键是，当地政府在动员农民拆房子的同时，却无法向他们承诺何时何地建好新社区。

袁珍实在想不通，本能反应就是守护自己的家园。她们一家和村里 23 户人家一起，坚决不签字，成了当地政府的 " 眼中钉 "。

菏泽的孙野和他的孙家庄乡亲们也正在经历煎熬。三月九日，疫情还没结束，镇政府就通过村里的大喇叭和宣传车日夜不停地动员群众签字拆房子，搞得在家上网课的学生都不得安宁。

孙家庄是镇里唯一在拆的村庄，政府既未出示任何文件，也未告知还建楼房的面积大小和价格如何，只是口头表达被拆房子的最高标准是每平米 750 元，但有 20% 的折旧。换言之，最高补偿标准是每平米 600 元。



网上公示的菏泽合村并居试点名单及补偿标准

村民大多都不同意，但党员和干部必须带头，当地政府动员有干部身份的亲戚上门做工作。软硬兼施下，全村 260 户中，已有 60 户签订了拆迁合同。

镇领导和拆迁组作风强势，派出所也时不时地将拍照 " 阻挠 " 拆迁的村民传唤问话。看样子，基层政府是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孙野不知未来如何，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最糟心的或许是李尚一家。李尚所在的临沂李家村，从去年十月开始大规模拆迁。虽说拆迁的同时，安置楼房正在离村 4 公里处建设，但因不具备入住条件，且补偿标准极低，拆掉的平房无法置换一套楼房，李尚和村里的部分村民也成了 " 钉子户 "。

从三月底开始，李尚留守家中的父母亲每天都要面对家中田地被挖、作物被损毁、断路断电、家门口被放鞭炮、房屋玻璃被砸碎等滋扰。



村居拆迁现场（图片由作者提供）

李尚的父母无法忍受，于 6 月 11 日投奔在其他城市工作的李尚。6 月 13 日中午，在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短信告知的情况下，李尚家的房子终于被强拆了。

李尚觉得自己走投无路了。他报过警，写过上访信，打过市长热线，但都没用。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自我安慰，看看有关合村并居的相关讨论，了解一下政策。虽于事无补，却也只能认命。

软硬兼施

袁珍讲述了一次被 " 做工作 " 的经历。

5 月 30 日上午，政府工作人员再次来到袁珍家。前两次是用手敲门，但袁珍的老公不在家，只有她和两个孩子以及患心脏病的公公在家，袁珍害怕，就没开门。

第三次，工作人员开始用砖头砸门，两个孩子被吓得哭起来。被逼无奈，袁珍开了门，随即被六个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带上了一辆面包车。

工作组很谨慎，一上车，袁珍的手机就被工作人员暂时保管了。因怕有人跟踪，面包车在国道上绕了一圈，才开到乡政府的一个社区办事处（并不是袁家村所在的社区）。

袁珍回忆，从上午十点到晚上两点，六个工作人员与她谈了 16 个小时。

工作组总是软硬兼施。一方面，他们给袁珍畅想了许多美好前景，说将来住社区了，有更大的广场跳舞，政府提供电商培训，她可以做生意。有位干部甚至许诺，袁珍虽然只是初中学历，但到时候可以考个中专，到乡政府上班。



另一方面，他们又说合村并居是国家政策，做 " 钉子户 " 会影响子女上大学、考公务员，还影响子女结婚。

袁珍说，她刚被带走的时候，家里打电话报警。派出所民警立马就找到了谈话的地方，并让袁珍签了一个出警回执，解释说这不是非法拘禁，而是做工作。

乡干部见这情形，立马表示：你看，派出所也听政府的，报警也没用。

乡干部说了很多，但袁珍眼皮子底下的诉求，他们却没一句确切的话。袁珍问新社区在哪里、什么时候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明年八月十五就搬新小区。袁珍反驳，隔壁水库搬迁村，村子被拆了两年了，村民还在流浪！

最终，袁珍还是没签字。到晚上快两点时，家里打电话给村支书，说如果袁珍出了问题，唯他是问。村支书无奈，只能和乡政府协调，工作组终于把袁珍送回了家。

实际上，面对工作组和拆迁队，刘彬、孙野、李尚都有和袁珍一样的无力感。政策话语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不服从都不行。

比如，只要是党员和干部，乃至于干部的亲戚，必须服从 " 政策 "。在地方政府看来，这些人本就应该是 " 讲大局 " 的，无论是否理解，都必须服从合村并居这一 " 政策 "。渐渐的，那些不服从 " 政策 " 的，也就成了 " 对抗政府 " 的边缘人。

这个逻辑实在强大，在农村，每个家庭总会有一两个在 " 体制内 " 工作的亲戚朋友；哪怕没有，也还是和 " 体制 " 有关联。当体制内的亲戚朋友来当 " 说客 " 时，大家都很尴尬，但说服群众签订拆迁合同，是体制内人员的 " 工作 "。有些地方甚至规定，什么时候完成这项特别的 " 工作 "，就什么时候再回去上班。

对群众来说，心不甘、情不愿地让政府拆掉房子，实在窝火；但不接受吧，又像是给亲戚难堪，如果影响了别人的前程，罪过真是太大了。最终，无论结果如何，肯定是 " 亲戚不像亲戚，朋友不像朋友 "。



农民被拆之后临时搭建的住房

袁珍举了一个例子。袁家村有位村民，虽不是体制内的人，但也被政府 " 拿捏 " 地准准的。

这位村民在镇里开了一家工厂，因为不愿签合同，环保、安全、消防等各个执法部门不断上门检查，有一次还被强制停电停产了。这位村民被逼无奈，只好签字。

基层的工作力度越大，调动的社会资源越多，群众感受到的政策压力也就越大。从结果上看，很多村民签了拆迁合同，但有多少是真心拥护合村并居政策的呢？

哪怕刘彬这样有大局意识的人第一批签了字，也很难说他是心甘情愿的。至于别的村民，就更是软硬兼施下 " 逼签 " 的结果了。李尚的父母算是反抗到底，却还是逃脱不了强拆的结局。

补 偿

平心而论，无论是出于本能的敬畏，还是出于无奈，大多数村民哪怕一百个不情愿，但其实已经为自己的家园预设了被拆的命运。只不过，他们需要评估的是：上楼后的生活还有尊严么？

山东农民的传统房屋由正房、偏房、院子和门楼围合而成。一般来说，如果有单独的院子，老人会独居一处；如果没有，老人就住儿子家的偏房，住一起，但分别开火。

年轻人大多住在钢筋混泥土的楼房。这些楼房或是结婚时所造，或是为改善居住环境重新翻盖的。房子比较新，宅基地面积也比较大。

但在合村并居政策下，村民被拆之后，居住质量不仅大大降低，还得倒贴十万左右才能住进楼房。



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长兴集乡竹林社区

以袁家村为例，政府并未请正规公司来评估，只是工作组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评估表，只列了正房、偏房、宅基地、青苗补偿等几项大类，每个大类有个总价。

其中，正方（北屋）按 500-700 元每平方米计算，偏方按 200-300 元每平方米计算，土胚房评估价格会更低；宅基地不算价格。

袁珍家的正房共 163 平米，每平米按 713 元计算，评估下来不到 12 万，把偏房和青苗补偿加上，再加上 2 万元的安置费，也才 16 万。

安置房面积一般有 80、100、120、130 平米不等，按自家正方面积的置换价为 1100 元 / 平米，不足部分按 1800 元 / 平米的价格置换。这就意味着，袁珍把自己房子拆了还换不了 130 平米的毛坯楼房。如果真要入住，还得再花大几万的装修费。

年轻人在乎的还只是一次性的购房补偿，老年人想得更多。只要搬进楼房，不仅耕作不方便，水、气、取暖等费用，一年怎么也得增加几千元生活成本。很多老人说，" 冲个厕所也要花钱 "。

还有一个巨大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一旦搬进楼房，老年人和年轻人如何相处？这些问题，看似细小，却是诸多人伦悲剧的导火索。

那些见过所谓新型农村社区的农民都知道，搬进小区后，老年人普遍都得住车库。面上的说法都是腿脚不便，不好上楼。但内心的无奈是，如果和子女住在一起，一定会在狭小空间内激起无数家庭矛盾。为了维持家庭和谐，老年人只能忍痛住在 " 冬冷夏热 " 的车库里。

最让人不可接受的是，绝大多数地方推行合村并居都是 " 先拆后建 "。小区八字还没一撇就动员群众拆房子的情况，比比皆是。

一个现实问题是，群众如何过渡？政府虽然会发放少量安置费，但根本不够生活。被拆农民只有三个选择：租房、投亲靠友和搭窝棚。



农民自己搭建的窝棚

在有些地方，由于合村并居的速度太快，被拆农户想租房也租不到。尤其是老年人，哪怕是有房源，房东也不愿意租。因为几乎所有人都怕老年人在居住期间出事，既无法承担责任，也挺忌讳的。

而如果一两年都还无法回迁，投亲靠友也不是长久之计。再加上，农民即便被拆了房子，总还有庄稼和果园需要照料。于是，绝大多数被拆农户都选择在田间地头搭窝棚居住。一旦哪个地方推行合村并居，农民住窝棚的景象就会大面积出现。

预 见

袁珍不明白，背着债务上楼，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种田的还种田，务工的还务工，这哪是好日子呢？大概率是，住进小区才发现，还是农村好。

其实，基层政府也没有底气。以至于，很多乡镇干部做群众工作时，说着说着自己都不信了。要么就像袁珍面对的一样，连哄带骗 " 逼签 "；要么就像李尚面对的一样，连道理都不讲，干脆强拆。

对大多数基层政府而言，合村并居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必须完成的任务。尽管最近山东省和一些地级市政府都宣称合村并组没有硬杠杠，不搞 " 齐步走、一刀切 "，但各个乡镇在推行政策的过程中，无不是以贯彻上级政府的决策为依据，无不是以 " 压实责任 " 等工作方法强硬推行。



观察者网采访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谈城乡发展问题

比如，孙家村所在乡镇主要领导在合村并居动员会上就强调，此次合村并居时间紧、任务重，要加强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要严明纪律，严格督查问责。

然而，合村并居需要大量的资金，从何而来？早先的试点，都是选择条件比较好、地方财政比较殷实的地区开展。济宁市有一个十年前合村并点形成的 " 万人社区 "，当地是济宁财政实力前三的乡镇，当年为搞试点，当地财政预算了 1 亿元建设新型社区；为满足群众实际需要，最终却花了 3.2 亿才建成。

即便如此，这个新型农村社区也还是有形无实，既没有实现乡村振兴，也无助于城镇化，更谈不上城乡融合发展。农民还是回村里种田，合在一起的两个村，虽共处一个社区，却还是有两个村级组织。连疫情防控，两个村的村干部也是各守大门的一边，各自管各自的村民。

面对种种质疑，6 月 17 日，山东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省自然资源厅厅长李琥介绍说，目前，农村社区建设还处在探索推进阶段，没有下指标派任务，没有大规模的大拆大建。

他还承诺，拆不拆、搬不搬、建不建，由农民群众说了算，村民同意率必须达到 95% 以上才能实施，不搞强迫命令 " 一刀切 "，不能增加农民负担。

山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希信也在会上说，" 我们将对基层的创新创造进行认真总结，对工作中产生的偏差和问题及时纠正，坚决把维护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坚持因地制宜，把好事办好。"

我们希望，山东省能真正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让合村并居政策走上正轨，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前提下推进。

合村并居，千万不能成为一场瞎折腾。

我们为什么要媒体采访？为什么要舆论监督，大家看看下面这张图就明白了，



没有媒体曝光，王振华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小学生课堂，堂而皇之地挑选他的猎物，而这一类，我们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止！

在北京江浙沪和深圳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拆迁是一个一夜暴富神话的象征，很多拆迁户拿了几百万和几套房，如果安心过安稳日子，那么这辈子真的衣食无忧，但很多惨剧也发生在拿到拆迁款以后，随便挥霍真的来得快去的也快，黄赌毒很快也盯上拆迁户了！

但是在山东或者西部地区，在补贴标准实在太低情况下，农民们冒然上楼，风险非常大，生活成本的突然加大，没有了种地等主要收入，不知道拿什么去过好后半生，也请有关部门重视一下我们的农民兄弟们，他们生活有的真的很辛苦！

浅贝

《平安经》事件背后，谄媚奉承成潜规则，才是最可怕的


2020.8.1 ▏木舒

人们总说：快乐要分享。



那今天，我不允许你们不知道我这几天的快乐源泉《平安经》



前几天，有一本书上了热搜。



看起来名字非常正经，它叫《平安经》



这让我想到了《诗经》《易经》《道德经》，我还以为这是哪位哲学家的经典之作呢，毕竟它的书籍装帧做的很“正经”，出版社是“人民出版社”，在淘宝上还卖出了299元一本的高价。







我不服了，他凭什么卖那么贵？于是我看了下它的内容。



我靠！真的是绝了！我从没有见过文采如此决绝之人！



原来平安经全篇就是这里平安、那里平安，你也平安、我也平安，眼平安、嘴平安、1岁平安、2岁平安...100岁平安，火车站平安，飞机场平安......






这画风怎么看怎么熟悉！

我终于想到了，难不成作者是小燕子转世！！



这踏马这种破梗，我一天能写4公斤！


赶明儿我也写一本《有钱经》



男生有钱，女生有钱，初生有钱，1岁有钱，2岁有钱，100岁有钱，张三有钱，李四有钱，王五有钱，关注我的所有读者都有钱。



这是不是比《平安经》看起来更有价值？配不配卖个300块！



哦，好的，我不配，因为我没人家厉害！



这年头，只要你够牛，那你就说一句屁话人家也得给你鼓掌叫好。看看这本书的作者，那tag，多么的响亮！！突然觉得这299一本的书，卖得还有点便宜了呢！







好的，这本神奇的书，你出版了我也就认了。



你还卖了6000多本！！！！6000多本就是180多万啊！这到底是谁买的？？



你卖了也就算了，你居然还为这本破书，开一个个朗诵会、研讨会？？



2020年6月7日，《平安经》公益朗诵活动研讨会在长春召开。



多部门联合，十余位省市文化大咖，多位知名学者、诗人，纷纷撰写《平安经》读后感，还邀请了全国知名艺术家和省朗诵艺术协会会员共同朗诵！



线上朗诵、线下启动，在网络平台展播，还在长春广播电视台等媒体进行同步展播。



谁能告诉我，这踏马研讨什么？？



















真的，我好心疼这些“文化大咖”，还有媒体小编啊！



他们是怎么做到，对着这样一本书写出那么多赞美之词的？



这本荒诞的书火了，后续也就来了。



很快，吉林省委决定：免去贺电同志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职务。


人民出版社紧急发布声明：我们从来没出版过这本书。







哎，你说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就老老实实上班赚钱不好吗？非要自己给自己整出幺蛾子，这下好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而在这背后，也藏着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你会发现，近些年来，谄媚奉承的风气，在各行各业都已经弥漫开来了。



生活就像是一个金字塔，我们身处不同的位置，也自然而然的催生了“等级观念”。



人们往往私底下互相蔑视，可表面上又互相奉承、吹捧。



这似乎成为了现今太多人的“生存之道”。








还记得之前，那篇彩虹屁论文吗？



这是一篇7年前的论文，刊发于中文核心期刊《冰川冻土》上。



看起来该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可作者在论述生态经济学的过程中，列举的却是导师夫妇的事例。



他用优美的文字，在一篇学术论文中，赞美了导师的“崇高”和师娘的“优美”



我的导师：



“他的见识就像天路一样高远而深邃”

“他的胸怀就像大海一样宽广而平静”

“崇高而不骄矜，有志而气和，隽雅而不虚饰”

“高贵的单纯，肃穆的伟大，如果这都不心生崇高感，那只能归于麻木，缺乏悟性了，实乃国之栋梁”







我的师娘，她：



“雍容华贵”“仪态大方”“美丽如花”

“风姿绰约”“雅致宜人”

“不喜对镜修容颜，布衣围裙生光辉”

“宛如丁香花开随风飘，优美感四溢”

“将做饭当成是一种义务，这是她对自己的正确定位”







这波彩虹屁真的是吹的清新脱俗。



要是发布在自媒体稿件里，说不定还能让大家赞赏这样一对为科研献身的伟大科学家。



可是，在核心期刊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写这段，是不是就显得不合时宜了？更何况，这篇论文所涉项目还曾获国家200万基金资助。



我不知道这位教授对导师和师娘的吹捧，是不是发自肺腑，但我知道，日常生活中大多数的“吹捧”，大多都是为了私利。



之前，某校三年级的蒋老师，被誉为要“C位出殡”的老师。



在她的群中，家长问问题要先自报工作、单位、职务，先回答了这些，她才会根据你的具体职务，来决定用什么语气回答你。



你要是从事对她“有用”的工作，满是客气。你要是普通工作，语气中满满的爱搭不理。







最终，因为网络舆论发酵，该老师被停职。但是！这位老师在被停职后，她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而其他的家长更可怕。



满口谄媚之词，替老师叫屈，安慰老师，对爆出内幕的家长满是苛责，复制黏贴着一些“口号”表忠心。



难以置信，这是学校啊！这可真的是将成人世界的谄媚诠释的淋漓精致。









大人们是这样，而这股风气现在也已经蔓延到学生群体中了。



之前，某大学群里，就因为学妹在广场碰到学姐，没有点头哈腰叫学姐，就被揪出来“处理”







某学校学生会群，一位新生在群里@一位学长，询问7号要不要开会，结果突然跳出了两个管理员责骂：



“杨zx是你们能直接@的？！”

“现在你是在叫学长！？”

“你妈自己没点数？！”

“你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话方式”







另外一所学校，中秋节的时候，社联一位“前辈”在群里发了通讯录，要求新入社的同学们给他们一个个发信息祝福中秋节快乐。







女生要叫“姐”，男生要加“哥”，要叫“领导”，言辞间一定要把自己的姿态放的很低很低。







在刚看到《平安经》时，我们曾在群众讨论：这个作者，到底想要啥？



在我看来，出版所得的那180万，恐怕不是他的最终目的吧？否则他老老实实卖书就好了，干嘛还要搞研讨诵读会，发通稿给自己找麻烦？



我猜啊，他是因为在长久的奉承中，早已迷失了方向。



让他觉得更“爽”的，不是钱，而恰恰就是众人的吹捧！他已经沉迷其中无法自拔，也失去了对自己的自我认知。



而这其实可以套用在所有类似的事件之上。



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权力有着近乎变态的渴望？



归根结底，他们想要的就是那种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高人一等的成就感。



他们享受被人吹捧、奉承的感觉，而其他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即使是装也得装到底。



看下来很悲哀。



“区别对待”“委曲求全”“阿谀奉承”“控制和服从”“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这就是很多人口中，你想要获得更好生活，必须要学会的“人情世故”



有朋友对我说：不能怪他们，他们也是被逼无奈。



是啊，有的时候，坏的是风气。



你将一个好人放进坏的风气里，让他不断遭受欺压，无力抵抗也无人相助，时间一长，只能自我灭亡。想要活着，就只能被坏人同化。



当好人变成了坏人又去继续欺压好人，又继续教别人变成坏人，最后只会陷入恶性循环中。



但到了最后谁又能说自己是无辜者？



这些人不也是用着某些潜规则谋利了吗？



谁都不无辜。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真的没有答案。



很多次都怀疑这个世界，为什么和小时候书本里教给我们的不一样。



还记得陈佩斯吗？



曾经最经典的喜剧演员，上了11年春晚，可不知何时，好像就突然消失了。







后来才知道，很久之前，陈佩斯要求小品用单机拍摄，用蒙太奇的手法，这样更能表达出节目效果，可工作人员两次说“No”。



最终，在1998年再次遭到导演组拒绝时，他和朱时茂商量，自此退出了春晚的舞台。



后来，央视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擅自出版了他们《吃面条》《警察与小偷》等8个作品的VCD光盘。



在很多人眼中，央视出版你的作品，那是看得起你，所以很多一起被侵权的艺人也都选择了沉默。



可陈佩斯却说：“他们可以随便的对我说No，那我也要对他们说一次No”



他们一纸诉状把他们告上了法庭。要求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幸好，法律没有让他们失望，登报道歉，赔偿了333293元。







但是，事情怎么能善罢甘休？



接下来央视开始封杀陈佩斯，而各大演出公司和地方台也纷纷响应。自那之后，陈佩斯再也没接到一份演出邀约。



屋漏偏逢连夜雨，在同时期，陈佩斯的影视公司也关闭了。



每部电影盈利的，只刚好够下一部开机。如此算下来，拍一部亏一部，还要为此去负债。



到处都是“灰色地带”，四处都是“潜规则”，周围充满着打压。无奈的他只能选择关闭公司。



这就是一个不折腰的人的代价。



但后来，陈佩斯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



他始终保持着真我。



他说他知道电视电影行业“水有多深”，不愿意去冒那个险，不愿意去“害”投资人。



他潜心制作话剧。《阳台》《雷人晚餐》《戏台》等多部话剧，累计500场次，观众超70万人，多次创造了话剧界的票房奇迹。



很多人都觉得陈佩斯太蠢，可在我看来，这是一份现在最缺的傲气和责任。



陈佩斯或许没能得到更大的名气，赚的更多的钱，可他一点也不后悔。



他早前的一番话让我印象深刻：



“这个世界应该是一个有规矩的世界，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都能生活的更好。如果都这么没规矩，不是不可以，我也能凑活，但是不能永远这样。



我们在这么烂的风气里已经生活了几十年了，还要再把余生都这么烂下去吗？“











但在采访中他也很无奈的说，这么多年过来了，这种风气好像还是没有变好，盗版侵权依然横行，知识产权依然不被尊重。但是他不觉得自己当初“站出来”是无意义的。



为什么？



“我必须要与强权抗争，不能让后人嘲笑我们。”










我想，陈佩斯的这段话，也是对今天这个话题，最好的回答。

长辈经常对我说：“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察言观色，礼尚往来这是属于社会生存必备的技能。谁都不想去做这些，但现实就是你不得不去做，这就是现实世界的游戏规则。”


可是，这种潜规则成为了“主旋律”，不也是一次次纵容得来的吗？



而难道，因为大家都遵循着这种潜规则，就证明这是对的吗？



当有一天，奉承、吹嘘成为了大众默认的生存方式，那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勤勤恳恳还没用吗？



当有一天，教育孩子也不再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是“你要懂得察言观色，人情世故”，那孩子会变成什么样？



当把所有的心思精力都放在拉关系、搞关系、阿谀奉承上，那能力和人品将会弱化到什么程度？未来又会是什么模样？


《菜根谭》里有段话：

我贵而人奉之，奉此峨冠大带也；我贱而人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然则原非奉我，我胡为喜？原非侮我，我胡为怒？


我有权有势人们就奉承我，这是奉承我的官位和纱帽；我贫穷低贱人们就轻视我，这是轻视我的布衣和草鞋。

可见根本不是奉承我，我为什么要高兴呢？也根本不是轻视我，我又为什么要生气呢？

是啊，所有的阿谀奉承，不过都只是为了私利罢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当你习惯了这些，错把对利益的崇拜认成对自己的崇拜，那或许才是最悲哀的。

浅贝

美囯为什么突然对中囯如此“仇恨”，是因为这件事中囯无意碰到了美国的“病·根”！


公众号： 吴鹏飞观点



今天跟读者朋友说一说，为什么美国突然如此仇视中国，如此势不两立。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中国一直是世界工厂，现在竟然想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可怕。中国的这个计划将美国的知识产权置于危险境地，令人恐惧。美国人真的很直爽，明说了为什么对中国拼命打压，因为他们给中国的定位，就是中兴这样的企业实践，永远给美国人当低阶制造商和利润搬运工。而中国居然搞出高科技制造计划，在人工智能、通信等领域想领先世界，美国当然要翻脸。



之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发表看法，说国人提出要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业很危险。他的意思是，政府拿出巨量资金补贴来发展芯片业不符合市场规律，不一定搞得成。他还有一个意思，不能因为一个中兴事件，就否定国际化分工的合理性，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确实不如人，不能把芯片想的太简单，万一搞不出来，又得罪了外国人这可如何是好？



你们是否感到奇怪？吴先生可是一肚子学问，可惜书都读到哪儿去了。全中国人都知道高端芯片制造如果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的通信、军事、网络等各行各业几乎都会被掐脖子，唯独学富五车的吴先生不知道。这就像当年苏联撤走专家中国发誓勒紧裤带发展核武器一样，看上去好像白日做梦，可是中国人做到了。航天、两弹、天眼、航母、歼20，哪一样不是中国人在封锁、唱衰、挖苦下独立自主干出来的？中国领导今天在宜昌说，大国重器必须握在自己手里。要知道，这个芯片虽小，却是真正的重器。



当年陈毅愤然表示，就是当了裤衩，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一位叫查良镛（另一个名字叫金庸）的香港公知立即撰文痛斥，说大陆穷兵黩武，如果全中国人民连裤衩都没穿的，搞出原子弹有什么意义？你能比得上美苏吗，估计连英国的核子也比不了。现在作为核大国了再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出这位著名公知有多么幼稚可笑了吧。吴敬琏这位老公知的见识，和几十年前的金庸，其实是一样可笑。



各位看官，公知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们往往鼠目寸光，又自以为真理就在自己的掌上。有时候，凝视着这些信口雌黄的白发苍苍的老公知，看到他们一幅幅慕洋犬似的作态，我不仅没有愤怒，反倒生出一丝怜悯。当一个人认为真理在握，而且多年一直在握的时候，这个人就接近于无知和无耻了。



我可以打个赌，中国的高端芯片业五年左右可追美国。



至于原因我会另文细解。闲言再次打住，话说中美关系。别看美国一会挥大棒子，一会伸橄榄枝，好像云遮雾障，难以琢磨，其实在老吴看来，一切都非常明了。中美关系走上对立、竞争、妥协，再对立、再竞争、再妥协……的路子，是有其必然性的。中美关系为什么会这么糟糕，很多老糊涂公知，别看研究了一辈子经济，但实际是完全糊涂地。他们认为中国处处忍让妥协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这位老公知的愚蠢之处，就在于他缺乏与时俱进的探求精神。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过去，中国的适度让步和妥协会换来一段安宁时光，但是现在不行了，因为美国的战略改变了。过去他们对中国奉行接触和和平演变国策，现在他们对颜色革命已经绝望，对中国公知的忽悠越来越没有市场感到绝望，因此他们决定以中国为敌，以对抗为主。



他们痛苦的发现，中国坚持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而且越来越自信。因此，这个时候的中国如果选择妥协忍让，效果很差，可能适得其反。其实特朗普上台以来，中国就在不断让步，不断安抚特朗普，不断示好美国佬，但是，没有效果，反而是美国人得寸进尺了。这里我要表扬一下中兴，它昨天说决定接受美国的禁令，这意味着，它不准备向美国求情了，中兴显然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有骨气。



我曾经用文章，探讨了一下中美关系近70年变化的来龙去脉，为了让没有看过这文章的读者有个头绪，在此简单归纳一下。中美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因为美国支持老蒋打内战留下怨恨，因为帝国主义希望共产党承担旧中国欠他们的驴打滚的狗肉帐被拒绝，因为中国断然在半岛与所谓的联合国军开战，并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打得满地找牙等，中美双方彻底闹掰了。



美苏世界争霸进入白热化程度，中苏因为见解不同分道扬镳。一直严密封锁中国，仇视中国的美国，为了自己的战略利益，决定拉拢中国加入反苏阵营。大英雄毛泽东果断没收了美国小心翼翼递过来的橄榄枝，大力推动中美友好。邓小平接棒后对此心领神会，利用帝国主义集团争相邀宠美国拉拢中国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大规模公派留学，大规模引进难以计数的西方先进技术与设备，大规模加强科技教育交流。



邓小平做了毛泽东当时想做而没有条件做的事情。聪明的中国人很争气，在美日欧麻痹大意，特别是小看中国人认为我们很难赶上他们的时候，实干巧干苦干硬干（主要是科技工作者、广大干部、人民群众在这么干，光荣属于他们，但不属于一个叫做公知的小群体，我个人认为，他们除了牛皮哄哄唱衰祖国，基本上没干什么好事），实现了令人震惊的崛起。由于崛起速度太快，美国人有点反应不过来。



美国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老布什几任总统因为要搞垮苏联，对当时的中国特别好，可谓两国的蜜月期。但到了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的那一秒钟开始，美国开始把中国作为了下一个敌国，蜜月期正式结束。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一干人，都十分想遏制中国，但因为反恐，因为心存和平演变中国的侥幸，在接触、合作、渗透和打压、遏制、对立两种政策间摇摆。



中国利用美国的摇摆，迅速发展了自己，美国的失落感也就越来越强。中国贸易量世界第一，美国忍了；中国的经济规模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早已超过美国，美国又忍了；美国保持了155年的工业制造能力第一把交椅，中国也拿过去坐了，美国也忍了；中国一艘接一艘搞航母，美国还忍了；中国人民币想国际化，美国也忍了；但是，中国要当全球科技中心，美国人终于忍无可忍了。



美国高官说，中国真是厚颜无耻，中国太令人恐惧了。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没有任何优势可言了。这个美利坚一直指望中国和平演变，一直在培养中国公知蛊惑人民，一直希望在中国执政党党内找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他们一忍再忍，实际上是在做一场豪赌，他们希望中国最终成为四分五裂的多个小国，或者中国虽大但是一盘散沙，或者很繁荣但是美国的附庸。如今这一切，全部成为泡影。



令人无法容忍的是，中国居然向美国的科技霸权提出了挑战。德日科技发达但是军事侏儒；英国是铁哥又很小还可能分裂，已经不足为虑；欧盟看似经济军事巨人，但政治上不团结很无能；印度说实话完全是一盘散沙；俄罗斯虽然是军事政治大国但经济上很虚弱不堪一击。按说这世界可以被老美玩于股掌之间的。



但现在冒出来一个中国，令人意外。本来这是一个饱受欺辱的国家，起点很低，十分落后，没想到他们利用我们与苏联斗法的空档，迅速发展起来了，它是唯一对美国的政治霸权、军事霸权、美元霸权乃至科技霸权提出全面挑战的国家。科技霸权也敢挑战，这个原本落后至极的国家太狂妄，太无耻，科技霸权，也是你们配挑战的吗。正像网友指出的那样，掀麻将桌的人，一定是输急了的那个人。



特朗普总统，代表美国掀桌子了。他掀了中美关系的桌子，全世界其他国家都不敢吭声，只有中国这位大赢家冷冷地说，这么搞，有意思吗？因为中国希望继续玩下去。但美国不干。美国非常清楚，日本、德国、苏联、英国、荷兰、西班牙还有美国自己，都证明过，科技强国就意味着军事强国，而军事强国则意味着可以抢掠地球上的任何财富。



美国人在科技构筑的军事霸权之下，在二战后利用绝对强势的地位，十分聪明地召开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将由黄金支撑的可靠货币美元确立为国际贸易融资的基准货币，这就是说，美元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货币。也就是，美国人可以用美元这张绿钞票换取世界上的任何财富。这是一个无以伦比的新发明，因为这可以使美国不用直接去抢，就能得到任何国家的财富。



美国的真聪明，可是也是这种聪明害了他们，也害了这个世界。世界各国很自然的一个担心，就是美国人会大量疯狂印钞票，自己手中用财富换来的美元只是一堆废纸。美国人安慰大家，不会的，因为美元与黄金挂钩，美元就是黄金，黄金就是美元，你们放心好了。开始，美国还是很守规矩的，大家也有麻痹大意了。这期间美国打了朝战和越战，耗费了巨额资金，于是就超黄金储备偷偷加印美元了。



最先对美国人不放心的是法国总统戴高乐，他要求将法国手中的美元全部兑换黄金，其他国家因此都提出类似要求，这一挤兑，美国露馅了，于是他们厚着脸宣布，美元今后与黄金脱钩。这等于说，美国人想印多少就印多少。世界各国虽然恼火，但是用美元已经习惯，也找不到另一种大家公认的货币，只好委屈地接受了美国的背信弃义。



美国也不傻，他们如果不加节制地脱离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发展，狂印美元，那美元很快就会崩溃，美国自己的所有资产也会一文不值。所以，他们印刷美元还是很有节制的。为了让世界人民放心，他们找到沙特等石油生产大国，威胁利诱之下，要求石油输出国组织全部以美元结算，这样以来，美元等于和工业化时代工业的血液石油挂了钩。有美元就等于有石油。



世界人民于是又放心大胆地用起美元了。美国人民的好日子彻底开始了。比如说，中国人民一件衬衣穿几年，美国人民买衬衣是一打一打购买的，穿一件扔一件；比如我看到一个报道，美国退休的白领夫妻，住在乡间别墅，富丽堂皇，钢琴美酒，田园诗歌，那种富足是很多国家的富翁都难以比拟的。所以奥巴马曾说，如果让中国13亿人都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地球资源就无法承载。



这是赤裸裸地告诉美国人民，你们的幸福生活必须建立在中国人民永远克勤克俭基础上，是在鼓动美国精英支持他遏制中国的战略。但是，这令人震惊的自白，却被中国某些不把自己脸皮当回事的公知解释为，这是奥巴马在劝告美国人民要向中国人学习勤俭节约。读者朋友们，你说中国这类公知是不是应该有人大唾其面？



美国人民在这样巧妙无比的安排下，开始转向不搞制造，专搞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金融业，信息业，高科技成为美国的法宝，制造业比重越来越小，他们变懒了，他们不爱储蓄，而联邦政府也是债台高筑。所以美国渐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倒是全世界的所有好东西他们都要买。巨大的贸易逆差由此产生，与中国的逆差竟然高达三千多亿美元。与日本的贸易逆差也高达7.5万亿日元，等等。



朋友们，这就等于说，美国只要印刷钞票，通过贸易很快这些钞票就流入美国以外，长此以往，美国的钱当然就越来越少无钱可花，可是，美国又不能无限制地印钞票，因为那样会使美元贬值，美国自己资产缩水，美国经济因此崩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只有三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向各国借钱，也就是发行国债，但是这样借的钱第一有限，第二要还，还要付利息，是个恶性循环。二个办法是吸引世界的投资，让股市与各种金融产品市场火爆，让全民炒股的美国人人人都能赚钱，继续不劳而获。这就需要全世界的美元疯狂向美国回流。



三个办法是销售自己的高利润的产品，实现贸易平衡，减少美元外流。美国最好的利润极高的产品如高科技产品它不愿意卖，再就剩下先进的武器了。美国真正能卖的，利润极高的，可以任意定价的产品，就是武器。所以，美国在全世界到处推销武器。比如日本去年就强制性地进口了4000多亿日元的美国武器以减少贸易顺差；沙特王储访美时，特朗普居然拿出沙特的武器订单一一在记者面前晃动，表扬沙特。



该王子满面通红，十分害羞。特朗普是如何说的呢？他说沙特这个国家是朋友，他们很富有，他们也愿意把他们的财富贡献给美国，所以才有这天价订单。这个老顽童说得多么直白啊。又比如，当选后的特朗普居然打破惯例接了蔡英文的电话，居然说，人家买了那么多武器，是美国的客户，接一下电话有什么不可以？



菲律宾的杜特尔特说过一句话，很精辟。他说，选择了美国，就是选择了战争，选择了中国则是选择了和平。美国只卖给菲律宾一种产品，那就是武器，而且是淘汰的二手货，价格还奇高。中国呢，输出的是高铁，基础设施，花花绿绿的产品。只有傻瓜和中国公知这两种人看不出来，美国需要制造仇恨、制造动乱，制造战争，制造投资恐慌，才能让美元大规模回到美国投资，才能让仇恨中的人们不惜代价购买美国的先进武器。



美国，是这个世界上最邪恶的国家，因为它要维持美元这种奇特的流动方式，为了让美国人民不劳而获以美元换天下宝物，为了通过金融游戏和销售武器再把美元赚回来，它就必须不停地制造动荡和纷争。有一个视频，是叙利亚的孩子哭诉战争的苦痛，他们问，我们做错了什么？我想含着眼泪说，孩子你们只做错了一件事，就是降生在一个有聪明的美国人的世界上。



美国网友自己都不好意思，他们说，美国立国239年中，打了222场战争，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是和平总统，每位总统都至少参与和发动了一场战争，双手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献血。美国历史上只有大萧条的5年没有精力发动战争。美国喜欢标榜自己是讲民主讲人权的国家，实际是反人类反人权反民主的罪恶国家，不知道用导弹打死了多少国家的多少人民，是名副其实的吃人肉喝人血的国家。



读者朋友们，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美国一定要跟中国过不去了吧。因为美国高唱和平与发展是假的，中国呢，确是真心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的在用自己越来越强大的科技、军事、经济能力在维护和平。美国当然气得眼睛都绿了。世界和平了，美国还怎么混啊。你中国居然还想成为科技第一强国，美国的好日子这不是彻底到头了吗？



因此，未来中美之间的斗争，是世界和人类是走和平共赢的中国道路，还是走美国第一全世界第二的美国道路。我坚信，中国代表了人类的正义和良知。中国争夺高科技的主导权，争取高端芯片制造能力和操作系统的自主知识产权，是关系到中国自己，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大事。这一点，吴敬琏这位近视眼公知先生，感情和屁股都在美国人那一边的中国美国人，是很难理解的。这些人物，无能你如何使劲嗅，都很难在他们身上闻出一点中国味来。



是的，吴敬琏、查良镛先生，我们当了短裤也要发展核武器，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研制高端芯片。而且，我们一定能做出来。社会主义，人类大同这样的追求代表了人间正道，尽管历经波折，正义的事业最终一定会战胜非正义的事业。中国一定会成为世界科技第一、军事第一的强国，人民币有一天也一定会超过美元成为世界第一货币。



我只是希望，那时候的中国领导和金融官员，不要耍美国式的聪明，全世界的人民用他们的财富换取人民币之后，我们中国也要用诚实劳动的产品和服务，再把人民币挣回来。我们不要学这个可耻的美国，到处播种战争和仇恨，用武器和惊吓重新把美元挣回去。相信我，我的祖国，美国必败，坚持正义的中国必胜，而永远坚持正义的中国永胜。祖国啊，我爱你。



中国未来能不能赶超美国，我的回答是，能！

浅贝

成人作文一等奖：《 喝酒 》


01


所谓无酒不成宴席，几个朋友聚会，如果坐在一起光吃饭不喝酒，那场面简直无法想象。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有人喝，有人不喝。



前一段儿因为身体出了些小故障，遵照医嘱一直没有喝酒，但是参加过几次聚会，终于体会到，当桌上只有你一个人不喝酒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百无聊懒，生不如死。







通常会有主持人把大家的杯子都收上来，一字排开，然后像做化学实验一样分别注入同等计量的酒精。期间偶尔有人会大叫：“好了好了，我的少来点。”



“凭啥？”当然要一视同仁，我们绝不会因为酒量高低不同而歧视任何一个人，酒杯面前人人平等，基本上每杯酒之间的误差不会超过0.15毫升。



02



“我真不能喝。”“为啥？给个理由先。”“中午刚喝过，明早还有事”之类的理由就不用说了，说了等于没说，根本没人理会。



“开着车呢。”“谁让你开车了？知道喝酒还开车？”劈头盖脸先是一顿训斥，然后告诉你：“别开了，车就放在这儿，或者找代驾吧。”



所以，如果真不想喝酒，唯一有效的理由就是：“身体不舒服，刚吃过头孢。”







如果想表演得更真切一点，还可以虚情假意地加上一句：“应该没事吧，要不我少来点？”“哎呀，算了算了，一点也不敢喝，会出人命的，你负责倒酒吧。”



于是假装遗憾，暗中窃喜。以为脱离了苦海，殊不知，迎接你的将是无边无际的痛苦时光。

03



一桌人推杯换盏觥筹交错，酒过三巡，场面开始热烈起来，原本不太熟的人也开始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唯独没人搭理你，倍受冷落。对，如果不是美女，只喝茶必然会受到歧视。



原本也算德高望重，因为不喝酒，只能沦为倒茶添酒叫服务员的杂役，倍感屈辱。为了掩饰尴尬，只能像个没出息的吃货一样不停地夹菜，没多久就把自己撑得要死。



看你一个人傻乎乎地坐在那里实在可怜，偶尔有好心人过来说：“咱俩喝一个吧，你喝茶，随意随意。”礼貌性地用酒润润嘴唇，转身又投入火热的革命熔炉之中。







04



在酒精的刺激下，大家说话的分贝无意间都提高了一倍，指点江山，纵论天下，粪土当年万户侯，先国际后国内最后联系本单位。啥啥啥算个球，谁谁谁那是我兄弟，一句话的事儿，包在我身上了。你想插句话都插不上，完全无法融入其中。因为大家热血沸腾都在拍胸脯，都在抬杠，谁要听你冷静客观的分析？



如坐针毡，巴不得饭局早点结束。



可大家谈兴正浓，所谓把酒言欢就在此时。于是，越到后来，你越听不下去，酒醉的人一句话能重复八遍，思维混乱，口齿含糊不清，你根本不知道他要表达什么意思，酒实在喝不下去了，就是不停地说，不停地争论。



不听还不行，拉住你反复问：“你说是不是？兄弟，我说得对不对？”

一面应付，一面想：自己酒后是不是也这么讨厌？在别人眼里是不是也这么傻逼？



最后，在服务员三番五次进来问还要不要加菜因为厨师要下班了的暗示下，在老婆连续电话催促中，总算散场了。







05



最后，大家在门口恋恋不舍依依惜别，手拉手互道珍重，千叮咛万嘱咐：路上小心到家了发个微信报个平安。



醉得最厉害的那货对所有人都不放心，挨个问：“你没事儿吧？你没事儿吧？”整个话别的过程大约需要30分钟。



与会人员对今晚的聚会给予高度评价，一致认为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继往开来的大会，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并约定要把此项活动作为一项传统保持下去，三天后易地再战。



所有人都感觉今晚很爽，就你一个人觉得特无聊。






06

所以，真正和谐完美的饭局是桌上所有人都喝酒，而且喝得状态必须差不多，大家一起兴奋，一起傻逼，一起胡说八道，就像一车人都吃大蒜，互相都闻不到臭味，谁也不嫌弃谁。

子曾经曰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肉一起吃，有酒一起喝。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大家都喝酒的时候，谁不喝谁倒霉！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世人皆醉而我独醒！

突然想起一句名人名言：“喝酒的最高境界，就是扶着墙来，扶着墙离开！”哈哈，谁说的，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