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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浅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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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落马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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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0-4 17:06 | 只看该作者
我也与傅政华等人划清界限



原创 向青春微调  青春点滴感悟  昨天


傅政华倒台了,和他曾经的“上司”徐、薄、令、周一样,以及同事孙力军、孟宏伟、李东生等人一样,倒台了。



既然倒台,就说明他们是犯事的人,用中纪委通报的官方语言来说就是:(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他们没倒台前,都是好人好官。他们倒台后,就不是好人好官,而是有污点的坏人坏官。



中国法律的原则,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



傅政华作为前北京市公安局长,前公安部副部长和前司法部部长,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法律的解释权,他无疑又是最懂法律的人,现在却知法犯法、知纪违纪,弄得自己倒了台,让国家公信力蒙受损失,这是很令人唏嘘和感叹的。



倒台就倒台吧,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只有千年的常青树,没有万年的不倒翁。这是国家大环境与他们内心小气候造就了他们的这个结局,怨不得旁人。实在要怨,就怨他们自己,怨他们自己没有控制得住内心的欲望,怨他们自己没有把握得住党纪和国法的有机结合。



傅政华倒台了,照例和他的“上司”、他的前任一样,“双开”是他们的共同命运,然后还要受到或调查、或宣判、或坐牢、或死刑......的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无论哪个过程,都不是好受的,或者说,都不是人受的。这还是应了一句老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权力是把双刃剑,用的好,皆大欢喜;用的不好,害人害己。



出来瞎混,总是要还的,真是千古铁律。



傅政华倒台,因为他在北京公安局和司法部工作过,所以这两个部门就率先表态:坚决拥护对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审查调查!



10月2日上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专题党委会议,通报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的情况。市公安局党委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坚决支持对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0月2日晚,司法部召开部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对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坚决拥护和支持对傅政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这样坚决拥护和坚决支持是对的,或者说这样划清界限是对的。



虽然他原来是好官,那是因为他伪装的好,而且在中纪委没有对他定性之前,人们都不能对他“有罪推定”,这是无论从法律还是从人性角度都应该具有的准则。中纪委在没有对他定性之前,人们就不能怀疑他的品格,尤其不能妄议他是否违法违纪。但现在中纪委对他定性了,说他已经涉嫌严重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那他就不再是原来的好人或好官,人们就有理由与他划清界限。因为中国最大多数人都是纯洁的善良的,每个人的初心和良心都是好的,可不愿意与一个已经涉嫌违法犯罪的人同流合污。这不但是中国老百姓的想法,更是中国所有官场中人的想法。



现在北京公安局与司法部的态度就代表了最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态度。只有这样的态度,才是正确的态度,合格的态度,安全的态度......



这样的决心和态度,并不是落井下石,而是大环境大形势下的必须选择和必然选择。



作为一个最底层的老百姓,我和最大多数底层老百姓一样,也都坚持认为北京公安局和司法部这样的态度是正确的态度、主流的态度。所以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的决心和态度:坚决与傅政华、以及所有被查出来的“违法乱纪”之人划清界限。



我们老百姓最大的愿望,就是过个安稳日子,就是希望流一份汗,然后实打实地吃一顿饭。但那些不法分子和不法之官却根本不在乎我们的汗,还要拿走我们的饭,所以我们对那些严重违法违纪的人或官都恨透了、恨死了,所以我们又怎能不和北京公安局和国家司法部一个决心,一样的态度?!



但北京公安局和司法部的表态,那是官员们在表态,而我们的表态,却是老百姓的愿望。虽然心里想法和目标有所不同,但实质还是一样,就是希望个个是好官、清官,包括我们碗里的饭、他们的前程,不要再受牵连,不要再出事。



但不出事不受牵连的根本条件是:“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因为天理昭彰,报应不爽。



警钟长鸣,屡屡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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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0-13 08:59 | 只看该作者
“政法虎”王立科被逮捕,曾和王立军水火不容

  本刊记者/周群峰
  最高人民检察院12日上午通报,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涉嫌受贿、行贿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终结,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日前,最高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贿罪、行贿罪对王立科作出逮捕决定。
  主动投案大约一年后,现年57岁的王立科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9月2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江苏省委原常委、政法委原书记王立科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其双开通报中的措辞异常严厉,特别是“两个从未”(从未真正树立理想信念,从未对党忠诚老实)的用词比较罕见。当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称,一定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为镜鉴、肃清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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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王立科。图/人民视觉

  王立科是一名“老政法”,从一名普通派出所民警做起,先后在辽宁、江苏两省政法系统任职长达38年。多位与王立科有过交集的政法系统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立科业务能力一般,但为人表面和善、情商高,仕途上长时间顺风顺水,甚至其在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任副局长时,飞扬跋扈的时任局长王立军与其不和,都对其无可奈何。
  其双开通报中还提到,王立科大搞政治投机、攀附贴靠;篡改、伪造个人档案,卖官鬻爵;纵容、默许亲属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腐化堕落;大搞钱色交易;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等。王立科被查前后,辽苏两地的政法系统震荡频繁,包括辽宁省两任公安厅原厅长(李文喜、薛恒)、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罗文进等人先后落马。知情者透露,王立科的前妻夏娟、哥哥王立维等多名亲属也均被查。
  靠篡改、伪造档案进入警察队伍
  1964年12月,王立科出生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县(现为县级市“北镇市”)一个满族家庭,在三兄弟中排名老三。资料显示,锦州市的满族中,满洲八旗是从东北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迁来的,汉军八旗多数是从山东蓬莱迁来的。北镇市一位与王立科早年就有所接触的原法官韩明(化名)称,王立科的籍贯均写为“山东蓬莱”,而事实上他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当地人。
  韩明称,王立科的爷爷是老红军,父亲曾在北镇县酒厂当司机,北镇与石油资源丰富的盘锦市毗邻,后来王立科父亲当了“油耗子”,跟一些人去盘锦偷石油,还曾走私过车辆,改革开放后还创办了多家企业。
  王立科简历显示,他曾在辽宁省司法学校司法班学习。1980年12月,成为辽宁省北镇县建设局房管所房管员。次年,成为北镇县自来水公司政工员。1982年10月,进入北镇县广宁派出所任民警。但据韩明了解,王立科初中毕业后就辍学,进入了北镇县一家招待所,负责烧锅炉。“他在做民警前,不存在做房管员和政工员的履历”。
  曾任王立科下属的锦州市警方内部人士李金坤(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立科的双开通报中提到的“篡改、伪造个人档案”,便与其早年的历史有关,包括他在内的很多锦州警方内部人士,并未听说王立科在辽宁省司法学校求过学。“王立科投案后,中纪委专案组曾到北镇市房屋产权监理处,翻阅王立科的原始档案,并未查到他在北镇县有过做房管员的履历”。
  王立科的从警之路顺风顺水,做了4年多普通民警后,出任北镇县广宁派出所副所长,之后又任北镇县公安局交警队科员、副教导员、教导员等职务。1993年9 月,时年29岁的王立科出任北镇县公安局副局长。1995年3月21日,北镇县改为北宁市(县级市),1998年8月, 王立科任北宁市公安局政委。次年,任北宁市公安局局长。
  与王立科共事过的锦州警方人员普遍认为,王立科业务能力非常一般,但是情商非常高,凡是他想结交的人,几乎都能处好关系。平日看到一些普通民警,他也非常和善,甚至会主动打招呼,而且早期工作上也比较卖力,口碑还算不错。
  一篇题为《身先士卒的人民卫士——王立科》的网文称,1996年,严打斗争在全国展开,王立科负责抓捕逃犯、收缴黑枪、打击盗抢机动车辆的工作。他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两下广东,三上黑龙江,亲自部署抓获了省、市在册的全部逃犯,无一漏网,还收缴各种私藏枪支、管制刀具等2000多支,名列锦州全市之首。2000年1月17日,在他担任北宁市公安局局长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哈尔滨市两名手持军用手抢、杀害5名群众、抢劫三辆高档汽车的犯罪分子流窜到北宁。他与锦州刑警一道,在短时间内,将犯罪分子当场击毙,受到省厅、公安部表扬。
  锦州警方多位内部人士称,王立科早期便善于编织关系圈子,积攒人脉资源。王立科任北宁市公安局政委时,一位时任该局主要领导称,当时他和王立科每次去北京出差,一有机会王立科就去走访他在北京的圈子。“甚至晚上都不和我们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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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市公安局。王立军、王立科曾在此共事大约三年半,期间二人关系水火不容。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2002年6 月,王立科出任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2003年5月,王立军从铁岭市公安局局长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成为王立科的直属领导。王立军比王立科年长5岁,二人名字相近,却并无亲属关系。
  李金坤称,与王立科当时温和内敛的性格相比,王立军性格比较外露,非常霸道,他想让所有下属臣服于他,甚至在锦州地盘,一些级别高于他的官员都得让他三分。一些他认为不够服从的人,会用各种侦查手段抓其小尾巴。“当时,‘二王’一直貌合神离,2004年6月,王立科被市政府任命为常务副局长时,王立军认为没有经过他的同意,非常恼火。他一直想整倒王立科,但始终没有成功。”
  娄河涉黑集团的“保护伞”
  “二王”共事大约三年半后,王立科仕途更上一层楼。2006年12月,他出任葫芦岛市公安局局长。2008年9月,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次年年底兼任大连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
  李金坤称,当时锦州警方传言,王立科去葫芦岛任职时,就不会在那干太久,他的下一站很可能是大连,他去葫芦岛时也没有从锦州带人前往。“王立科离开锦州后,很少回锦州市公安局。回锦州时,一般就直接回北镇老家。”
  《中国新闻周刊》从锦州市多位政商界人士处获悉,王立科的双开通报中提到的“长期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主要是指锦州北镇市娄河犯罪集团。
  娄河是辽宁大河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大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生于1965年11月,比王立科年小一岁,二人同为锦州北镇市人。
  娄河是锦州北镇市赵屯镇索屯村人,该村多位村民称,娄河的父亲曾做过小学教师,后来去沟帮子镇(现“沟帮子街道”)承包电影院。娄河在大约上小学时,就随一家人去了沟帮子镇。沟帮子街道,隶属于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地处北镇市南部,离锦州市区大约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这里也是娄河的发迹地。
  一位参与侦办过娄河案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娄河早年在锦州靠开赌博机发家,受到过王立科的保护。那时娄河生意就赚了上亿元,“做赌博机生意,如果没有警方的暗地保护,根本没法做下去。”知情人士说。后来,娄河还垄断了辽西的沙子生意——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的沙子一度都被娄河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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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6月,王立科出任辽宁省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同月,娄河成立大河集团。2014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海外网的一篇报道称,大河集团在创始人娄河的带领下,十余载砥砺前行,成为了一家集房地产开发、矿业能源、农业生产、旅游观光、餐饮酒店、影视娱乐、国际贸易及金融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企业,发展成为了北镇市的一张金名片,成为辽西乃至辽宁经济建设的桥梁,年产值数十亿元。旗下拥有大河地产、大河医巫闾山、大河热力、大河商城等多家企业。大河集团注资3亿人民币,成立大河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三家金融子公司。
  锦州市一位与娄河有过接触的企业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娄河还担任过北镇市房地产协会会长。在一次活动上,因与某位副会长发生冲突,娄河当众打了这名副会长一耳光。伴随着王立科仕途转战大连,娄河的商业触角也延伸到了大连。娄河还担任大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高管。
  多位受访者称,在主动投案前不久,王立科曾专程从南京回过一次锦州北镇老家。上述企业家称,王立科来锦州后,曾与娄河见过一面。此后,很多人发现娄河变得更加心神不宁,甚至有人称在深夜时,见过娄河在大河集团办公楼前独自踱步。不久,他便离开了锦州。
  上述参与侦办过娄河案的警方人士透露,2020年11月17日,也就是在王立科主动投案大约3周后,娄河在吉林省落网。辽宁省公安厅专门成立“11·17专案组”,娄河的两个哥哥(娄锦、娄绣)等家人也被控制。“娄河案近期有望宣判。”
  9月29日,《中国新闻周刊》在北镇市沟帮子街道走访时发现,大河集团旗下的多家公司已被查封,大河集团旗下的大河酒店已经人去楼空,贴在正门的封条显示,今年5月17日,该酒店已被锦州北镇市公安局治安管理大队查封。娄河还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问题,大河普惠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正门上,张贴了一张辽宁省公安厅“11·17”专案组及北镇市公安局的通告,写着:今年3月15日,专案组已对该公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行立案侦查,通知集资参与人尽快到警方报案登记。
  天眼查显示,目前,大河集团旗下的锦州市北镇大河汇鑫小额贷款公司等多家公司的相关股权,已被锦州市公安局等冻结。
  试图停播 《人民的名义》
  2013年3月,49岁的王立科任江苏省省长助理、公安厅厅长,这也是他第一次跨省履新。两年后,他任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公安厅厅长,从而跻身副部级官员序列。
  2020年10月21日,江苏省委政法委举行以“常鸣防微杜渐警钟、永固拒腐防变堤坝”为主题的讲坛,王立科出席该活动时指出,政法队伍肩上责任重、手中权力大、面临诱惑多,要坚持从严管党治警一刻不放松,努力做到常鸣防微杜渐警钟、永固拒腐防变堤坝。
  但3天后,王立科主动投案。他成为十九大以来,第一个落马的省级政法委书记,也是十九大以来,首个主动投案的省级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带着公安部二级英雄模范、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全国优秀青年卫士、全国劳动模范、辽宁省新长征突击手、辽宁省十大杰出青年等众多荣誉称号跨省履新,却最终折戟江苏。
  李金坤称,王立科到江苏后继续“大搞政治投机、攀附贴靠”,“有一年,当时中央政法委一位主要领导到大连参加活动,王立科专程从江苏过来陪同。”
  他称,王立科在锦州工作时就和一位年轻的女民警同居,去大连工作时又将这名女民警带到了大连,出任大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某大队教导员。但当时离婚状态的王立科却始终未与其结婚,这名女民警工作能力并不突出,王立科却明目张胆地把她调到了大连。王立科去江苏后,并没有将这名女民警带过去,而是和一名江苏的女干部住在了一起,但二人也没有领结婚证。
  王立科去江苏后,坊间不断传言,他曾将自己在锦州工作时的司机兼秘书刘斌带了过去,刘斌也成为王立科在江苏卖官鬻爵的中间人。
  李金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斌并非王立科的司机,刘斌与王立科同为锦州北镇人,但二人在锦州工作时并没有交集。刘斌曾为锦州市公安局凌河分局民警,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后来被借调到了辽宁省公安厅写材料。王立科任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时比较赏识他,后来去江苏时将其带了过去。公开资料显示,刘斌去江苏后,曾任镇江市公安局副局长(挂职)、江苏省公安厅指挥中心主任。“刘斌是王立科在江苏的得力心腹,也是重点培养的对象,目前刘斌也已被查。”
  王立科在江苏工作期间,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曾在南京取景拍摄。9月22日,该剧总监制、金盾影视中心主任李学政发文称,王立科在担任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兼任省公安厅厅长时,曾试图停播该剧。
  李学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剧导演李路是南京人,他在南京人脉资源比较丰富,所以该剧主要在南京拍摄。拍摄过程中,当地政法系统在警车、警服、警械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支持,因此在片尾有大量涉及江苏政法部门的鸣谢单位。“拍摄过程中,王立科没有阅读全剧本。该剧在播了四五集的时候,剧中一些政法角色形象开始出现负面端倪,他便要了全剧本观看,不久,便让人通知我们删除相关鸣谢单位。”
  李学政称,他了解到,王立科看完剧本后非常震惊,并严厉批评相关鸣谢单位,认为该剧严重抹黑政法队伍形象,他甚至还为此向江苏省委高层提意见,反对该剧继续播出,但江苏省其他领导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并劝他“身正不怕影子斜”。但在王立科不断施压下,该剧涉及江苏政法系统的鸣谢单位后来还是都被删除了,“尤其是他利用自己在公安系统的影响力,联合一些‘同志’一起向有关部门施压,一度给那些支持我们这部剧的相关领导带来了极大压力。他还不断制造谣言,对该剧恶毒放话,致使该剧不能重播,不能得奖。后来该剧虽然顺利播完,但我们的主创团队长时间心有余悸。”
  李学政称,他在一些会议上见过王立科,身边的一些朋友也与王立科有过交集。“从表面看,王立科确实非常和善,甚至有些斯斯文文,不是那种飞扬跋扈的人。所以,其双开通报出来后,我们非常震惊。很多腐败官员隐藏得很深,他们背后的所作所为,更会让人瞠目结舌。”
  家人被查与政法界震荡
  10月8日,江苏省委常委会召开深刻汲取王立科案件教训、切实加强省委常委班子自身建设专题民主生活会。江苏省委书记娄勤俭强调,决不允许搞封官许愿、跑官要官,决不允许干预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的干部选用。恪守“亲清”原则,严守政商交往底线,全面彻底肃清王立科流毒和恶劣影响。
  王立科主动投案前后,其前妻、女儿、二哥等多人也被调查。李金坤称,王立科的前妻夏娟曾担任葫芦岛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铁岭市委组织部部长、辽宁警察学院党委书记。其女儿也曾在公安系统任职,爱炫富,王立科夫妇对其疏于管教。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立科三兄弟都从政:长兄曾任纪委干部,已经退休多年;老二王立维年长王立科5岁,做事比较稳重,曾担任锦州市凌河区委书记、锦州市副市长、锦州市政协副主席,在王立科主动投案后不久,也被带走调查。
  另有多位当地政商界人士称,王立科父亲也曾经商办企业,已经80多岁。在几个儿子仕途顺利时,每年逢年过节,去北镇看望他的政商人士络绎不绝。两个儿子被查后,他备受打击,一病不起。天眼查显示,王的父亲曾担任北镇市宇宁企业有限责任公司、北镇市轻型汽车修配厂等法定代表人,担任北镇市辽油恺拓燃气有限公司、锦州港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高管。目前,这些企业多数处于注销状态。
  王立科主动投案前后,辽宁、江苏两省政法界震动频繁。其中,辽宁省连续两任公安厅厅长(李文喜、薛恒)被查,他们都曾做过王立科的直属领导。
  2011年3月,时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省公安厅厅长的李文喜卸任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李金坤称,当时任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科与另一位正厅级的公安系统领导,争相要接任李文喜的厅长职位。这让省委领导很为难,最终,辽宁省委向中央推荐了时任辽宁省政府副省长、营口市委书记的薛恒。
  2021年1月25日,已经退休的李文喜被查,7月27日,被立案审查调查,9月29日,被提起公诉;8月23日,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薛恒主动投案。至此,辽宁省公安厅两任原厅长接连被查。
  王立科投案后,锦州政法系统人员密集被查,其中多人曾为王的昔日下属。2021年4月14日,锦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刘武仁被查。王立科任锦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期间,刘武仁任锦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政委、北宁市公安局局长及北镇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等职务。同日,辽宁纪检监察网发布消息称,锦州市凌海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王凯被查。4月16日,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杨德顺被查。5月8日,锦州市黑山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党组书记张明江被查。
  《中国新闻周刊》梳理发现,王立科主动投案前后,江苏政法系统震荡明显,他在江苏省公安厅的多名下属被查。2020年7月31日,已经退休两年的江苏省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原总队长、刑事侦查局原局长罗文进落马。罗文进现年63岁,在江苏省公安厅任职长达40年。相关通报称,罗文进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在位办事退休获利,利用职权帮助亲友承揽工程、投资入股、“吃空饷”非法牟利,搞钱色交易;利用职权违规干预案件处理,与涉黑涉恶人员交往密切等。
  2021年4月30日,江苏省公安厅原二级巡视员王永生被查。王立科任江苏省公安厅厅长期间,王永生任连云港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2019年3月,王立科任省委政法委书记时,王永生出任江苏省公安厅治安警察总队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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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刘新云:结交政治骗子,滥用技侦手段
  孙力军、龚道安、刘新云
  三人在公安部存在工作交集
  三人的双开通报中均有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的表述
  “酷吏”刘新云
  落马整整半年后,山西省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刘新云再次进入公众视野。10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报称,刘新云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已由廊坊市人民检察院向廊坊中院提起公诉。今年4月9日,59岁的刘新云被查,他是今年山西“首虎”。
  刘新云生于山东省淄博市一个普通家庭,是一名从警生涯长达40年的“老公安”,他从淄博市公安局二处一名办事员做起,一步步晋升为省部级政法官员。刘新云被查后,有两点颇受外界关注:一是,其双开通报中称其“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造成恶劣政治影响”;二是,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其在山西任职期间“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违背信息化技术发展和项目建设规律,在有关项目建设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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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刘新云。摄影/本刊记者 韦亮

  《中国新闻周刊》从多位与刘新云有直接交集的警方人士处了解到,刘新云早年在基层做公安局领导时作风就比较霸道,对下属要求过于苛刻。在山西任职时,他甚至多次在大会上公开严厉训斥一些厅局级领导,其还存在采用技侦手段监控省领导、将查获的国宝级文物用于个人行贿等问题。被查当日,山西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刻认清刘新云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对党和公安事业造成的严重危害,全面彻底肃清刘新云违纪违法的流毒影响。
  “根本不把老干部看在眼里”
  刘新云1962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淄博市,1979年9月考入山东省公安学校。1981年7月,时年19岁的他进入淄博市公安局二处工作,从一名办事员做起,开始了他的从警生涯。经过几个岗位历练后,1994年7月,出任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局长,三年后又相继出任淄博市公安局副局长、政委,菏泽市副市长兼市公安局局长等职。2011年,他到省城济南工作,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
  刘新云任淄博市公安局张店分局局长时,其属下的一位时任民警张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新云家庭出身一般,没有背景,一心扑在工作上,“那时他每天睡三四个小时,精力依然非常旺盛。”
  张庭称,刘新云做事果断,不怕得罪人。曾有民警值班时因喝酒误事,刘新云知道后,非常愤怒,现场对其撤职。刘新云霸道的性格,让张庭记忆犹新。“他搞一言堂,在单位没人敢对他提反对意见。甚至我局和检察院、法院打交道时,检察院和法院的领导都怕他。”
  2014年12月,刘新云卸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离开工作了33年的山东,调任公安部,出任网络安全保卫局局长兼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主任,成为一名正厅级官员。刘新云在山东任职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履历,且在刑警、交警、巡警等多个警种历练过,因此其仕途被广泛看好。2018年1月,他空降山西省,出任副省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山西省公安系统多位内部人士至今印象深刻的是,刘新云空降山西不久,在其主持的第一次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语气就异常严厉,直言称“我是中央派来管理你们山西干部的”。
  山西省公安厅一位原厅级干部夏军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刚上任的干部,特别是空降干部来说,履新后去拜访老同志几乎是一种惯例,也是一种尊重老领导的表现,但刘新云傲慢得很。“他在山西任职的几年间,连一次省厅老干部处都没有去过,根本不把老干部看在眼里。”
  多位警方人士称,刘新云履新山西几个月后,省公安厅曾意外失过一次火。夏军涛记得,当时一位值班老民警在收集对讲机里的电池时,操作不慎,引发短路,导致公安厅户政楼发生火灾。这位老民警惊慌失措,忘了第一时间拨打119,就冲出去喊人,导致火势迅速从三楼蔓延。消防队赶到时,火势已经到了十三楼。这栋楼在公安厅所有办公楼的最后面,从马路外面看不到。“这本来是一次意外火灾,但是刘新云怕外界过度猜测失火原因,就干脆封锁了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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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山西太原市五一路的山西省公安厅旧楼。2018年刘新云到任后,认为此地“风水不好”,次年便搬迁。摄影/本刊记者 周群峰

  山西省多位警方人士称,刘新云比较迷信,2020年,他曾专程去运城市绛县拜访一位所谓的“大师”。“大师”告诉他三个月后就会升官,他信以为真,“但事实上,等待他的却是被查的命运”。
  今年4月2日,山西省“昆仑2021”暨“利剑斩污”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在公安厅召开。刘新云出席了会议,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公开亮相。一周后的4月9日,他被查的消息刷爆朋友圈。当天,《山西日报》还刊发《铲除黑恶守护平安》一文,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第一时间宣告成立后,刘新云任组长、主动扛起第一责任。
  山西省公安厅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4月9日,刘新云正在山西省委开会,突然被中纪委的工作人员从会场带走。带到地下室后,用一辆早已备好的车将其带走。当日,刘新云的秘书郭帅也被查,郭帅颇得刘新云赏识,其从山东到北京到山西,一路追随刘的脚步。“很多民警都没想到刘新云会被查,当晚很多民警为此聚餐庆祝”。
  “政治欲望很强、不管民警死活”
  刘新云接受媒体采访时,喜欢自我标榜关爱民警。2019年5月,他在《祖国》 杂志对他的一篇专访中谈到,作为公安机关领导,必须多多关心爱护民警,为他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创造良好条件。他介绍,山西的经济在全国虽然不算很强,但是山西民警的所有津贴和补贴是百分之百发放。在基层单位,每一个派出所保证洗浴室24小时有热水,小食堂24小时有饭;健身房、阅览室配备到位。他还称:“在我们表彰先进的时候,不是让领导去颁奖,而是让民警的妻子、孩子、父母去发奖,或者是让老百姓去发奖。如此一来,不仅激励了获奖民警,也激励和温暖了民警家人。”
  晋城市公安局一位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他了解到的情况看,多地基层派出所根本不具备刘新云对外吹嘘的那些条件。“他的政治欲望很强,只要能满足他的个人政治欲望,他就不管民警死活。他经常白天晚上开会发号施令,让全省民警忙得不可开交,经常折腾得大家周末都没法休息。他甚至还叫停了全省看守所的小卖部,导致犯人没法买东西。”
  多名受访的山西省公安厅和基层民警均称刘新云是“酷吏”,经常当众责骂民警。甚至在一些会议上,刘新云曾把一些省厅总队的总队长或市局局长都叫起来,当众骂得很难听,完全不顾及他们的感受。山西省公安厅一位前领导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新云刚来山西不久后,他就跟周边的人说,一个人能做到人人都说他好不容易,做到人人都说他不好也不容易。“在山西公安系统,刘新云能做到80%以上的人说他不好。”他介绍,刘新云在山西任职期间,对全省地级市的公安局局长做了大调整。“11个地级市中,除了运城市,其余10市的公安局局长都做了调整。”
  在刘新云的双开通报中,称其“参与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结交政治骗子,热衷政治投机,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多位受访者称,与刘新云搞“团团伙伙”者就包含孙力军等人。2020年4月和8月,时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力军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相继被查。2010年11月至2017年6月,龚道安在公安部十二局先后任副局长、局长。孙力军、龚道安、刘新云三人在公安部存在工作交集。《中国新闻周刊》梳理三人的双开通报时发现,均有 “在党内搞团团伙伙”的表述。
  刘新云2018年到山西任职后,就曾公开吹嘘他认识某中央高层亲属。一位山东省政法系统人士透露,刘新云在山东任职期间,他曾遇到一个自称和某中央高层亲属关系密切的骗子。“这名政治骗子称能在时机成熟时帮刘引荐认识到该亲属,让其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刘新云信以为真,事实上,他上了该骗子的当。”刘新云在山西任职时,开会时经常故意闪烁其词,有意人为制造他“后台很硬的舆论”。
  垄断山西公安大数据项目的山东公司
  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新云被查后,公安部门曾在内部通报时提到刘新云滥用技侦手段。“滥用技侦手段主要是指他在山西时,监控监听省委、省政府领导。”
  刘新云在山东、公安部、山西任职期间,都非常重视公安信息化的建设与推广。2012年7月,他主持开通济南公安民生警务平台,建设公安信息资源数据库和社会信息资源数据库;在公安部期间,他负责网络安全保卫工作;2019年3月,在山西省公安厅召开的全省公安法制工作会议上,他提到要把信息化建设作为全省执法工作实现“弯道超车”的法宝,通过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打造山西公安亮点工作。
  但检察机关起诉指控,刘新云担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期间,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制度规定,违背信息化技术发展和项目建设规律,在有关项目建设过程中,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多位受访的警界和商界人士称,该指控是指刘新云在山西期间,超出实际需求,过度投资力推信息化建设。在他主导下,一家来自山东的济南企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垄断了全省的公安大数据项目。
  公开资料显示,济南企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4月20日,位于济南市高新区,是一家专门致力于公安行业信息化服务的公司。公司对外宣传称,其成功案例包括公安部及全国400余地市公安机关。2019年10月31日,公司更名为山东企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山东企帮”)。
  在接受《祖国》杂志专访时,刘新云介绍,2018年以来,组织实施山西公安大数据战略,是他用心、用力最多的工作之一。山西公安与企帮等全国前沿信息化企业共同研发建立的山西公安大数据系统,已经开始在包括维护稳定、重大安保、打击犯罪、防控化解社会风险、公共服务等各个警务领域投入运行,开始成为支撑山西公安实战最强大的战斗力。
  多位受访者称,山西公安厅警务大数据平台建设过程中,各类项目的建设几乎都由山东企帮承接。其中主要原因是,省公安厅对其做了政策照顾。根据《山西省公安厅关于印发全市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和新版警综平台应用推广方案的通知》([2018]367号)要求,各市县公安机关推广应用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技术支持由济南企帮公司负责。
  山西公安厅原厅级干部夏军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省厅到11个地级市、119个县、1600多个派出所都必须上企帮的项目,这么庞大的工程,应该是公开招标。“刘新云来了后,逼着山西的公司都要用山东企帮的产品或者必须与其合作。有的公安单位早已建好了相关平台,也在正常使用,因为没有企帮元素,就必须得全部作废,浪费了大量资金。”
  在山东企帮密集介入山西市场后,山西的视频监控密集度也大幅度提升。公安系统建设大数据中心耗资巨大,据吕梁长安网(吕梁市委政法委主办)报道,截至2020年7月12日,按照刘新云的工作要求和山西公安大数据建设统一规划,吕梁市投资1.2亿元,建成吕梁公安大数据中心。
  山西省一家信息技术公司负责人方嘉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山东企帮做了一个“公安执法全流程智能管理平台”的项目,该项目的发起人就是刘新云,该项目也成了山西省公安系统的信息化办案中心。这就意味着山西省公安系统的全业务流程(拘捕、提审、监外执行等)都必须通过山东企帮的平台。
  方嘉琪称,按照正常流程,相关项目从需求到实施,需要可研(研究院拿出可行性研究报告)、初设(初步设计)、财政部门批钱、招投标等程序,全套走下来,最快也需要两三个月。刘新云来了后,不给部门和企业留出走流程的时间,而是直接以文件形式通知下面各部门项目截止时间。要求先上项目,后走流程、补手续。“开始时招投标并不公开,每次几乎都是山东企帮中标。后来,虽然看着也有别的公司中标,其实是这类公司与企帮组成联合投标体后,为企帮借壳中标。通过这些操作后,山东企帮依然是项目的核心,价格由企帮来定,这些借壳公司负责干活和垫资。”
  太原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一位原领导韩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刘新云在山西期间,用人有三条标准:第一是愿意顺着他的意愿推信息化项目的人;其次是有一定背景关系的人;再次是对他比较殷勤的人。韩桐称,山西省公安厅交管局一位负责人对刘新云疯狂搞信息化建设颇有微词,因此配合起来积极性也不高,结果被调离到了其他岗位。
  面对外界对山东企帮的一些议论,该公司一位工作人员以短信形式回复《中国新闻周刊》称,“我们公司以过硬的技术参与山西公安厅信息化建设,不存在任何利益输送。”山西多位警界和商界人士称,目前,山东企帮在山西的相关业务也已停止,“他们以后难以再次进入山西市场。”
  破坏当地的司法环境和营商环境
  山西省地下蕴藏着丰富的文物,盗掘古墓葬犯罪案件时有发生。《祖国》杂志曾报道称,到任山西后,刘新云很快就决定亲自担任“6·03盗墓黑帮案”专案组组长,打响了他就任山西后扫黑除恶斗争的“第一枪”。两名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的闻喜县公安局副局长,被判处无期徒刑。2018年以来,山西公安机关共破获文物犯罪案件796起,收缴文物24876件,其中一级文物102件,二级文物215件。
  夏军涛等多位警方内部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警方将这些文物移交文物部门前,刘新云曾选中了部分价值连城的文物作为其个人行贿的工具。“其中一尊青铜鼎被他送走后,又找人仿造了赝品。”一位当地媒体人称,在警方正式向文物部门移交时,相关专家看出了部分破绽,但也没敢拒收。
  多位受访的商界人士称,刘新云在山西期间,插手案件、滥用职权,破坏了当地的司法环境和营商环境。吕梁孝义市万泉银海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武小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刘新云还在任时,他就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其滥用职权、插手个案、保护套路贷犯罪集团的事情。他称,2015年6月,其妻陷入一起套路贷骗局,在还清约定的本息后,其位于深圳的一套别墅却被放贷团伙强行霸占,他长期交涉未果。2018年8月28日,在扫黑除恶的大背景下,孝义市公安局对该案立案,并网上通缉涉嫌套路贷犯罪的嫌犯。

  孝义市公安局一位该案办案民警称,2019年1月9日,刘新云通知该局局长和几名办案民警去省厅当面跟他汇报该案。“见到他后,没说几分钟,他就称我们不懂政治,政治站位不高。要求撤案,并训斥我们滚出去。最终,回到孝义后,我们只得连夜撤案。”
  此后,武小军便走上了实名举报刘新云之路。今年4月14日,在刘新云被查5天后,他收到了中纪委工作人员来电,他再次说明了该案的相关情况,7月19日,经深圳中院的判决,他拿回了别墅。“但至今,涉嫌套路贷的团伙,仍逍遥法外。而刘新云滥用职权,强行命令撤案的原因仍未明确。”
  2018年1月,刘新云刚来山西省任职时,省公安厅办公地点位于太原市五一路。山西警方内部人士称,该址地处市中心,交通便利。但刘新云认为风水不好,后来经风水先生查看,他选中了位于龙城大街的的一个烂尾项目,欲将其重新开工,改为公安厅新的办公楼。
  该项目原为山西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建设的丽华甲第苑酒店。2013年左右,主体工程建成时停工。2019年10月25日,山西省公安厅正式搬进新址。一位参与项目装修的企业负责人称,从同年1月刘新云决定搬迁,到入住仅用了 9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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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1-12-3 11:51 | 只看该作者
张敬华落马,南京很“受伤”



  江苏省委原副书记张敬华落马的消息公布之后,我看到有读者感叹说,“靴子落地了”。这届读者水平太高、嗅觉太敏锐,让我感到很有压力。

  关于张敬华的传言一直都很多,但最近一段时间,它们似乎慢慢变成了“靴子”,明晃晃地悬在那里。从南京市委书记的位置上卸任后,张敬华于年初升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但他在这个位置上只待了九个月,就在一阵急管繁弦般的人事任命中退了下来,转任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如果说退居二线还算正常,但11月29日江苏省政协召开了一次党组扩大会,人们从新闻稿中没有找到张敬华的名字,这就有点蹊跷了。不过有知情人士透露,这次会议实际上是由张敬华主持的,他并没有缺席,他只是“被编辑”了。由此推测,开完这个会没多久,他可能就被带走了。这个结果,他本人应该早有预料。

  张敬华落马,南京很“受伤”。十八大之后,南京已经有一个市委书记、两个市长先后被调查。加上他这个“前任”,名单变得更长了。好好的一个虎踞龙盘之地,被弄得气息都有点凌乱。当初杨卫泽和季建业两个人不和,是南京官场上公开的秘密。死掐的结果,是季建业率先出局。季建业被带走当天,杨卫泽在会议讲话中感叹说,“秋高气爽、天高云淡、令人心旷神怡”。但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好天气并不会持续太久。接替季建业担任南京市长的,是另一个有故事的人缪瑞林。缪瑞林当了四年多市长,搭档了四任书记,最后一任就是张敬华。当初缪瑞林担任副省长的时候,张敬华还是省政府秘书长,张敬华的后发先至,彻底打消了缪瑞林的“进步”念头。后来他又回到了副省长的位子上,被舆论戏称为“退货”。缪瑞林的落马,被人看作杨卫泽“搭档魔咒”的最后一次回响。

  张敬华的履历和杨卫泽非常相似,他们同年出生、同为江苏本地人,从政轨迹也从未离开江苏,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本土政治精英”。这种人熟悉本地风水,往往扎根很深,从另一个角度说,也更加长袖善舞。张敬华从省环保厅厅长的位置上外派之后,先后担任过徐州市市长、镇江市委书记,但他的晋升之路并没有杨卫泽那么“丝滑”。在经历了三四年的调整之后,他终于在2017年跻身省级常委行列,并接棒南京市委书记一职,同时兼任江北新区党工委书记,还在同年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是他的高光时刻。

  南京一开始似乎并不怎么“欢迎”张敬华。他到任没多久,就发生了一起广电主持人“灯光秀”事件。一位女主持人过生日的时候,南京新街口的三栋高楼上打出了“生日快乐”的字样。即使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这样的港派做法都显得相当诡异,现在看来更是不可思议。当时就有舆论把矛头指向张敬华,称他是该主持人的背后大佬。虽然这起舆情并没有酿成真正的险情,但是张敬华明显引起了体制内外的非常关注。被凝视,往往是一切的开始。


  张敬华到底因为什么事情“爆仓”,坊间有很多说法。事情的真伪暂且不论,我们能够观察到的一个现象是,越是那种树大根深的“本土”官员,积攒下来的疑难杂症往往更多。杨卫泽就是分析张敬华的一个很好范本。杨卫泽为了个人升迁,不仅在政治上“搭天线”,与赵晋等人也大肆进行利益勾兑,最终因为持续被举报而被调查。张敬华的情况可能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纵容身边人收受钱财,还是利用白手套攫取非法利益,都很难不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那些化身为话本形式的举报,虽然看起来声音微弱,却可能昭示了他的结局。

  和他曾经的南京同僚比起来,张敬华大概算是隐藏比较深的腐败分子。这种隐蔽性,恰恰反映出反腐败斗争的严峻复杂。在南京市委书记任上,张敬华曾经多次主持会议,布置“进一步消除杨卫泽、季建业恶劣影响”。但是现在看起来,张敬华显然并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并没有受到“消除影响”的触动,以至于他本人又成了“恶劣影响”。这种极度出戏的做戏,真是令人万分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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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0 14:30 | 只看该作者
周江勇案情首次披露:兄弟二人政商两制,联手铺就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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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权力当成了换取资本的工具
  在落马5个月后,周江勇首次公开亮相。1月19日,反腐专题片《零容忍》第五集《永远在路上》播出,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出镜忏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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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镜头,周江勇说“我自己反思,理想信念是不能动摇的,初心不能忘记,这要警钟长鸣,这是我血的教训”。
  周家两兄弟,政商两制
  周江勇、周健勇兄弟二人“一家两制”,一人从政,一人经商。
  周江勇本有着大好前程,他生于1967年9月,浙江宁波人,当过中学教师,走上仕途后长期在宁波、舟山任职,先后主政温州、杭州两市,一时风光无限。
  他由温州市委书记升为浙江省委常委时,尚未满50岁。2018年5月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去年8月落马。
  周江勇弟弟周健勇也有着不错的前途。周健勇是上海理工大学教师,但他不安于立德树人本职,而是羡慕商界成功人士的生活。可是周健勇既无资金又无技术,如何成为商界成功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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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健勇的秘诀是靠哥哥。2006年他兼职办企业,地点就选在宁波象山县,彼时周江勇正任象山县委书记。两人的未来命运因此就纠连在一起,祸根就此埋下。
  专题片中可以看到,周健勇说,“想办公司,正因为有周江勇,他有这个权力,我就找了周江勇,其实从这一天开始,就注定我要跟他发生关系了”。
  周江勇说,“弟弟要经商办企业,给他介绍一家企业去合作。就是因为我牵过那个线,然后就慢慢地……这是祸根啊”。
  周江勇在象山当地找了一家民营企业出资金、土地、设备,周健勇就出所谓的技术。这家民营企业和周健勇“合作”办了宁波翔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
  其实“合作”是幌子,该公司很快变成周健勇独立承包,但长期免费使用这家民营企业的土地、厂房和设备。这家企业通过免除租赁使用费的方式,向周家兄弟输送利益700多万。
  投桃报李,周江勇则利用职权,为该公司在获取土地等方面提供帮助。两人这样就有了第一桶金,权钱交易来的第一桶金。
  联手拓展商业版图,弟弟充当“权力掮客”
  在权力与商业资本的加持下,周家兄弟二人联手拓展商业版图。
  周健勇和同乡周文勇等人“合作”开办永润石化科技有限公司。虽然周健勇占股40%,但实际上他应付的注册资金和增资款共计1400多万元,全是周文勇代付。
  这些老板希望出巨资和周健勇“合作”,以此可以攀附上周江勇。周健勇也向周文勇许诺,“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也会帮忙的”。
  后来周江勇果然出手相助。2014年,永润公司为了节省成本,违规将炼油后的废渣交给无资质的企业“处理”,而处理的方法竟然是运到山东倾倒在农田里。
  山东警方就此立案追查,周江勇却干预司法,抢夺案件管辖权,让宁波当地警方立案调查。最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在拓展商业版图的过程中,周健勇实际上充当了权力掮客的角色。一家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主动结识了周健勇,周健勇通过周江勇帮史时红承揽工程。
  周家两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2013年到2017年,周江勇在多个项目中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钱财9000多万。
  面对镜头,周健勇坦承,“实话讲,我必须承认,我也没想要还”。周江勇则说,“没有我的权力,他(周健勇)什么都不是”。
  专题片中提到,周江勇和史时红从不接触,都是通过弟弟作为桥梁,他以为这样设置“防火墙”可以规避监督。
  在数字经济时代,周家兄弟拓展商业版图的手段也与时俱进。2017年周健勇在宁波和人合资创办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是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
  又是在周江勇的帮助下,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该公司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周江勇说,“这个是我打过招呼的”。
  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后,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周江勇调任杭州后,该公司又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拓展业务。
  周江勇在后台办事,周健勇在前台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推销高新科技,实际上兜售权力。一些老板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收购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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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补全漏洞,避免刻意回避规定
  面对镜头,周江勇忏悔说,“从我的这个案件来说,现在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痛悔不已,这个是真的真的非常痛苦”。
  从专题片揭露的内容看,周江勇既想当官又想发财,未能正确对待政商关系,家风不正。农家出身的周江勇本该珍惜事业机遇,但他逐渐背离初心。
  主政杭州期间,周江勇曾公开说,能够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城市工作,是我们每个干部的无上光荣,也是对我们每个干部的重大考验。”很明显,他没通过考验。
  周江勇还曾叮嘱下属,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一句“再见”都不会说。如今这句话也变成了对他的反讽。
  另外,周江勇案暴露出的问题也值得重视。那就是官员配偶、子女以及其他旁系家属是否可以经商,如何避免类似现象?
  专题片解说词提到,浙江是市场经济活跃地区,部分领导干部存在搞“一家两制”的问题。在周江勇倒台后,杭州市官方就影响亲清政商关系突出问题进行了专项治理。
  反腐专家、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研究员彭新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年来,因查处一案带出一串、一窝的家族式贪腐现象比较突出。腐败分子与家族亲友内外联合、共同策划作案,这使得反腐败斗争中发现、突破、处理腐败的难度不断增大。
  在彭新林看来,正是因为周江勇家风不正,大搞“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勾当,使原则在亲情面前变通、底线在人情世故中失守,才让其把家族兄弟当成了利益共同体,把权力当成了换取资本的工具,最终跌向腐败的深渊、身败名裂。
  彭新林说,官员家族亲友为政或经商,原本都是个人选择,无可厚非。但若官员从政后仍得陇望蜀,利用职权帮助家族亲友谋利,搞权钱交易,这便是滥用权力,也是对制度的破坏。
  北京科技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杨志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实际上关于官员配偶、子女经商问题,官方已有相关规定。比如《关于省、地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个人经商办企业的具体规定(试行)》。
  简单来讲,该文件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市)两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在该领导干部任职地区,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广告代理、发布,开办律师事务所,受聘担任律师,从事营业性歌厅、舞厅、夜总会等娱乐业等诸多经营活动。也就是说,官员配偶、子女可以经商,但不得在相关领导任职地区经商,也不得从事上述经营活动。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曾提到,1984年至2016年,中央发布的涉及“禁止官员及其亲属经商”规定有20余份。十八大以来,关于官员配偶、子女经商的规定越来越严格。
  2016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北京市、广东省、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关于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试行),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行为。

  五省市相关文件特点类似,级别越高,要求越严格。省(直辖市)一级领导干部配偶不得经商,子女及其配偶不得在本省(市)经商办企业。
  从上述文件看,除官员配偶、子女及配偶外,政策文件未对官员其他近亲属经商行为做出明确限制性规定。
  彭新林认为,虽然文件并未对官员旁系亲属(兄弟姐妹属于旁系)经商有明确规定,但全面从严治党以来,明确禁止领导干部借用亲属名义经商,同时也要求领导干部管好亲属以及身边工作人员。
  杨志云还提到,在现实中,有的领导干部千方百计规避现有制度。例如,有不同地域官员进行利益交换,A地区领导干部家属至B地区经商,B地区领导干部家属去A地区经商,双方互相进行利益输送。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补全这方面的漏洞。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以往查处的官员案例中,许多领导干部配偶、子女都有经商行为。除补全制度漏洞外,惩处和监督手段也要跟上,比如运用大数据进行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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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7 21:30 | 只看该作者
周江勇到底支持了哪家资本无序扩张?


中国经济周刊  昆仑策网  2022-01-27 14:40
(点击上方【昆仑策网】可关注)

在周江勇被“双开”通报的一周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播出,其中一集详细披露了周江勇的家族式腐败及权钱交易,其中亦可窥见其与资本的勾连。

1月26日,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宣布“双开”。

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周江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两个维护”,政治意识淡漠,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组织原则缺失,应私营企业主请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土地转让、税收返还等方面谋利,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搞家族式腐败。

在高官的落马通报中,“与资本勾连,支持资本无序扩张”还是第一次出现。“应私营企业主请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的通报表述也不多见。

那么,周江勇到底支持了哪家资本无序扩张?企业主所代表的资本又是如何介入干部选拔任用的?


在周江勇被“双开”通报的一周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零容忍》播出,其中一集详细披露了周江勇的家族式腐败及权钱交易,其中亦可窥见其与资本的勾连。

专题片中主要披露了与周家勾连的两位企业主及一家合作方。
第一位具名的与周家权钱交易的企业主是同乡周文勇。周文勇出巨额资金与周江勇的弟弟周健勇“合作”,周健勇占干股40%,后者同时承诺,以后万一有什么事情,周江勇会当靠山帮忙。而后,周江勇也的确不遗余力,为弟弟的关联企业充当靠山。他不仅在企业经营方面提供帮助,甚至干预司法,帮助永润公司在环境污染案中逃避刑事处罚。
第二位具名的企业主是建筑公司老板史时红。周健勇通过周江勇帮史时红承揽工程,兄弟共同收受巨额贿赂,再投入家族企业作为资本。从2013年到2017年期间,周江勇先后在涉及舟山、温州的多个项目中,按照周健勇传达的请托,为史时红提供帮助,周健勇则先后八次以“借款”为名收受史时红所送的钱财,总计金额达9000多万元。
专题片中重点提及的合作项目还有周健勇与人合资创办的优城联合信息技术发展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对外宣称是一家聚焦“地铁互联网+”的高新科技公司,其实核心资源还是周江勇的权力。通过周江勇打招呼,优城联合与宁波地铁进行合作,第一笔业务就拿到了宁波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统筹权。

那么,优城联合究竟是周健勇与谁合资的呢?



周健勇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优城联合与投资方阿里巴巴(蚂蚁金服)携手深耕宁波、输出浙江,面向全国。
《中国经济周刊》在周江勇落马后曾刊发深度报道文章《起底周江勇落马:“举报信就像雪花片一样”》,文中披露,据天眼查APP显示,蚂蚁科技集团全资控股的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是优城联合的股东之一,出资166.67万元,占股14.28%。
据专题片中讲述,2017年2月,周江勇调任温州市委书记,2018年,周健勇通过他打招呼,优城联合获得了温州地铁移动支付系统的部分项目;2019年周江勇调任杭州市委书记,2019年11月,优城联合公司又作为大股东投资创立了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打算在杭州进一步拓展业务。



而据《中国经济周刊》上文的报道,天眼查APP显示的杭铁优城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结构中,优城联合占股55%,杭州地铁集团占股31.5%,而蚂蚁科技集团全资控股的上海云鑫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又投了135万元,占股13.5%。



图片



专题片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周健勇也热衷于结交各路老板,表面是推销高新科技概念,实际是兜售周江勇的权力。一些企业也希望通过周健勇绑定周江勇,于是就采取“低值高投”的方式,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购入周健勇公司的部分股权,周江勇则为这些企业在获取低价土地、优惠政策等方面提供帮助。



周江勇与资本勾连、权钱交易的路径由此可见。但周江勇是如何对党中央决策部署阳奉阴违,支持资本无序扩张的?又到底是支持了哪家资本进行无序扩张?专题片中未有专门讲述。但这个问题引发了外界诸多联想。



同样备受关注的是,通报中指出的另一个问题——周江勇应私营企业主请托违规选拔任用干部。私营企业主是谁?私营企业主所代表的资本方究竟是如何介入干部选拔任用的?违规提拔了谁?背后存在怎样的交易?



资本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上文提到的《起底周江勇落马:“举报信就像雪花片一样”》一文刊发的第二天,便在某些资本控制的媒体平台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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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20 11:13 | 只看该作者
有的官员不到40岁就离职,背后套路重重......


2022年12月20日 07:25 半月谈

  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查处通报的少数官员违纪案件涉及逃逸式辞职、离职。办案人员分析指出,有的并非真想辞职,而是变“提前退休”为“提前筑巢”,以延续“权力余温”;有的采取“期权交易”,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还有的是“带病离岗”,担心东窗事发,寄希望“一辞了之”。

  1

  逃逸式辞职、离职的套路

  办案人员介绍,问题官员假借逃逸式辞职、离职变相腐败,有以下套路。

  套路一:变“提前退休”为“提前筑巢”。在职时为有关企业谋取利益,辞职、离职后到与原任职务有业务关联的企业领高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7月4日通报的中国光大银行原党委副书记、副行长张华宇,被定性为“提前筑巢”“逃逸式辞职”腐败。他于2018年9月退休前夕辞职,辞职后曾在多家金融机构任职。中部地区一位县级干部介绍,一些在金融、银行系统任职的官员有的甚至不到40岁即离职,通过办理贷款担保公司等方式,借助在职时的人脉关系、影响力等捞取好处。

  套路二:“洗白”操作,以“贿赂款”“好处费”做牟利本钱。中部某市纪委监委一名办案人员介绍,此类官员往往在辞职前先盘算权衡仕途前程和权力变现哪个更为划算。有官员自认为仕途上再无大的提升空间,于是把收受的贿赂款包括烟酒等折价入股企业。

  今年6月,重庆市九龙坡区原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姜廷宪被查,51岁主动终止仕途的他,离职后成为重庆万花谷生态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不仅把在职时收受的贿赂及离职后兑现的“好处费”用于经营,还企图借经营行为洗白赃款。

  套路三:在位不收离职收,在岗不收转岗收。一位纪检干部介绍,高压反腐态势震慑下,个别官员一改“一手办事一手拿钱”的传统受贿模式,以类似“商业期权”交易的办法,通过延期兑付、打“时间差”等捞取好处。

  提前6年退休的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原副巡视员邱平,在退休后主动要求放弃退休待遇。后经调查,在杭州市公安局网监部门任职期间,邱平利用职务便利为企业在网络安全监管方面提供帮助,并约定退休后收受好处。后来,其接受多家企业邀请出任安全法务顾问,收受“顾问费”320余万元。今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40万元。

  2

  企图“平安着陆”,幻想延续“权力余温”

  受访纪检监察人员指出,问题官员逃逸式辞职,反映出多重心态。

  带病离岗离职,企图换取“平安着陆”。一辞了之,旧账或可“一笔勾销”,是此类问题官员的心理。2019年,58岁的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信贷管理部原总经理江传宝尚未到龄即主动辞职,江西省纪委监委近期通报,江传宝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通报还指出,其贯彻党中央金融决策部署搞变通、打折扣,安排多人为其代持巨额股金,费尽心机逃避组织调查。

  提前铺路以延续“权力余温”。有的问题官员在离职前就着手“铺路搭桥”,为日后“权力变现”提前做准备。今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证监会纪检监察组发布消息,证监会第十四届、十五届、十六届主板发审委委员朱毅被监察调查。通报指出,其利用发行审核权为他人谋取不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数额巨大,严重破坏监管公信力,且在职时提前筑巢,发审委委员任期届满后迅速离职。根据公开信息,朱毅2017年离职后到一家证券行业公司就职。

  自认为“离职”就能“离管”,方便继续敛财。今年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纪检监察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巡视工作办公室主任贾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相关通报显示,贾楞在行吃行、靠企吃企,临近退休“逃逸式辞职”,妄图逃避纪法惩处,继续恣意敛财。

  3

  严防“离职腐败”,狠刹隐形变异贪腐问题

  从中央到地方查处通报逃逸式辞职、离职腐败问题,释放了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的明确信号。“即便选择逃逸式辞职、离职,最终也难逃纪法惩处。”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岳奎认为,无论腐败问题隐藏得多久,腐败手段如何翻新升级,无论在职、离职,只要伸手必受纪法惩处。


  受访纪检监察干部和专家提出,防范问题官员以辞职、离职为“隐身术”逃避监管、“离职腐败”,还要从多个方面着力,切实形成打击合力。

  首先,加强离任审计,不能让问题官员“说走就走,想走就走”。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认为,对离职公职人员的监督管理,要做好离任审计,重点关注其任职期间相关问题和决策情况。

  同时,划定官员离职后的“从业红线”。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授杨少华建议,党员领导干部离职后,其原有职权还会在一定范围、一定时期内产生影响或发挥作用,应细化相关规定,对离职后的就业范围、就业时间等划出“硬杠杠”,守住官员辞职、离职后“从业红线”,不能进入的行业、企业坚决不能进入。

  此外,应重点排查突击投资入股、违规返聘等问题。受访的纪检监察干部建议,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对离任公职人员从业情况进行跟踪监管,排查离职退休人员突击入股、违规返聘等违规违纪问题,截断“离职腐败”变现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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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2-12-28 12:33 | 只看该作者
孙小果事件后,浙江金融大案主犯再现“纸面服刑”


2022年12月28日 07:00 中国新闻周刊

  在吴彪60年的人生中,他已至少三次掀起社会影响的涟漪。

  第一次是在1995年。那年2月,吴彪为总裁的宁波金鹰集团总公司以1380万元“天价”在北京拍下两只从天安门城楼上换下的旧宫灯,而事前拍卖单位预期的最高拍卖价不过250万元,随着媒体报道,这场处心积虑谋划的商业营销事件使原本在全国范围没什么名气的吴彪及其金鹰集团“名噪一时”。

  第二次是在1998年。那年4月,吴彪被抓,他成为“98浙江反腐第一案”主犯,这桩腐败大案牵出了包括时任宁波市委书记在内的数十名干部。2000年5月,吴彪被一审判处死刑,2001年11月,终审获判死缓。随后吴彪入狱服刑。


  (资料图片)1998年吴彪被捕。

  到了2022年前后,原本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多年的吴彪再次引发人们的关注。这次他则成了一起“纸面服刑”事件的主角。在2022年4月召开的宁波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时任代检察长何小华在作工作报告时曾提及:“将判处死缓后违规保外就医的吴彪监督收监,并以涉嫌徇私舞弊立案侦查3人。”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吴彪自2010年8月起转入位于浙江省金华市的浙江省第五监狱服刑,但是自那时起便一直是“纸面服刑”状态。轰动全国的云南孙小果事件曝光后,2020年,在浙江省开展的全省各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巡访工作”中,吴彪被检察机关发现通过贿赂手段获取保外就医资格长达十余年时间。

  在吴彪“纸面服刑”事件中,已有包括宁波市一名医生、一名社区矫正工作人员以及浙江省第五监狱一名狱警在内的四人因涉嫌徇私舞弊被查。

  先判死刑后判死缓的“金融大鳄”

  靠近宁波奉化江灵桥边的江东北路路段,街道整洁,大厦林立,坐落着多家星级酒店。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想起吴彪当年主持的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就是坐落在这里——那是上个世纪90年代,彼时的江东北路尽管也属繁华核心城区,但道路还很狭窄,楼房也很低矮,后来经过拆迁重建,才有了现在这种现代都市模样。“江东营业部”也已消失无踪。

  即便是吴彪其人,如果不是老宁波人,也已没有谁会知道他的存在。提及吴彪,一位当地人士这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彪是上个世纪90年代宁波的风云人物,据说和当时的市委书记许运鸿的儿子走得很近。他文化程度不高,但是胆子大,为人豪爽,爱出风头。”

  在被抓前,吴彪有这样几个身份: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负责人;宁波金鹰集团总公司总经理;宁波金鹰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吴彪是浙江遂昌县人,1961年生,中专毕业后,先后担任遂昌县人民银行副股长、县保险公司副经理,后到松阳县财税局地方经济开发办公室工作,1987年调入宁波,在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计划处从事专项贷款工作,1992年任中农经浙江公司计财部副经理。

  之后,因为攀上时任宁波市副市长兼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谢建邦、时任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孙炎彪、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宁波市分行行长孙茂本,在吴彪提议之下,1993年5月,具有独立核算全民所有制非银行金融机构——宁波发展信托投资公司挂牌成立,吴彪任总经理。1994年,中国人民银行要求各地清理越权审批的信托投资机构,吴彪通过运作,将发展信托公司挂靠到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成立宁波国投江东营业部,他任营业部负责人。

  也就是在执掌“江东营业部”与此前成立的宁波金鹰集团总公司期间,吴彪精心制造了那件让他扬名全国的大新闻:1995年2月,宁波金鹰集团总公司在北京投资的分支机构“中华百亭鱼乐园”以1380万元“天价”拍下了两只从天安门城楼上换下的旧宫灯。

  1998年4月,因在南京某单位拆借的一笔几千万元资金不能按时归还,吴彪被南京市人民检察院刑拘,同月被逮捕。“金融大鳄”吴彪案受到各级有关部门高度重视,据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在当年发布的纪实文章,“在中央纪委、浙江省委直接指挥和宁波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浙江省纪委统一调配,精心组织,抽调300人的办案力量,使这起1998年省委直接抓、省纪委直接查处的大要案得以顺利突破”。吴彪被抓后,孙茂本、孙炎彪、谢建邦等相继落马,原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委常委、宁波市委书记许运鸿也随之落马。据媒体在当年的报道,吴彪案“全案共涉及违法违纪人员76名,其中省部级干部1名,厅局级干部13名,县处级干部26名”。

  2000年5月,吴彪被浙江省绍兴市中院一审以贪污罪、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单位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死刑。绍兴中院经审理查明,吴彪在任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负责人期间,利用职务之便,挪用公款50万元用于非法活动,收受业务单位贿赂40万元,侵吞本单位贷款利息差185万元,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共计9587.416万元,违法发放贷款4500万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向谢建邦、孙炎彪、孙茂本等6人行贿共计人民币73万元、美元5.3万元、港币36万元以及价值7万元的物品。

  吴彪不服,提出上诉。2001年11月,吴彪被浙江省高院终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据终审判决书,浙江省高院认为,“吴彪所犯贪污罪虽然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应判处死刑,但根据该项犯罪的具体情节,其尚不属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罪犯”。

  孙小果事件后巡访被发现

  以吴彪为头号主犯的宁波江东营业部金融大案审判终结之后,吴彪其人也就淡出公众视野。若不是又发生“纸面服刑”事件,几乎已没人会再关注到吴彪。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判决生效后,2002年1月,吴彪进入位于杭州余杭区的浙江省第四监狱服刑改造;2004年2月,浙江省高院裁定吴彪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5年11月,浙江省高院裁定吴彪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刑期自2005年11月15日起至2024年5月14日止。

  2007年7月,吴彪被调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库尔勒监狱服刑,同年11月被调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芳草湖监狱服刑,2008年4月经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减刑二年四个月,刑满日期变更为2022年1月14日。2009年1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医院诊断吴彪患神经性耳聋及双侧前庭病(平衡功能失调),芳草湖监狱建议对吴彪保外就医,同年8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狱管理局批准同意吴彪保外就医三个月,2010年1月,又批准吴彪续保六个月,2010年5月,再批准续保一年,续保日期自2010年5月25日起至2011年5月24日止,吴彪档案转回原籍。2010年8月,浙江省监狱管理局指派浙江省第五监狱接受罪犯吴彪。

  浙江省第五监狱位于浙江金华市城区西南角,是一座关押刑期10年以上的重刑犯监狱。就是在这座监狱服刑期间,吴彪被查出“纸面服刑”长达十余年时间。

  在云南孙小果案、内蒙古巴图孟和案等一批典型案件曝光后,违规违法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问题,特别是以保外就医之名出狱或未实际服刑却拿到刑满释放证明书等“纸面服刑”问题,开始受到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吴彪事件是浙江省检察机关在孙小果事件曝光后组织开展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巡访工作期间发现的又一起“纸面服刑”案。

  2020年9月,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向省内各监狱、未成年犯管教所下发《关于组织开展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巡访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据《通知》,该巡访工作“主要任务”是:通过开展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案卷评查,走访相关社区矫正机构,全覆盖巡检在册的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含外省转入),梳理出当前暂予监外执行工作中的短板和薄弱环节,找到进一步规范提升的针对性措施,不断深化监地衔接工作成效,全面提升全省监狱暂予监外执行工作水平。“巡访内容”有:对暂予监外执行案件的法定条件和程序等进行回头看;对暂予监外执行罪犯实行实地考察,重点了解病情和改造表现等;对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管的罪犯,走访当地相关单位、部门,了解、落实上网追逃等事项。

  就在巡访期间,浙江省检察机关发现:自新疆转回浙江服刑后,吴彪就以“梅尼埃症、感音神经性聋”的病情保外就医,回到宁波生活。熟知内情的浙江省司法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惯例”,这次巡访工作的重点对象是“三类罪犯”,亦即职务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组织(领导、参加、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而吴彪既属职务犯罪,又属破坏金融管理秩序和金融诈骗犯罪,自然就引起巡访人员的注意。吴彪保外就医回到宁波,归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白鹤司法所管理。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到宁波,在白鹤司法所见到吴彪,即觉得此人保外就医有问题,因为吴彪看上去非常健康,不像是符合保外就医的病症条件。


  吴彪“纸面服刑”期间,归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白鹤司法所管理。摄影/本刊记者 刘向南

  后来,吴彪果然被确认为是以非法手段获取了保外就医资格。前述浙江省司法界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1990年12月31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印发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其第二条规定: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在改造期间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准予保外就医:原判无期徒刑和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从执行无期徒刑起服刑七年以上……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的。对于‘从执行无期徒刑起服刑七年以上’的条件,吴彪并不符合。另外,所谓‘梅尼埃症、感音神经性聋’,即通常所说的眩晕症,并不在保外就医的严重疾病范围内。”

  在吴彪“纸面服刑”事件暴露后,2021年7月12日,浙江省第五监狱委托金华市中心医院对吴彪进行医学司法病情诊断,诊断结论为吴彪的疾病不在“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同日,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向浙江省第五监狱下发《暂予监外执行收监执行决定书》。该《决定书》称:吴彪“目前疾病不在‘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暂予监外执行情形消失,刑期未满,应当收监执行”。

  2021年7月12日,吴彪被浙江省第五监狱收监服刑。

  2021年12月8日,浙江省第五监狱提出对罪犯吴彪2011年5月25日至2021年7月11日保外就医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的建议,报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2021年12月9日,金华中院做出《刑事裁定书》。金华中院审理查明,2011年5月25日以来,罪犯吴彪在未患有可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情况下,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获取医学司法鉴定文书,以保外就医为由被暂予监外执行,直至2021年7月12日被收监服刑。经鉴定,罪犯吴彪病情符合“梅尼埃病、感音神经性聋”诊断,不符合保外就医严重疾病范围。

  金华中院认为,罪犯吴彪在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情况下,通过贿赂等非法手段被暂予监外执行,在监外执行的期间不应计入执行刑期。金华中院做出裁定:罪犯吴彪自2011年5月25日起至2021年7月11日止的监外执行期间不计入执行刑期。

    狱警、医生等多人被查

  2022年12月20日下午,位于宁波市鄞州区百丈东路上的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门诊大楼依旧人来人往。门诊大楼六楼是耳鼻喉科。已经有很多人知道,曾经在耳鼻喉科任主任的张建耀,因为吴彪“纸面服刑”事件被抓。耳鼻喉科的一名护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去年年底的11月份或者12月份,就联系不到他了,到现在有一年了。”

  张建耀就是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时任代检察长何小华在宁波市第十六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讲到的吴彪案“以涉嫌徇私舞弊立案侦查3人”中的一人。《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张建耀被抓,是因为对吴彪的保外就医涉嫌“出具虚假鉴定结论”。

  在宁波,因吴彪“纸面服刑”事件被查的另外两人,其中一人是宁波市鄞州区司法局白鹤司法所负责社区矫正的工作人员姜某某。白鹤司法所坐落在宁波市鄞州区王隘路上。2022年12月20日下午,该所一位自称刚刚开始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在所里见过吴彪,吴彪之所以归这个司法所管理,是因为其户籍在白鹤街道的镇安社区。同日,镇安社区居委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吴彪的户籍挂在镇安社区,上个世纪90年代,吴彪开发了镇安社区的中特大厦,因此户籍就挂在了这里。现在,中特大厦仍然存在,只是其产权早就不属吴彪了。


  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因参与吴彪“纸面服刑”事件被查。摄影/本刊记者 刘向南

  《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2022年11月8日,鄞州区人民法院以徇私舞弊暂予监外执行罪判处张建耀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判处姜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二年六个月,判处张某某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二年。据吴彪供述,他通过张某某多次请托张建耀,张建耀多次为其出具虚假医学司法鉴定书,他还通过张某某多次请托负责其社区矫正监管工作的姜某某,姜某某因此未对其提出收监司法建议。

  而在吴彪服刑的浙江省第五监狱,在吴彪“纸面服刑”事发后,2022年7月,刑罚执行科原副科长、四级高级警长毛建林也被金华市人民检察院刑拘,同年7月18日被逮捕。毛建林生于1971年,刑罚执行科成立后,即担任副科长,主持全面工作。

  浙江省第五监狱于2010年2月成立刑罚执行科,负责对在浙江省第五监狱服刑的拟保外就医罪犯的犯罪性质、服刑期限、改造表现等条件进行审查,对外省监狱管理机关决定保外就医后转档至浙江省第五监狱的罪犯是否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进行审查,以及对上述罪犯是否符合法定条件继续保外就医进行审查、组织续保考察、委托医院鉴定以及牵头召开罪犯保外就医评审会、对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已保外就医罪犯提请收监等。

  2010年8月,毛建林从浙江省监狱管理局刑罚执行处民警张某处接收到原在新疆芳草湖监狱服刑的保外就医罪犯吴彪的档案,在张某明确告知“吴彪的保外医学司法鉴定书与浙江的不一样,不是很规范,首保的刑期不符合司发247号文件的规定”的情况后,未履行审查职责。

  2011年3月,毛建林带队到宁波对吴彪续保进行考察,期间,在接受吴彪关系人张某吃请、请托后,在意识到吴彪可能已在鄞州人民医院疏通好关系,可能在鉴定方面造假的情形下,顾及接受吴彪关系人吃请、请托人是其老领导赵某的朋友和赵某曾打电话关心吴彪保外就医事情等原由,将事先已确定的委托鉴定医院由宁波市李惠利医院更改成宁波市鄞州人民医院,为吴彪通过鄞州人民医院为其做出虚假的疾病符合保外就医条件的鉴定结论创造条件。

  2011年4月,毛建林在浙江省第五监狱政委朱某过问为何不向鄞州人民医院提供吴彪的病历资料后,考虑个人职务升迁,违规向保外就医当事人吴彪提供病残鉴定表复印件,并收受吴彪所送利群香烟四条。后该复印件被鄞州人民医院医生张建耀用作出具虚假鉴定结论的重要依据。

  在2011年、2012年、2013年浙江省第五监狱刑罚执行科对罪犯吴彪是否续保的科室讨论会和刑罚执行科牵头召开的吴彪保外就医评审会上,毛建林未就“吴彪首保刑期不符合保外就医法定条件”的情况作全面汇报,致使其他人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表了同意对吴彪续保的意见。2014年2月,毛建林换岗交接时,亦未就前述情况与下一任作交代,以致2014年刑罚执行科科室会议和监狱保外就医评审会讨论吴彪是否符合续保条件时,都发表了同意吴彪续保的意见。

  “在吴彪‘纸面服刑’一案中,毛建林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浙江省司法系统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近几年,以云南孙小果案为典型,涉及违法违规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等的案件接连发生,如何严防“纸面服刑”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话题。

  2021年1月于北京召开的第十五次全国检察工作会议曾强调,从孙小果案、郭文思案、巴图孟和案等案件中反思检察监督责任,要严格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监督,严防“纸面服刑”。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张军在会上表示,对于刑事立案、侦查和审判、刑罚执行及监管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发现、监督纠正但疏于监督,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严肃问责追责。

  “在吴彪‘纸面服刑’事件中,可以看到,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这些本来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制度安排,成为某些人寻租的工具。”浙江省司法系统一位人士说,“对于吴彪案件责任人,应该继续严查,并要深入反思,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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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3-7-27 14:00 | 只看该作者
董云虎沉沦在纸醉金迷,其腐败早在多年前就有迹象


草根说理 2023-07-27 08:20 发表于河北

董云虎1962年出生在浙江仙居,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6年7月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哲学硕士,教授,曾任中央外宣办七局局长,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副主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西藏自治区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政协主席,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2023年7月,董云虎被查,董云虎也是7月份以来第一个落马的正部级干部。


董云虎的著作《国家人权机构总构》在2011年出版,这本书是其在中国人权研究室工作时所写,其中,董云虎所编辑的《中国人权年鉴》最为著名,相信有不少热爱法学类文章的都看过这本图书,董云虎于1994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1995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可以肯定的是,董云虎绝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奈何,董云虎的心与组织愈发偏远,不站在正义这边,使其的仕途画上一个句号。

董云虎出生在普通家庭,从大学哲学系毕业的董云虎成为中央党校马列所一室支部副书记,期间,董云虎曾远赴山西雁北教育学院支教,董云虎千里迢迢地赴往山西支教一年,从骨子来说,董云虎也是一个能吃苦,有初心的人,但他始终没能保住这些优点,从一个有志向,有理想的干部沦为腐败,让人唏嘘的同时还有些可悲。


董云虎在中央党校任教多年,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勇于探索新视野,赢得同事们的喝彩,很快,董云虎在担任中央党校马列副所长的同时还兼任人权研究中心主任,中央对外宣办(国务院新闻办)巡视员,中国人权研究会办公室主任,这使得董云虎的才华得到进一步的施展空间。


在单位,能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董云虎总是被领导赏识,每逢领导在重要场合中需要发表讲话时,董云虎总是可以打磨好领导所写的原稿,写出让领导赏心悦目地文章,董云虎的文笔在单位上数一数二,无人能比,每逢单位举办文章比赛,董云虎总是能够拿到第一名,其他人只能看着董云虎的文章望尘莫及。



董云虎在中央对外宣传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工作长达14个年头,后来上级领导为了培养他,特意将他调到西藏地区担任宣传部部长,希望他能够用自己的才能努力地推进西藏的文化建设,打造文化强省,但殊不知,上级组织原本这好心的举动却将董云虎推向深渊,在边远的西藏工作,董云虎感到没有人管制自己,自己的权力太过于集中,一些不法商人如雨后春笋地围绕在董云虎的身边,这些不法商人有意无意地接近董云虎。

刚开始,董云虎还是能够抱有警惕的心理,怀揣着组织对自己的厚重,自然对于这些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地人看不上眼,但董云虎在西藏工作4年,长期担任要职,听多了马屁话难免会有所动摇,加上有更多的不法商人吹耳边风,身边有同事走向腐败却相安无事,董云虎那颗坚贞不屈的心慢慢开始动摇。


为什么说董云虎的腐败早就有线索指示。

因为在近段时间西藏有不少干部落马被查,其中不缺乏正部级干部,这些人长期围在一起,或多或少地接触过,难免会有所利益输送关系,再加上董云虎在调任西藏工作前是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工作,这个位置有人管制,有人监督,有人严查,身边的高官云集,肯定不敢腐,也不能腐,董云虎被调到西藏后就如脱缰的野马,无人管制,全靠个人自觉。

其曾与西藏交通运输厅厅长姜杰一起共事过,而姜杰也在7月被查,在姜杰被查后,董云虎也接连被查,这难免会让人多想。

据坊间消息称,董云虎被查与东方网老总徐世平脱不开干系,徐世平于上月被查,有人称,是徐世平将董云虎供了出来。

所以,董云虎可能在西藏地区出现过腐败行为,而让其彻底翻了一个大跟头,腐败彻底被发现却是在上海任职过程中,不得不说,董云虎隐藏极深。

2015年,董云虎离开西藏前往上海工作,上海作为经济重地,此次前往上海无异是一个大升迁,正当董云虎认为好日子要来了,一边还在沾沾自喜地觉得自己的腐败无人知晓,终于不用在提心吊胆的了,但他也在这一刻发现自己已经落入一个怪圈。

第一个怪圈就是那些不法商人有自己腐败的证据,而恰好这个商人有贿赂了另一个干部,有关部门也正好注意到这个事,为了防止自己被拉下马,董云虎一边再三告诫商人切勿泄露,一边又千方百计地保护那个被查的干部,以防其证据被掌握,将自己给供了出去,但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防得住呢。


第二怪圈自己长期接受他人礼金,已经对于收钱一事感到麻木了,即使来到上海,也管不住自己的想法,不知收敛,仍然大行昨日作风,虽然敛财动静不敢闹得太大,但自己的贪欲还是膨胀到自己控制不住,这时董云虎才发现自己好像走进死胡同里了,找不到出口,只能留在原地独自茫然。

一棋走错,则步步错,步步错则全局皆错,仕途皆如此,若是其能够继往日之初心,不改清廉作风,不以权谋金钱,安分地用自己的才华去做利于人民的事,也不至于走错一步棋,不至于落到个这般仕途尽毁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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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4-2-8 15:35 | 只看该作者
反腐的刀,必须磨得更利、杀得更狠


原创 镇长本人 大树乡谈 2024-02-07 23:01 北京

今天有一项重大人事任命,出现了第一位出身证券系统的证监会主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往的历任主席基本出身于银行系统,这是继李云泽之后,打破金融系统惯例的又一项人事任命。

新任主席作风极为硬朗,在证券系统任职时曾主持问题券商风险处置、严打“老鼠仓”,还提出“金融监管无缝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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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分享的《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未来将走向何方?》一文,有近三分之一篇幅谈的是金融体系人事逻辑的变革,但由于屡屡审核不通过,就删去了,现在第二个实例有了,有些话就能再放开一点了,之后会对人事这方面的变化单独分享。
今天要谈的重点是与人事密切相关的领域:反腐败。
反腐败也是未来金融领域工作重点。在近期的省部级班上,就强调“金融监管是系统工程”,司法机关和纪检监察机关正式成为金融监管的常态化力量,具体参见《金融改革进入“深水区”,未来将走向何方?》。
今年初刚刚举行了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这次会议上总书记的讲话用词极为严厉,参考过去的类似讲话报道,一般谈的比较全,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反腐败只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三次全会的讲话中,反腐败成了中心,其他部分少了很多。列举部分内容:
“反腐败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不能慈悲,必须永远吹冲锋号”;
“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危害一方的行贿人,通报典型案例,以正视听、以儆效尤”;
“坚决清除系统性腐败风险隐患”“铲除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阻断腐败滋生蔓延”等等,用词也严厉了很多。
而在前几年,类似讲话和报道,更倾向于强调“反腐败取得压倒性胜利”“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风向变化极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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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不可谓不大,各级纪检监察系统和司法系统的“战绩”就不一一列举了,防腐的体系建设也有了巨大进步。
但也有读者留言询问,既然反腐力度这么大,为什么腐败问题还是这么严重,甚至感觉更重了?
感觉更重,与反腐进入更深层领域,查得更严、更细有关,毕竟腐败是人性,绝不可能根除,只能不断加强,永远不能松懈。
而客观上,也与近些年的变化有关,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权力更加集中,公众获得的信息更加充足,两者叠加使得腐败更加隐蔽。
这一点的逻辑是这样的,即使在互联网诞生以后,想要获得一些信息仍然很难,比如10年前,想要了解体制内的一些常识性的信息都找不到,需要千方百计打听,但是现在打开各种互联网平台,有大量的体制内人员现身说法,虽然其中有一些虚假信息,但是只要花一点时间,再主动联系一些人,完全可以获得相对准确的信息。
这就意味着对于大多数岗位的“祛魅”,其实公职人员的所谓“权力”或者说“特殊地位”,跟公众不了解的想象有很大关系,总会觉得在这种地方上班,能跟谁打交道,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能量,最起码惹不起,颇有些人利用这种神秘性牟利。
但信息高度公开之后,有几斤几两就很清楚了,现在也很现实了,能解决问题才行。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权力进一步集中,于是行贿也会更加聚焦,这也会导致监督的难度变大,客观上会导致更多的腐败。
二是政府对市场干预和资源配置的力度加强。
三是出现了一些新型、隐性乃至跨境的行贿腐败模式。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因素,比如公众和社会监督仍然不足,虽然这几年有一些互联网反腐,但看起来热闹,实际因为互联网反腐或者民众举报惩治的案件占比仍然很低,主要还是靠纪检监察系统,纪检监察再强,也无法取代民众和舆论的监督,这块短板一时半会补不上。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第三点的新型、隐性乃至跨境的腐败形式,就在2023年的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就首次点名了“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今年初的三次全会再次点名。
而且还新提出了“跨境腐败”,过去打击跨境腐败主要是国资委和发改委提得多,但这次上升到了中央纪委全会的高度。
举几个例子解释下什么是新型、隐性、跨境腐败。
新型腐败:今年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 纵深推进》的第四集《一体推进“三不腐”》提到了央行原副行长范一飞案,就是典型的新型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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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一飞的弟弟经营了一家投资公司,想要向范一飞行贿的,就会提供一个稳赚不赔的投资项目或者金融产品,由范一飞的弟弟以投资作为幌子,从而获得海量利益,而且很多时候甚至都不出钱,只是签一个虚假协议。
隐性腐败:玩法就很多了,还是以纪检监察系统公开通报的为例,比如设立影子公司安排特定关系人当“白手套”,又或者股权代持、代理销售、量身定做招投标、到企业调研站台等,总之就是掌握权力的人藏在后面,如果没有行贿人的配合,想要定罪难度很大。
跨境腐败:主要是涉及境外人员或者赃款、腐败分子逃往境外,去年广东就办了一件案子,首次以“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起诉并宣判,中铁隧道局的两人被判有期徒刑。
具体的案件就不多举例了,了解反腐难度更大就可以了。
这些新出现的腐败形式,导致查办的难度大增,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新型腐败在金融领域里特别突出,毕竟金融玩的就是钱,金融领域的腐败很难抓,而金额又特别大,尤其是相比贪腐金额,由于金融的特殊性,给整个国家、社会带来的危害更大。
比如原银监会副主席蔡锷生案,如果只是自己贪污一些也倒罢了,但他在任期间信托业大举扩张,他2013年退休卸任时,信托业资产达到8.73万亿,是他2005年上任时的43倍,2015年信托业资产规模甚至超过了保险业,成为中国第二大金融行业。
而以信托业为代表的非银机构的迅速崛起,加上蔡锷生的有意放纵,带来了严重的“影子银行”风险,他的所作所为对金融安全乃至国家安全带来的危害难以估量。
所以至少从2018年的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开始,金融反腐就被列为重中之重,成为几乎唯一被专门点名的特定领域。
2023年二十届中央纪委全会列出了更多重点领域,但金融一直排在首位。
比如2023年二次全会“深化整治金融、国有企业、政法、粮食购销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
2024年三次全会“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
而且针对这些新型、隐性、跨境腐败查办难度大的特点,最新的反腐做法也一改对行贿者放一马的传统做法,强调“受贿行贿一起查”,还要“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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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惩行贿人还引起了舆论的反对,有人认为对行贿人严惩反而不利于反腐,因为行贿人出于保护自己免于处罚的目的,会包庇受贿人。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严惩行贿人,重点是长期行贿,尤其是老是行贿拉党员干部下水的行贿者。
这也是跟新型、隐性、跨境腐败的特点有关,如果长期行贿者总是被放一马,那大不了换个目标,继续拖其他官员下水,威慑力太弱。
怎么解决“政商勾连”的问题,也是这些年反腐的难点,“政商勾连”的危害性极大,很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而且往往把政治和经济混在一起,出现如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强调的“资本向政治领域渗透等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的严重问题。
所以,在今年的三次全会上,“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而在这句话之后,紧接着的就是强调“金融”等重点领域。
现在金融、资本圈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让大家钱包遭受重创,解决这些问题靠传统救市是没用的,真正的救市必须把底层问题解决掉。
治本,就是接下来金融整改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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