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

浅贝

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

（崔永元冯小刚之争: 江湖道义为何不敌资本套路？）


编者按：近期，崔永元事件引发舆论震动，旁观之余，人们也对事件折射出的资本逻辑和价值危机，展开了深入反思。一些人士指出，中国影视业的市场化值得肯定，但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对是非善恶价值观的嬉笑怒骂，以及对历史叙事的恣意涂改，因而在某种程度上解构了自1949年以来形成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崔永元手撕影视圈大佬并赢得广泛支持，似意味着人们对于这种价值解构过程的反抗。循此理路，本文作者回溯了从毛时代到邓时代的精神价值体系演变历程，剖析改革开放以来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如何肢解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作者认为，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要在统合社会主义和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深植价值信念的基点，而不能任由资本逻辑全面瓦解中国人的主流价值体系。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思想反思和实践矫正的基础之上。从高度抽象的社会精神与人们实践的关系来看，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实践是高扬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神圣性事业，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虽然从来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理想目标的话语体系，但是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通过对市场经济手段的历史选择和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目标的实践，整个中国社会的世俗化进程以及由此带来的世俗化特征日益彰显。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城市则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其结果是个体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回归于个人生活，个体的人生目标从共产主义的宏大诉求回归到现实的家庭与个人生活，精神崇高被物质欲望所解构，社会本位的思维逻辑日益被市场化所推动的资本逻辑所替代。

换言之，以共产主义为终极目标的人生信仰在社会运转中失去了最终动力的功能，中国社会亟须新的时代精神。本文藉由勾勒毛泽东时代至今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旨在对邓时代的世俗化社会展开历史性反思，从而为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一个镜鉴。

作者：王立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清涛/ 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毛时代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时代社会经济运行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注重对中国人的灵魂的塑造，甚至将其视为党和政府的首要任务。具体而言，毛泽东时代的革命是步步深入的，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到生产组织形式，再到人的思想内容——其关键是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态度，可以看出，毛泽东试图以人们对私有观念的根除来实现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保障。毛泽东力图为其政治理念确立精神根基，即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的认同，从而达到全中国人的精神的高度统一。中国传统社会也曾实现过儒家思想的“大一统”，但其社会结构是离散的，即每一个个体的决策都服从于自己的内在法度，按照个体的“良心”法则，以“推己及人”的理路来决策，这种社会结构必然是一盘散沙，而毛泽东对社会秩序建构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人精神的统一，也就是不仅要实现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强制性统一，而且要实现全国人民精神层面上的统一。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毛泽东完成了这个使命，实现了这个宏伟目标，这是其功绩所在。

为了实现对中国人的灵魂改造，毛泽东树立了两块牌子，其中之一是“大寨精神”。1964年8月26日，《山西日报》发表题为《大寨精神的伟大力量》的社论，对大寨精神的概括同样“突出了‘阶级斗争’，指出，大寨精神就是坚持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就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科学精神，就是坚持试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一句话，大寨精神就是时代精神，是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五亿农民伟大精神面貌的缩影”。

“雷锋精神”则是另一种灵魂深处闹革命的典型。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就是号召人们要学习雷锋同志热爱党热爱人民，舍己为公、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学习雷锋同志立足本职岗位，在平凡的工作中创造出不平凡业绩的‘螺丝钉精神’”；“学习雷锋同志苦干实干不计报酬、争作贡献的艰苦奋斗精神”。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公有制需要人们根除私有财产观念，以无私的观念来建设一个新公有制社会，其历史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实践活动恰好是每个人的自我实现。另外，学习雷锋所强调的“螺丝钉精神”，也使人在社会活动中确立了个体价值，即个人安分于某一社会角色，但每一个体都对自己的角色有着充分的理解，都从社会整体中获取自我的价值，并且对这一角色充满认同，因为这种理解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事业总体的理解基础之上的，个体的努力甚至牺牲因为整体的意义而产生意义。毛泽东为中国人民确立了共产主义奋斗目标，并且为了这个目标实现了人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合一，于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世界，是一个神圣的世界。

毛泽东意义上的神圣世界，虽然实现了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的高度统一，但是却有违经济发展的规律，致使中国经济发展不尽如人意，不仅没有实现现代化发展的预期目标，甚至连温饱问题也没有解决。改革开放引入的市场机制并不是对社会主义原则的否定，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之下，通过市场的作用促进经济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斐然，取得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这说明，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历史必由之路，这种选择是历史的必然，但是，一个意外的后果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整体作用，在促进了经济发展的同时，对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精神秩序也起到了全面解构的作用。在这种整体意义被解构之后，个体不必再作为社会有机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而是被纳入了资本逻辑中，并与原有的社会整体相脱离，个体不仅不可能从整体中确立自己在社会整体之中的意义，而且个体的活动就是对自我的否定。

资本逻辑发展的极端后果是，毛泽东倾心打造的精神秩序与社会秩序合一的生活世界不复存在，很多人尤其是一大批年轻人，在资本的逻辑中盲目的随波逐流，精神无所皈依。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精神状况。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摈弃了传统中国人的信仰，并成功地以毛泽东思想占领了中国人的精神领域，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被毛泽东所否定掉的传统信仰没有恢复，毛泽东思想又面临着被解构的命运。

正像尼采杀死上帝，复活了人性一样，改革开放宣告着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复活了中国人的人性，凸显了中国人的“人的价值”。尼采曾讲：“上帝死了”，并高呼“正是我，是我——杀死了上帝”。上帝必死，因为“上帝看见一切，上帝也看见了人类——这个上帝必定要死去！人类不能容忍这样一个证人——活着!”换言之，现代人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居高临下的监督者，他们要活出自我，其意欲的世界是人性的世界，“连宗教也依然是那种对美的欲求的结果（或者能够经受之）：最后的结论或许是——要把握人的绝对丑陋，没有上帝、理性等等的此在（Dasein）”。这种对人的天然本质的充分肯定古已有之，在古希腊哲学中就给予其充分肯定，这也是文艺复兴名号来源的根由之一。

在尼采那里，上帝死了，大写的人站了起来，尼采把活生生的人还给了人自己；在市场经济时代，毛泽东思想的去神圣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市场经济打开了人欲这个潘多拉魔盒，复活了人，当然也就扼杀了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之上的神圣生活世界的生命性，从此，不仅老百姓恢复了人性，毛泽东本人也被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被还原成一个活生生的人。

在社会精神的意义上，与其说毛泽东成功地消灭了财产私有，倒不如说他成功地消灭了人们对私有财产的欲望。与此相适应，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里，与其说市场经济结束了中国以共产主义信仰为特征的整个精神世界，倒不如说市场经济释放出了人性，催生了人的无限的欲望。

改革开放与资本逻辑的兴起

对私有财产占有的欲望成为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也使得个体成为精于算计的个人，或者说是理性经济人，但在整个社会来讲，精于算计的个人并不能结成一个理性的社会，而是每个个体的行动都以自我为目的，从而把社会变成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这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根源就是一个“私”字，正如马克思所说：“利己主义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竞争最充分地反映了流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场战争导致人与人的全面异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极其深刻，但主要限于经济学层面上，至少在这里，忽略了经济学背后的精神因素。也许有学者会讲，他们早年已经解决了经济学背后的哲学问题，这里可以放开手脚直接从经济视角切入社会问题。这种说法非常勉强。事实上，西方社会在经济运动背后是深度的宗教理念的精神支撑，宗教是资本主义文明和秩序的维护者。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的思想信念从禁锢走向迷失，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转变为对金钱的信仰，但正如某些论者所提出的，在金钱面前，“人的生命的价值被贬低了，人的生命的享受和乐趣丧失了。本来是人创造的、人用来为自己服务的金钱，现在反而倒转过来，成了人的主宰”。

市场经济既是对资本逻辑的承认，也是其兴起的催化剂，因为有市场经济制度保驾护航，资本逻辑渗透进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角落，各个层面，并成为他们的生活原则，所有事物都被标上了价格，套用尼采对一切价值的断言——“现在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在公正的审判官酒神面前”，在资本逻辑的驱使下，“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现在都站在了公正的审判官货币面前”接受裁决，以上论断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就是小市民生存维艰，权力极度腐败，以及利益集团盛行。

应当看到，西方宗教引导下的市场经济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下的市场经济存在根本不同，其一，当前中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无论社会形态如何不同，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相同的，即“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种共同性决定了东西方的市场经济建设必然遭遇相同的困境；其二，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宗教信念，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有根本不同。西方的宗教信念根植于市民社会，这一过程在西方社会的政治解放中已经完成，在某种意义上，西方的现代文明奠定在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这一前提上；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国家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信仰，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在毛泽东时代深入人心，但在改革开放之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对民众丧失了说服力，同时又没有另一种信仰及时填补民众精神世界的缺位。由此，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与国家意识形态相分离成为当今社会的根本问题，二者之间的紧张与裂痕难以弥合。

试举一例，改革开放语境下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其话语表达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质和核心是“分田到户”，这种改革理念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革命意识是高度契合的。在革命年代，农民的积极参与源于其思维深层中对土地占有的原始欲望，农民与土地的天然感情又成为农村改革的基本土壤。在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规定中，其理论结构的整体意蕴，也迎合了这种文化主张。邓小平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没有超越农民战争的主张，或者是沿着农民战争的主张更进了一步，其在社会主义的精神本质层面，没有提出根本的规定。

历史事实证明，邓小平给了个体解放的物质支撑，却并未给予个体解放的精神寄托。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是个体向个体利益回归的三十多年，[16]也是资本逻辑盛行的三十年。

客观地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现代化的广度和深度逐渐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肩。但是，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有不足，毛泽东思想的最深层次是自然科学和辩证法，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最低层次是军事理论与社会主义建设思想，而整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只是针对新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它没有触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人的解放问题，当然就更没有触及到自然科学层次。邓小平只是在方法论上讨论过科学与技术，“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解决的问题是不同的，毛泽东思想首先解决的是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其次才是如何革命和如何建设的问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有关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其内涵是不同的。

二者的差异之所以如此悬殊，根本原因并不是毛泽东思想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远为深刻，而是因为二者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各异。毛泽东时代的首要问题是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从而让中国人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而在邓小平时代，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已经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这是一个不可更改的事实。新的时代继承了毛泽东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关注的就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毛泽东思想的结构当然不相同。如此看来，以毛泽东思想的标准来测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是不合适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体系当中的位置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也是不同的，应当说，毛泽东思想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狭义的马克思主义，专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结构是有相同之处的，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其中间层次是人的解放理论，而最低层次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结构跟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结构有相似性，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二者共同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整体，这在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已经讲得很清楚，习近平同志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18]，其中就包含这层意思。

概言之，毛泽东思想的目的是确立人的信仰，而邓小平理论则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前后两个三十年当然大相径庭，各有不同特征，即毛泽东时代是神圣的世界，而邓小平时代则是世俗的世界。应当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而毛泽东思想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和指导思想。由此看来，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这里也不是讲二者因为位置不同就有高下之分，而是说，它们分别针对不同的问题，阐明了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共十六大之后，胡锦涛试图从理论上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前面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间层次，他提出以人为本，来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中间结构。其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两个向度：一是结合时代特征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方向；二是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向前追溯，“以人为本”的提出就是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中向前追溯的结果，然而，这一理论没有上升到人的解放层次来理解，并且在实际工作中被庸俗化地解读为工作方法，因而没能支撑起科学发展观的信仰层次，科学发展观仍然仅只是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国人的精神信仰问题依旧没能得到解决。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遗憾是教育，这里的“教育”实则是个人信仰的迷失。教育是信仰的教育，教育仅仅是手段和途径，信仰才是教育的最终指引。然而，邓小平时代根本没有进行价值信仰设计，人们如何信仰？教育的教科书是什么？邓小平始终没有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成了无人顾及的真空地带，资本逻辑又日益摧毁着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信仰基础，三十多年过去了，信仰问题的社会效应就突然显现出来了。

资本逻辑的社会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逻辑本应该是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经济、社会、文化各种逻辑的耦合过程，当然，这个过程的每一个阶段不可能是各种逻辑的齐头并进式的发展，在某一个阶段突出某一个方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反观历史，其中精神逻辑建构的缺失，实在是太严重了。这种历史背景恐怕正是十八大以来中央将“四个全面”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根本原因。

以城市建设为例，在传统社会中，几乎所有的城市建筑都具有象征意义，在实现城市服务功能的同时，都会体现某种文化传承。计划经济时期，城市发展缓慢，除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具有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和设施，被视作“封资修”而遭到破坏，整体性地摧毁作为城市文化象征的建筑设施的行为还是不多见的，直至改革开放后资本逻辑的兴起。正是在这种逻辑的引导下，才出现了中国城市发展的大跃进。从沿海发达的城市到遥远的边疆小城，都无视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的规律，不断地摧毁最具核心竞争力的传统文化元素，快速地由开发商的利益和政府的政绩所主导，建起了没有文化意义的所谓现代化城市。就连离祖国首都北京万里之遥的喀什，也在当地政府主导下、在援疆力量的强力推动下，模仿马来西亚首都的双子座大楼，辅以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符号，建起了号称西安以西最高的双子座大厦。

在毛泽东时代，理性的逻辑是真理--世界--国家--民族--自我，而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这一逻辑发生了调转：自我--民族--国家--世界--真理，是从自我出发来建构世界的，其所建构起来的是存在主义的解释框架。从世界出发，其逻辑结论必然是立足于全人类，服务于全人类，所以，解放全人类是毛泽东的主题，“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 在毛泽东思想的框架中，国家问题、民族问题、个人问题都转换为人类问题，所以民族问题与个人问题消失了。

众所周知，毛泽东时代几乎不存在民族问题，这才有了邓小平的如下论断：“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我们十分注意照顾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国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没有大的民族纠纷。”因为每个人都将自己的命运系于国家命运之中，不计较个人利益，当然就不会使个人与民族问题成为“问题”。鲁迅先生曾在《且介亭杂文集》中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但这话也可以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常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是不错的；反过来说，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才能使这个民族的文化长盛不衰，也很有道理”。

换言之，毛泽东讲的是先世界而后个人，是国际歌，“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就一定要实现”，是“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邓小平讲的是个人而后世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其逻辑是从中国走向世界的逻辑，是国家在强大后走向世界，他强调：“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在毛泽东那里，世界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但邓小平时代，在挖掘列宁关于“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实现革命的理论环节时，中国社会形态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得到凸显，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普遍性本意。

资本逻辑所支配的时代是一个极度平面化的时代，人们不再追求生命背后的意义，生活本身成了终极目的，消费主义盛行，手机、互联网将这个时代变成信息时代，每个人都处于信息的包围之中，人们不再是努力获取信息，而是处在信息的不断冲击下，人们可以获得即时性信息，并且随时可以“亲临”现场，但这种信息化所带来的却是自我遗忘。
历代中央领导集体，都希望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凝聚民心，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邓小平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并突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江泽民也反复要求要注重文化建设。胡锦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制定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但直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凝聚信仰的基点。在没有信仰的时代，国人只能怀旧，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自发地为毛泽东塑像就体现了毛泽东的影响力量。但现实中，老百姓为毛泽东塑像，把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变成了偶像崇拜。河南一地农民塑毛泽东像，但借用黑格尔的一句话说，“这些塑像没有达到艺术的尊严，绝不代表崇高的精神，只是令人讨厌的偶像”。为毛泽东塑像与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是绝对不同的两个概念，毛泽东思想是真理，这种真理没有外在的偶像，中国人擅长于以偶像崇拜取代对真理的信仰，其后果只能是对真理的反叛。

历朝历代，中国人都曾为孔子塑像，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孔子只是圣人而不是神，如果孔子变成神，成为死去的神，那么儒家思想就具有了绝对性，因为最高的法则只能来自于神性，正如诗人荷尔德林在《人，诗意地栖居》中写道：“大地之上可有尺规？绝无。”

但孔子是凡人，最多只是圣人，孔子死了，孔子在世时所向往的“满街都是圣人”的憧憬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作为“神”的孔子也不可能再生，尽管世世代代都有冒充圣人的猥琐者现身，自称是孔子“再临”，但孔子永远也不会是“神”的孔子了。                     

本文刊于《文化纵横》2016年10月刊，原标题为“资本逻辑的兴起与当代中国的价值重建”。篇幅所限，注释从略。

浅贝

中国永远没有产能过剩，只有生产力不足


原创 zhoubotong 兰香湾
2026年5月20日 12:26 江苏
文/周伯通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永远不存在产能过剩，我打个比方来说，有人说房地产过剩了，那么请问，杜甫写的那首诗，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个愿望实现了么？并没有实现，哪怕70%的人实现了，还有30%的人没实现，都不叫产能过剩，按照《礼记·礼运》的说法，路上丢了东西没人来捡，家家户户敞开大门，没人来偷东西，东西实在太多了，人人争抢着养别人家的父母，养别人家的小孩，到了这一天，你说产能过剩了，那我才会相信你的说法。

这就是我们中华文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思维路径，也就是吃饱穿暖，一个人都不能掉队，中国自古以来都没有什么奢侈品的概念，有些东西限于生产力或技术水平，产量很少，因此先只有一部分人能用得上，但是做这个商品的人，脑子里天天想的是，如何生产更多的这东西，让更多的人用得上。

其实你生产的多，比如你生产一万件，价格自然会降下来了，就和你生产五千件得到的利润一样，那我还不如只生产五千件呢！！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算经济账的，他就是要生产一万件，最好生产一亿件呢，即使一亿件的利润和生产五千件利润一样，但我就是乐意咋的了，为人民服务，我就是有成就感，我死了，老百姓也会立碑纪念我。

中国的商人确实有奸商，但我们的奸商和西方蛮夷的奸商相比，都不足一提，即使中国最奸的奸商，都是对“名声”有很重的包袱的，如果他知道自己是“为富不仁”的话，他就会低调，一般不在公众场合搞演讲，他要是敢高调的话，会一直被人骂到不做声。

中国的商人大多数都会在“名和利”中权衡，虽然他们也看重钱，但是有了钱之后，总想着做点好事，捞点名声，比如在《地方志》上记一笔，说自己是“乡贤”，如果能记载在国家的历史中，那也不枉活了此一生。现在也有只重“利”，从来不重“名”的商人，基本都跑到美国了，接着就绝后了，这些绝后的富豪，辛苦一辈子，最后活成了洋人的力工而已。

我们国家的文化属性根本就搞不了资本主义那一套，经常有人贬低中国，说中国咋的没有诞生资本主义啊，利用西方的视觉来审视中国，好像中国文化落后，种族落后似的，请问，资本主义有什么好的？让五岁小孩去上班？让八岁小孩爬烟囱，让五个人睡在一根绳子上？闲着没事养着一群女奴隶奸着玩？

把人从这里卖到那里，那里卖到这里？然后搞“羊吃人运动”，毁掉你的家园，把你往工厂里赶？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英国，毫无波澜，稳步推进！这要是搁中国，早就农民起义了，皇帝头都被砍掉了！因此说，并不是中国搞不了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不做人，中国人民不允许资本主义诞生而已，一种极其落后的社会形态，有什么好搞的呢？

有人讲，中国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一说到这个词，就咬牙切齿的，说来说去，就是说中国把东西卖的太便宜了。这就是中国和蛮夷的区别，中国不是为了便宜而便宜，因为我们是成本定价法，在成本上加点钱就卖，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买得起！

而蛮夷国家，是市场需求定价法，一个东西，谁能出的起价格，就取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定价。比如定价5000元，有4000个人买得起，营收是2000万，假如定价一万元，只有2000个人买得起，但是营收还是2000万，那么西方资本家的做法，果断定价是一万元。如果定价五万元，只有200人买得起，营收假设还是2000万，那么资本家一定会定价成五万元。至于成本是多少，根本不重要!

而中国人干不出这种缺德事，比如成本50块，你让他卖五万块，哪怕是最奸的奸商，也不好意这样去卖，最奸的奸商把50块东西卖500块，他的心里都是很忐忑的。因此说中国文化属性里天生就不适合搞资本主义，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的粉碎机，并不是说中国人搞倾销，中国人是按照成本定价法，就是卖的正常的价格而已。

中国人讲究的是要让大多数人买的起，而西方蛮夷脑子里想的是如何利润最大化，由于成本实在太低，50卖到5万，有点不像话，于是他们只好瞎编故事，讲什么情怀，搞什么圈子，划分什么阶级，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这就是奢侈品的由来。这玩意其实在中国不好使，以前确实能唬住一些暴发户，现在基本没人当回事啊，你身上穿着所谓的奢侈品，人家当你二愣子，纯蛮夷一个。

老外蛮夷们觉得中国不和他们一起走资本主义，气的脑子冒青烟，天天说中国的产能过剩，危害全世界，这群强盗恶人，他们所谓的产能过剩，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利润减少了。

中国人概念中，没有这个过剩词汇，比如你说钢铁、光伏啥的过剩了，真的过剩了么？如果农村家家户户用光伏板发电，然后用免费的电来生活，这个时候你还生产光伏板，那才叫过剩，现在做到了家家使用光伏板了么？根本就没有做到，万分之一的家庭都没有享受光伏板发电用，这怎么能叫产能过剩呢？

美国强调发展的宗旨是什么，就是他们能够掌握世界霸权，能控制别人的国家，能让其他人都听他话，然后他就可以敲诈别人，过上不劳而获的生活。

而中国强调发展是宗旨是什么，就是让全人类都吃上饱饭，没有其他任何附加的条件，希望人人能通过劳动，过上温饱的日子，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工农业产能的发展，哪里存在着什么产能过剩的鬼话呢？只会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人类的生产力还是严重不足的！

短生种们从来就没有为人类长远考虑，而是人为的控制短缺，来给人类制造饥荒和灾难。这群玩意太不做人了，他们把不做人的行为美化成“资本主义”，居然说这东西高级，可怜的是短生种们管辖下的短生种，也不知道反抗，逆来顺受，默默地死去。

在历史的长河中，蛮夷们的底层大批大批的非正常死亡，没有任何文字去记载这些不幸的事。这些短生种们，即便是成了富豪权贵，也依然是全身短生种的特性，那就是亡家亡国是常态，现在看到的西方国家，没有一个是有历史的国家，都是亡种亡国之后，新换的一个种，新建的一个国，这就是短生种们的“短历史”！

如果要实现每个人都无忧无虑的生活，中国的产能是远远不足的，老外搞的什么分层消费啥的，什么王室、贵族，城巴佬，乡巴佬啥的，在中国不存在，管你什么鱼子酱、松茸、三文鱼，我一定要把产量干到价格降的足够低，一定要干到普通家庭的餐桌上都要出现这些玩意为止！

什么“山珍海味，鲍鱼龙虾”的，我就要干到满大街都是，湖里、江里、海里的产量不够，我自己挖个水塘，搞人工养殖，也得把产能搞上去，非得让每户家庭都吃得起为止！鲍鱼都被干到蒜苗一个价了，我就要让低保户也吃得起，爱咋咋地！

中国自有文字历史记载以来，就是具有“社会主义理想”的一个国度，这种文字，在《礼记.礼运》篇里有详细的描述，写的非常具体和详细。只是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实现他，文章长也提到了解决办法，说“仓廪实而知礼节”，意思就是只有产能过剩了，满足了每一个人了，人就会文明起来，不争不抢的。

搁古代我们做不到，因此有战争有起义。现在我们能做到产能极大的发展了，如果我们还不去做，反而要控制产能，这就是和中华文明相悖的，是朝着蛮夷国家的路子走，这是可耻的，是违背祖宗的决定的，因此我们每个人要知道一个基本道理，那就是中国每一个行业的产能都必须大大的过剩，才能实现我们的社会主义理想。

浅贝

地主家的“小姐”，被世界人民嘲笑


有个抛夫弃子润到国外的女律师最近火了，因为她在外网发牢骚说——她家旧社会的时候是大地主，有着万亩良田，童仆成群，如果不是解放，她就不用辛辛苦苦靠律师，躺着能过上地主家大小姐的日子了。

结果由于推特算法打破了信息茧房，全世界人民都能看到这位的牢骚。

于是全世界人民都绷不住了，大家表示“原来你在怀念剥削阶级的生活啊”，“你祖上活该啊”，“这下不得不更粉新中国了”。

“再一次证明了教员的伟大，他们像害怕阳光一样害怕我们的伟大导师”。

“这小妞生气是因为她得靠工资生活而不是当封建领主，笑死我了”。

“我很高兴你的庄园被没收”。

“正如萨帕塔将军所说，土地属于耕种它的人”。

“新中国干得太棒了，什么时候轮到我的祖国啊”。

“虽然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但看完这条推文我就成了共产主义者”。

“感谢这位地主家的女儿，我本来不支持中国革命的，看了她的狗屁言论，我认为我一定要捍卫新中国，她用她伟大的作品说服了我……”

一个弱智润人的伤春悲秋无病呻吟，居然让世界各国人民集火嘲讽，实在是可喜可贺，由此可见，全世界朴素善良的人民群众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讨厌不劳而获当吸血鬼的剥削阶级……唯独没有自知之明的就是那些“精神地主”、“精神贵族”，他们真以为大家会喜欢他们，会和他们共情呢。

更可笑的是，她以为她回到旧社会就可以当大小姐、当人上人，实际上她根本不知道，按照概率来说，今天不知道多少人是世家、地主的后人……难道地主家每一个后代都能得到资源吗？做梦，在生产力落后的旧社会，资源和全力是稀缺而集中的，很多地主大家族的庶出、旁支、小儿子小女儿根本没有任何地位，甚至还不如得势的家奴，你以你是什么少爷小姐，实际上你很可能活不到成年。

所以你以为为什么当年那么多地主家的后代觉醒之后，背叛家庭，投身革命，为穷人而战？因为他们见多了黑暗和罪恶，希望自己能够走向光明。

这让我想起来几年前的一件事，有人有人在网络上讲自己的祖辈，说他曾祖是教员同志《湖南农民运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一个名人，宁乡的乡绅杨致泽。《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写道“县城里杀了大绅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宁乡的杨致泽”。这个杨致泽，是个土豪劣绅，在当年的农民运动中被枪毙了。

这位网民显然是在显摆他们家的“乡绅传承”，没想到，评论区翻车了，广大网友都在说：“枪毙得好”，“土豪劣绅就该枪毙”，“你祖上是个好汉子，好汉子值得一发子弹”。

这个杨致泽，当年在湖南可以说是臭名昭著，不但农民要杀他，甚至连商会人士都要求枪毙他，因为他实在作恶多端，杨致泽“当团防局长六年，擅用权威杀人四、五百之多，而且多数是冤屈者。”

1924年7月，县商会和王凌波等清算揭发团防系首领杨致泽侵吞各界救灾款的罪行。1925年冬，黄材商会组织罢市抗税和清算委员会，要求团防局长杨致泽将侵吞财政厅发还给商民的金劵现款退还给商民。1926年3月，县商会与各界发出《快邮代电》，反对叶开鑫盘踞宁乡。

10月17日，县商会与工农代表600余人赴省城，请求枪杀已关押在省城的大恶霸杨致泽，高呼“不杀杨致泽不回宁乡”。这位杨致泽，是国民党都觉得一定要枪毙的劣绅，属于恶贯满盈。

这位网民的心情和意图我能理解，他显摆他祖上是如何发达，其实是在吹他自己是如何血统高贵，同时表达自己的怨恨……

有些人呐，愚蠢、狭隘而不自知，对历史对世界对真实的民意一无所知，还天天幻想着能够回到旧社会当剥削他人、压迫他人、奴役他人的封建领主……实在是太腐朽落后了。

他们暴露了他们真实的嘴脸，他们虽然向往西方、润到西方，但他们并不信仰什么“自由”、“民主”、“普世价值”……他们骨子里甚至都不能算是资本主义信徒，他们是旧世界的封建余孽，他们追求的是那个封建、保守、奴役压迫、吸血国家和社会、一毛不拔的守财奴的世界。

全世界正直善良的人民对“地主”都没有好感，地主阶级作为近代的基层统治者、作为社会精英、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却自私贪婪，只顾不断积累土地和财富，不顾国家兴亡，不顾国家前途。他们掌握着巨量的生产资料，掌握着劳动力人口，却不肯为社会的进步做任何贡献，反而成为阻碍现代化、工业化的最大障碍。在第三世界，他们甚至勾结帝国主义，成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买办，对外出卖国家利益，对内残酷压榨……他们是阻碍平等和进步的毒瘤。

他们牢牢掌握着广阔的土地、庞大的生产资料，与众多劳动力建立了人身依附关系。这些东西，会阻碍一个国家的工业化，无法建立现代的基层组织，无法解放发展生产力。

时至今日，在印度、在南美、甚至在美国，还有大量的“领主”存在。他们拥有大量的私人土地，建立了真正的“国中之国”，这些土地上的矿产、木材、地下水，全部归私人家族所有，甚至就连学校、消防、警察，都是他们的，之前宣传的“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讲的不是普通人，而是这些领主老爷……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所谓的很多西方发达国家根本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它们至今还保留着封建领主制和奴隶制……很多殖人向往美国，并不是因为他们向往民主自由，而是因为他们向往那个人吃人的“爱泼斯坦帝国”，只不过他们根本不配上桌。

今天，全世界善良正直的人民都厌恶把持资源的封建权贵、吸血全社会的寄生虫，只恨没办法把他们扫除干净。

所以，那些有智慧、有理想、但苦于没有找到道路的人民，都很羡慕中国。

今天这位自称地主家大小姐的润人律师，成功地引发了短暂的“世界人民大团结”，也算是有贡献。

浅贝

拼夕夕暴力抗法的底层逻辑：再论必须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



校尉出品、必属精品！

如果以中国历史为参照，古往今来，暴力抗法现象，通常只会出现在四种人身上。

以水浒为例，这四种人，我们都能找到对应的例子。

一是被贪官污吏欺压活不下去的贫民，比如阮氏兄弟。二是目无法纪不知死活的小混混，比如泼皮牛二。三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客，比如鲁智深。四是嚣张跋扈不受规则限制的纨绔，比如高衙内。

反之，有点家产的平民——比如林冲，有点实力的黑社会老大——比如蒋门神，真正的权贵阶层——比如高太尉，是绝对不会暴力抗法的。

因为前者会忍——林冲最后反抗，是已经走投无路、是人家先要杀他，这时候他已经变成了第一类人；中者会找保护伞——蒋门神就找了张都监；后者本身就是法——整部水浒，也没人能够对高太尉造成威胁。

从这个逻辑分析，拼夕夕的暴力抗法事件就显得尤为奇葩，因为明显四不像——既不是活不下去的贫民，也不是不知死活的混混，既不是见义勇为的侠客，更不是肆无忌惮的纨绔。

那么，到底谁给了拼夕夕员工暴力抗法的勇气？

答曰：资本，以及资本在向权力渗透过程中制造的权力幻象。

这种基于资本的暴力抗法逻辑，不能说完全与中国历史无关，但更多地来源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运行规则。

壹：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纯粹的生产型文明，对于资本，中国人有着本能的厌恶与防范。

因为资本唯一的盈利模式就是金融增值，意味着不劳而获，与生产型文明劳动致富的核心理念格格不入。

啰嗦一句，生产型文明是校尉最近归纳出来的概念，用以描述中国这个人类文明的特例——不管是农耕时代还是工业时代，中国都是通过自力更生、内部挖潜来提高生产力水平、推动文明跃升，这也是中国与游牧文明、渔猎文明、海盗文明以及建立在殖民掠夺基础上的西方工业文明最本质的区别。

士农工商，商人为什么被列在最后，并且遭受到统治阶层的持续打压？

从感情角度，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商人逐利，为了利益什么都可以出卖，卖国、卖祖、卖良心，毫无道德底线可言。

但从逻辑角度分析，任何阶层都没有绝对的善恶。

古人吹捧的士大夫之中，同样不乏十恶不赦、唯利是图的贪官、汉奸、酷吏。底层民众为了生存，同样有很多丑陋不堪、罪恶深重的行为。商人之中，也有品德高尚、仗义疏财的君子。

那为什么掌握话语权的统治阶级，会格外给商人打上负面标签？

道理并不复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一个阶层、一个群体，掌握了金钱的商人，必然会向权力渗透。

而一旦掌握金钱的商人与掌握行政权力的官员士大夫结合，政权就会失控。

这个时候，中华先贤展现出了极其超前的政治视野与极其高明的政治智慧：通过给商人阶层贴上负面标签，制造一道无形的道德屏障，将士大夫与商人的精神世界与现实阶层彻底隔离，从文化的根上避免了官商融合形成财阀集团。

中国历史上不乏官商勾结，但却从来没有系统性的官商融合——官员士大夫阶层，也许乐于从商人手里拿钱，但绝对不肯屈尊交好商人，更不会容忍自己变成商人。

不管初衷如何，这种基于文化的制度设计，既防止了商人干政，也降低了士大夫作乱的可能——官员可以贪腐，可以享受商人的供奉，但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阶层，官员士大夫却很难操控国民经济，因为他们无法克服道德优越感带来的心理障碍无缝融入商人阶层。

这又导致了两种历史现象的形成。

一是商人再有钱，也无法影响国家宏观政策、无法影响国家行政体系运行。

二是文官出身的权臣逐渐减少，文官造反现象更是完全绝迹。

在中国历史上，不乏文官造反的先例，但到宋朝之后就完全消失了。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下降、士大夫与商人之间的身份差距不断扩大，不能形成成熟的财阀集团。

要想造反，离不开军权、财权，军权并非本文讨论的内容，暂且略过不提，财权方面，没有现成的财阀可供拉拢、利用，权臣也就失去了造反的经济基础。

贰：

在生产力水平地下的早期农业时代，这种制度设计，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确保了社会的稳定。

可随着科技的发展，当人类触及了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天花板之后，它的弊端就会逐渐增加，甚至进入弊大于利的阶段。

因为政治层面的绝对稳定，就意味着对经济活力的抑制甚至是扼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政治体制就是最大的生产关系，政治体制的过度稳定，其实就是低水平重复，就是腐朽僵化，就是对生产力发展上限的锁定。

中国的农业文明领先了世界几千年，但却始终未能率先开启工业时代，其最大的阻力，正是来自于这种超稳定的统治结构。

所谓的王朝周期律，正是皇权体制锁死生产力上限的结果，导致我们的文明只能在某个特定的高度来回波动。

学界普遍认为，16世纪的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已经出现资本主义或者说工业化的萌芽。

图片

这种萌芽未能成长为工业化的大树，大体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原因。

一是根深蒂固的抑商思想。

有足够的财力组建大型工坊，同时能够确保自己的产业不被贪官污吏、地方豪强侵夺的，只有当时的士大夫。问题在于，受传统抑商思想的影响，士大夫对经商办厂抱有激烈的抵触情绪——他们愿意扶持白手套去谋利，但自己一定会保持距离。

正因如此，明朝中后期的江南官僚，往往热衷于兼并土地，但却不愿意投资工坊。

至于工坊主与商人，在政治地位得到保障之前，他们也很难做大做强，也不敢做大做强。

工坊做不大，就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就始终只是手工业而非工业。

二是土地快速兼并与工业化滞后的矛盾。

我们知道，工业化最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打破土地对劳动力的束缚，将劳动力驱赶到工业领域。

与此同时，工业领域也要为失地农民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让他们不至于饿死。

宋明之前，中国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工业体系，因此，每一轮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必将引发王朝的崩溃，新王朝建立后，才能够重新为失地农民平均分配土地，因为原来的地主官僚阶层已经被一扫而空。

明朝中后期，中国开始出现工业化萌芽，但受限于制度惯性、思维惯性，国家机器根本没有为工坊主提供政策保护的意识，反而将其视为最主要的盘剥对象，广受诟病的江南织造局、税监、矿监，其本质就是与工坊主争利。

因此，尽管明朝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工业化萌芽，也同样陷入了历史的轮回：官僚阶层大肆兼并土地，但得不到国家扶持反而遭受严重盘剥的工商业，却没法为失地农民提供活路，最后逼得农民只能揭竿而起。

三是满清的制度倒退与文化倒退。

尽管满清沿袭了中原地区的王朝体制，但在思想、文化、科技层面却是全面倒退。

一个将书籍、知识收归统治阶层，禁止民间设立私塾，将识字率从明朝的20%-30%干到个位数的朝代，根本不可能催生工业文明。

叁：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传统的王朝体制、传统的儒学理念，都在排斥官商融合。

因此，古代中国有官僚地主集团、有政治门阀，但绝对没有官僚商贾集团、没有财阀。

因此，古代中国最大的人祸，往往来自于官僚地主集团而非官僚商贾集团。

但工业化背景下的资本主义可不是这样。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工业化催生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推动了工业化，但工业化并不等于资本主义。

或者换个角度理解，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发展，需要一种更加进步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就是这么一种生产关系，但资本主义绝非唯一的选择。

因为除了通过侵略、掠夺催生资本主义实现工业化的西方海盗文明、宗教文明，世上还有另外一套文明体系、另外一种构建工业文明的方式——东方基于农耕文化的生产型文明。

正是受限于文明特性，规模宏大、实力强劲的郑和舰队，没有通过向外掠夺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但在百年之后，欧洲人却驾驶着一百来吨的小船，开启了全球殖民，进而在全球掠夺的基础上，率先打开了工业化的大门。

人类文明的瓶颈，往往需要暴力打破，但人类文明要想走得远、走得稳，却必须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生产与建设之中。

人类历史上唯一的生产型文明，这就是中国的工业化能够后来居上的基因密码。

回到正题。

关于资本主义，马克思有句名言，资本来到世界，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这里的资本，其实应该理解为资本主义。

资本原本是中性的，人才有善恶。资本作恶，本质是资本家作恶。

但人的善恶分布必须服从统计规律，如果某个国家、某个社会、某个行业出现普遍性、系统性的道德滑坡甚至是道德沦丧、人均违法、人人恶棍的末世景象，那就必然是制度出了问题。

图片西方人均违法的现实，被某些学者强行嫁接到了中国头上

归根结底，导人向善的社会体制才是好的制度，相反，像西方那样，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无限刺激人类动物本能、动物欲望，以追求极端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的制度，本质就是恶的。

资本作恶、资本家作恶，本质是制度作恶。

前面说了，资本原本是中性的，但资本却有一个天然的负面属性，那就是会极大地刺激人的欲望、膨胀人的野心，将人性中恶的一面无限激发出来。

与此同时，资本也有天然的正面属性——在刺激个人私欲的时候，也会无限激发人的劳动力与创造力。

一切都为资本服务、为资本家服务、纵容鼓励资本野蛮生长的制度是可耻的、罪恶的，过度打压资本、甚至将一切民间经济活动都视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制度是偏激的、落后的。

跟其他所有人类文明成果一样，资本只是人类创造出来的工具。

在制度设计上，一定要让工具为全人类服务，而不是让工具被某些见不得光的利益集团所控制，反过来伤害全人类。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尤其是美国政治体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始终被资本背后的小利益集团控制。

这种服务于资本、服务于资本家、服务于官商利益集团的制度设计，本质就是罪恶的，这才是马克思严厉批评资本的本意。

他批评的绝对不是中性的资本，而是一切围绕资本利益集团而进行的制度设计。

肆：

去年7月，有感于国内某些所谓的经济学家依然在极力鼓吹所谓的自由市场、自由经济理论，校尉写了篇《完全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让资本说了算、让资本家说了算》，其核心观点，就是一定要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能任凭资本野蛮生长，甚至向权力渗透。

校尉一直说，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不是劳动、不是智慧，而是道德。

所谓道德，就是压制人类动物本能中有害的一面——人的任何一项动物本能都具有两面性，它既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源动力，也是诱导人类作恶的精神毒品。

因此，不管哪个领域的绝对自由，其实都是在无限刺激人类的动物本能，都是反道德的。

人类社会的规则，不管是最先产生的道德，还是基于道德形成的法律、制度，其实都是为了在保护人类动物本能与约束人类动物本能之间建立平衡。

更重要的是，这种平衡，必须公平地针对所有人，而绝对不能给某个特殊群体开后门。

有约束的动物本能，才能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缺乏约束甚至类似于萝莉岛这种完全没有约束的动物本能，只会将人类文明导向衰败与灭亡。

这个规律，西方工业化进程就是最完美的样本。

工业化之初，资本刚刚打破封建神权与贵族领主的制约，呈现出明显的野蛮生长特点，一边在国内搞圈地运动、童工招募，将失地农民驱赶到条件恶劣、报酬微薄的工厂，一边在国外疯狂掠夺殖民地的廉价资源。

与此同时，为了拉拢底层民众与宗教势力、贵族领主抗衡，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大旗下，资本又向底层民众让渡了部分利益，因而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性。

这个阶段，还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

一是在工业革命之前，欧洲的生产力水平极其底下，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极其底下，普通民众也没有完成思想启蒙，所以当时的工人愿意接受资本的盘剥，就跟历史上他们接受教廷与贵族的盘剥一样。

二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启动，欧洲国家的殖民效率逐步提升，工业化的成果开始显现，但资本利益集团的力量与规模依然有限，因此，底层民众包括工人也能享受到部分殖民掠夺与工业化的成果。

正因如此，虽然外部面临激烈的殖民地战争，但西方国家的内部矛盾并未彻底爆发，大多平缓地度过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

可当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普及教育、提高民生，这个时候，如果资本家依然试图垄断绝大多数的工业化红利，就必然与思想得到启蒙的工人产生尖锐的阶级矛盾。

作为最先完成工业化的欧洲强国，英国于1838-1857年爆发宪章运动，掀起了全国性的游行、罢工甚至是暴动，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法国里昂于1831年、1834年两次爆发工人武装起义，1871年组建了第一个工人阶级政权巴黎公社； 德国于1844年爆发西里西亚工人起义，工人摧毁工厂、机器、账册，与军队武装对抗……

为了平息矛盾，资本不得不对工人做出让步，政治上给选票、法律上给制度、民生上给福利。

但这样的让步，必然会极大地压缩资本家的利益，因而不得不加大对殖民地的争夺与掠夺，进而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说白了，两次世界大战，就是列强向外转移矛盾、转嫁压力、掠夺资源的必然结果，就是强盗因为分赃不匀打了起来。

二战以后，西方国家一边通过妖魔化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国家继续向外转移矛盾、转嫁压力，一边利用自己的先发优势、通过隐性经济殖民体系继续掠夺外部资源，在思想上、经济上缓和了内部的阶级矛盾，进而催生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前后的黄金期。

这种建立在对外掠夺上的分红模式，注定无法持久——因为外部的资源有限，但人的欲望无限，当西方国家的工人习惯了低劳动强度、高劳动报酬、高社会福利的模式后，全世界也没法供养他们。

更何况，资本利益集团的胃口膨胀得更加厉害。

伍：

虽然都是基于西方宗教文化、海盗文化背景建立起来的现代工业社会，但经历过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黄金时期后，美欧却出现了微妙的差异。

欧洲是先有贵族国家、先有中央政府，后面再启动工业化、进入资本主义阶段。

也就是说，欧洲的资本寡头，始终受到中央政府和贵族的制约。

与此同时，欧洲也是工人革命的发源地，经历过激烈的社会民主革命。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欧洲大体形成了中央政府（很大程度就代表老牌贵族的利益，尤其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资本寡头、工人群体三方平衡的局面。

相反，美国最初的移民，要不是被流放的罪犯、被迫害的新教徒，要不是活不下去的破产农民、追求一夜暴富的冒险者，天然具有强烈的反政府情绪。

因此，从建国那天起，美国就形成了强地方、弱中央的政治体制。

虽然经过杰克逊、林肯、老罗斯福、威尔逊、小罗斯福等人的努力，美国中央政府的权力逐渐扩大，但在内政方面，各州依然具有很强的独立性。

地方坐大，最容易出现的弊病，就是被资本各个击破，形成类似于中国历史上政治门阀一样的财阀集团。

而地方一旦沦陷，中央政府又岂能保持干净？

道理很简单，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员，都要经历漫长的地方历练——那些被资本腐蚀、拉拢甚至融为一体的地方官员，到了中央之后，只会更深地被资本操控。

客观评价，在资本与官僚集团的博弈过程中，就短期而言，官僚集团占据上风，因为他们掌握国家权力，但就长远而言，资本往往才是最后的胜利者。

道理同样不复杂：官员是流动的，财阀却是世袭的。

滴水穿石、绳锯木断，廉洁的官员会被腐蚀，贪腐的官员却几乎不可能重新变廉洁，一个廉洁的官员，顶多影响几个身边人，一个贪腐的官员，却能破坏一个地区的政治生态。

更致命的是，在美国的文化氛围中，并不禁止官员与财阀的身份转换，在金钱的支持下，理论上的流官，也就变成了现实中的世袭。

中国是脱胎于儒家学说的耕读传家、学而优则仕，美国是脱胎于贵族世袭的精英垄断、富而优则仕，这也是中美文化背景最大的区别之一。

中国的官员士大夫也贪财，但经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之后，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还保持着基本的道德底线，即便那些失去底线的人，为了维持士大夫群体的道德优越感，也不会将自己变成财阀世家。

所以中国有政治门阀，有富商巨贾，但却没有将两者结合在一起、能够操控国家行政体系运转的财阀。

相反，美国人将财富视为最光荣的人生路径。只要有钱，便会拥有顶级的社会地位，非但没人查问钱从哪儿来，还会有人主动奉上各种特权，包括实际上的司法豁免。

美国为什么会出现普遍且合法的政商旋转门现象？

因为美国的财阀与政治门阀往往合二为一，并且被美国社会的法律、道德、文化、民众广泛接受、大力推崇。

懂王、佩洛西等国家级政客可以肆无忌惮地通过操控政策炒股，甚至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就是这种粪坑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必然结果。

陆：

在资本三百年如一日的渗透过程中，美国并非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政治精英，美国的政治精英也不是没有努力抵抗。

比如著名的罗斯福新政，本质就是为了斩断资本伸向美国政府的黑手。

但这种努力，依然无法抵御资本从上到下、从地方到中央、从白宫到国会山、从华盛顿沼泽到整个美国任意一个角落的全面、持久渗透。

实际上，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美国总统公开喊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并在政界、学界、舆论界一呼百应的时候，美国就已经全面沦陷了。

在制度设计层面，此前的美国，多少还会考虑工人的利益、普通人的利益，此后的美国，却一切都在围绕资本的利益运行。

去工业化、快乐教育、富人减税、政治献金合法化、中东反恐……从此以后，美国任何重大的内政外交，都在刻意配合背后的资本利益集团。

而美国最大的资本利益集团，就是大家熟悉的犹太资本。

在美国，你可以骂总统，但你不能骂以色列，你可以骂基督教，但你不能骂犹太教，你可以反美，但你不可以反犹……

结语：

说到这里，可以回到标题了。

拼夕夕为何敢暴力抗法？

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日益坐大的资本开始向公权力渗透，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尤其是在当地。

从大名鼎鼎的南山必胜客现象就可以推理，在拼夕夕总部所在的城市，他们已经习惯了政策优待甚至是司法豁免。甚至还能像网传的段子一样，对某些被拉下水的公职人员颐指气使、呼来喝去。

正是这种基于资本的权力渗透，让拼夕夕的员工产生了一个严重的错觉：资本可以搞定一切，包括国家机关！

继续强调：在资本主义的运作模式下，在一切交给市场的自由经济学说下，资本必然与权力结合，最终进化成一个只有吞噬本能、没有道德底线的异形怪胎。

把资本关进制度的笼子，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一样，都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否则就不是我们参与砍一刀活动，而是资本与权力结合，形成密不透风、无处可逃的刀阵，无区别地收割我们每一个人。

浅贝

认清美国决策逻辑，世界需回归常识！


今天碰到朋友们在饭桌上热议美以伊战争，嘲笑特朗普不靠谱，48小时最后通牒自己打自己脸，输麻了。

这是真的吗？
站在传统的地缘、国家层面或者国际传统文明伦理来评判，这个判断很有道理，标准答案。那么特朗普及其团伙，为啥做这么傻叉的事呢？特朗普真的是“特朗普斯基”“川建国”吗？

时移世易，认清美国决策逻辑，找到背后真相，我们应该回归到那最朴实的常识去进行分析和判断。

美国是个什么性质的国家？
常识：
美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公司；
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积重难返；
美国金融领域集中了最聪明的大脑；
美国是一个金融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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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这种表现更为明显突出。如科技金融人士更为广泛的直接成为美国政府高层；如美国会“人均股神”；如白宫圈子堂而皇之地“画K线”；如五角大楼招募大量华尔街投行金融操盘手等。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如此浓厚的金融社会文化氛围，如此厚实的金融经济基础，那么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内外政策，显然头号服务目标就是金融。

这从美国近年巨头公司企业的经营状态，也普遍反映了这一点。

如拜登时期问题频发的波音公司，如创新越发乏善可陈的苹果公司等等。在其问题曝光后，全球几乎所有专家的分析报道，都不约而同地指出：美国这些巨头企业，受背后金融资本影响，不再专注产品和服务本身，而是把核心资源、人力、精力都集中到了如何做市值上。

PPT越漂亮，市值预期越高；
利好消息制造预期，市值越高；
内幕消息制造市场波动，收割韭菜机会越多......

美国波音、苹果这样的企业是如此，作为伪装成国家的“美国”公司，其决策逻辑会例外吗？

或者说把美国看成一个巨头公司，其下属核心业务、核心资产二级企业公司，都在围绕金融市值管理作为首要运营目标了，然后说总公司在老老实实地搞实业经营，你信吗？

美国自己人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一系列内外政策后，总结了一个名为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特朗普总是胆怯”的缩写）的概念。

美东时间3月23日特朗普“自己打脸自己”宣布5天美伊谈判的时机，刚好选择在美国金融市场开盘前。

美东时间3月24日，美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自己也总结：公告往往恰好与金融市场的开盘和收盘时间挂钩。

3月23日特朗普这则通稿的威力怎么样呢？
有心人统计，在特朗普宣布“富有成效”的几分钟交易时间内，美国股市市值涨了2万亿美元；接着伊朗打脸，否认没有任何谈判，美国股市又跌了1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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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左右交易时间，一进一出3万亿美元的盘子。

再想想量化交易工具；
市场做空做多机制；
市场内幕交易黑幕.....
你说这个3万亿美元的盘子，特朗普身边的“朋友”们一把捞了多少？

美媒这次也再次谈到了去年在关税大战中，特朗普利用“信息发布权”操纵金融市场的事。去年关税战，特朗普公开炫耀过其一位朋友一天之内捞了25亿美元。

其中特别典型的事是4月2日开启关税战，全球市场狂跌一周后，特朗普在东部时间上午9：30市场开盘几分钟后发帖称：“冷静点！一切都会顺利的“，还有”现在是买房的好时机！！”第二天，在市场跌至年度最低点后，他宣布对几乎所有超过10%的关税实施90天暂停——这使股市创下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单日收价。

一如当下，美以伊战争打爆全球金融市场，哀鸿遍野后，特朗普美国开始释放“美伊谈判富有成效”“4月9日停战”等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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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回过头看3月13日左右那则美五角大楼2000亿美元招募30名金融操盘手的消息，是不是更加觉得异乎寻常？

五角大楼是特朗普白宫之外最先掌握打击目标及影响的部门，赫格塞思有没有可能是和贝森特这个玩投机交易金融战的家伙，一起合作利用内幕消息捞钱呢？

输了，还是赢了，重要吗？
或许赚了才是特朗普们决策的最底层逻辑。需要注意的是，新时代混合战，特别是军事+金融的影响，五角大楼以战养战的玩法，或会给全世界带来难以预估的影响。

浅贝

我们的经济逻辑在鼓励甚至逼迫人们去成为资产阶级！


当那句“上班永无出头之日”从抱怨变成共识，当网络上“搞钱”取代“奋斗”成为年轻人的口头禅，当“老实人吃亏”成为社会潜规则，一个扎心却无法回避的真相，正摆在每一个普通人面前：

我们身处的经济运行逻辑，正在以生存压力为鞭，以利益诱惑为饵，鼓励甚至逼迫每一个劳动者，拼命挤向“资产占有者”的赛道。

这不是人心浮躁，不是道德滑坡，更不是普通人主动背叛劳动初心。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回望，我们必须清醒剖析：为何劳动者的尊严，正在被资本逻辑不断挤压？为何踏实劳动，越来越难撑起普通人的体面人生？

现如今的社会，劳动在贬值，资产在“狂飙”，

曾几何时，“劳动最光荣”不是一句空话。

那时，靠双手耕耘、靠技艺谋生、靠勤勉工作，就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安稳的居所、可期的未来。按劳分配，是社会最核心的分配准则；劳动者，是社会最受尊重的群体。

但如今，这套价值逻辑早已悄然逆转。劳动的回报，正在被资产的溢价远远甩在身后。

看看一线城市的普通上班族，哪怕月薪过万，穷尽半生积蓄，也未必能买下一套刚需房；而那些手握几套房产的人，无需早起晚归，仅凭房租和房价上涨，就能实现财富翻倍；创业者辛辛苦苦做实体，一年利润可能不如投资人一笔短期投机的收益。

对普通人来说，很悲催的是工资跑不赢通胀，储蓄赶不上房价，养老、医疗、教育的“三座大山”层层叠加。对于只依赖劳动收入的普通人来说，“勤劳致富”的路径，正在变得越来越窄；“靠劳动安身立命”的安全感，正在不断流失。

这种“劳动贬值、资产增值”的失衡，构成了当下经济逻辑的核心：不占有生产资料，不掌握稀缺资产，就只能被动承受通胀的洗劫，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尊严都难以保障。

这是一种生存倒逼，或许你是不想当“资本家”，可是你更不想被抛下。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成为资产占有者”，早已不是野心家的“特权”，而是普通人的“求生本能”。

人们不是天生向往“剥削”，而是被逼无奈做出的理性选择。不买房，就无法在城市扎根，无法给孩子稳定的教育环境；不搞投资，就无法抵御通胀，晚年的养老医疗毫无保障；不利用“信息差”“资源差”借力资本，就只能在底层赛道上被无限内卷。

社会的激励机制，早已明晃晃地偏向资产持有者：资本获利的速度，远高于劳动创造的速度；资产增值的空间，远大于劳动报酬的涨幅。

于是我们看到：

年轻人不再信奉“踏实工作”，转而痴迷“被动收入”“搞钱密码”； 打工人一边骂着“资本收割”，一边拼命考公、买房，想尽办法挤进“资产阶层”；无数家庭倾尽“六个钱包”，只为抓住资产增值的尾巴，避免被时代车轮无情抛下。

这不是个体的“背叛”，而是系统的“裹挟”。 当“只靠劳动活不好”成为现实，当“占有资产才能保平安”成为共识，普通人别无选择，只能被迫向资本逻辑靠拢。

各令人担忧的是社会价值观的撕裂，当“投机”取代“劳动”，社会在失去什么？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套“逼迫人成为资产占有者”的逻辑，正在撕裂社会的价值共识，消解劳动最本真的意义。

一个健康的社会，本该让“劳动者有尊严，奋斗者有回报”。但如今，我们却陷入了一种荒诞的困境：



我们歌颂劳动，却让一线劳动者拿着最低的工资，承受最大的生活压力。



我们倡导公平，却让“出身”“资产”成为划分阶层的核心标尺，努力的价值被不断稀释。



我们呼吁奋斗，却让“躺平”“摆烂”成为年轻人的无奈自嘲，“投机取巧”成了部分人的“成功捷径”。

当劳动不再能实现阶层跃升，当“资产多少”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劳动光荣”的信念，正在从年轻人的心中淡去；“人人争当资产者”的焦虑，正在蔓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这种价值撕裂的代价，是巨大的。普通人的生存焦虑不断加剧，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勤劳致富”的信仰逐渐崩塌。



长此以往，不仅会动摇社会公平的根基，更会让无数普通人，在“追名逐利”的内卷中，失去安身立命的初心。

如果从人民立场出发，我们要的是消灭一切阶级，包括无产阶级本身，而绝不是也从未是要“人人皆资本家”

我们必须明确：反对“逼迫人人争当资产者”，绝不等于反对财富，更不等于否定“通过奋斗过上好日子”的权利。

我们从不反对有人通过合法经营、诚实劳动成为富人，从不反对资产通过合理配置实现增值。



我们真正反对的，是“劳动被轻视、资本被纵容”的失衡逻辑；是“不占有资产就无法生存”的生存困局；是资本无序扩张，挤压普通劳动者生存空间的乱象。

站在人民立场，我们追求的，从来不是“人人皆资本家”，而是一个“劳动有价值，奋斗有回报”的公平社会：

让按劳分配真正成为分配的主体，让劳动者的回报，与他们的付出相匹配； 遏制资本无序扩张，规范资产市场，让“投机收益”回归理性，让“劳动所得”更有保障；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筑牢养老、医疗、教育的“安全网”，让普通人不必为了“生存”，被迫卷入“资产争夺战”。

劳动，本该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奋斗，本该是一个社会向上的动力。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让劳动者陷入“不做资产者就活不好”的绝境，更不该用生存压力，逼迫每一个普通人背离劳动初心。

贤语：让劳动重新成为，最踏实的“致富路”

“劳动光荣”，不该只是写在墙上的口号；“按劳分配”，不该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原则。

打破“逼迫人人争当资产阶级”的怪圈，需要的不是个体的“道德自律”，而是经济逻辑的“校正”，是分配机制的“完善”，是社会公平的“回归”。

愿有一天，我们不必再为了“生存”，拼命追逐资产的泡沫；愿有一天，踏实劳动，就能撑起普通人的体面人生；愿有一天，“勤劳致富”不再是奢望，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触手可及的现实。

当经济逻辑重新拥抱劳动，当资产不再碾压奋斗，当每一个劳动者都能挺直腰杆，活得有尊严、有希望、有力量，我们的社会，才会真正走向健康与公平。

最后我再多说一句:当普通人需要仰仗别人鼻息而活的时候，他们眼里的光终究会变得暗淡！当他们眼里的光彻底熄灭时，那这个社会又哪里还会存在什么希望，黑暗终究会到来，直到新的太阳出现，重新点亮他们眼里的光！

浅贝

《大明王朝 1566》里的国库，为何从头到尾都在亏空？


看《大明王朝 1566》这个剧，不能光看戏里的冲突和博弈（其实这也是很多人奔着权谋来看这个剧，最终却弃剧的缘故，因为它的本质就不是《琅琊榜》那种爽剧），得把剧里那本看不见的账，把它看懂了才得劲。

这个剧一开场，御前会议就甩出了个终级大难题——国库亏空。

按理说，大明富有四海，百姓年年纳粮，银子应该堆满库房才对。可事实是，朝廷穷得叮当响，连官饷都发不出。

大明的银子，它到底去哪儿了？

这个剧里的人吵了几十集，锅换了一个又一个。起初说是商人沈一石中饱私囊，抄了家，发现是个空壳；后来说是地方官郑泌昌、何茂才贪墨，换了人，国库依旧见底；再后来说是严嵩父子误国，严党倒了，徐阶上台，银子还是没影儿。

这就好比一个大家族，管家换了几茬，蛀虫抓了一批又一批，可年底一算账，赤字反而越来越大。

为什么？因为这笔账，从一开始就算不过来。

首先，收入是有天花板的，但支出是个无底洞。

小阁老严世蕃在剧中有句实话，虽然是在气头上说的，却把问题核心提前剧透了：“那么多藩王，中宫还那么多人，每年开支占去一半。去年修宫殿，又占去三分之一……”

大明的朱家子孙，那是真正的吞金兽。用海瑞的话说：“大明朝开国至今，亲王郡王皇室宗亲遍于天下，按规制，一个亲王每年就要供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缎四十匹，纻丝三百匹，绢五百匹，纱罗一千匹，冬布一千匹，夏布还要一千匹。其余各种开支更不胜繁举。”

更关键的是，这些皇室宗亲、勋贵官吏，兼并了天下大半的田产，却不用纳赋。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最有钱的那拨人，不掏钱。

税负全压在了只剩少量土地的百姓身上。百姓已经不堪重负了，再收就要掀桌子不玩了。

可朝廷那边，嘉靖要修殿，北边要防俺答，东南要抗倭，哪一样不是刚性的支出？尤其是皇帝的需求，谁敢砍？吕芳那么精明的人，也不敢劝嘉靖别修殿。

说得直接一点就是，收入锁死了，支出却刹不住车，这种越漏越大的窟窿，靠正常的税收来堵，根本就堵不住。

其次，所谓的改革，动不了既得利益者，往往还成了分赃的新借口。

既然收不上钱，那就想办法开源吧。

这个剧里的改稻为桑，表面上是经济手段，实际却是政治博弈。

乍一看，浙江改种桑树，织丝绸出口，一年能多出一千万两银子，百姓卖丝买粮，系统收税，这不是看不去很美、很双赢的事嘛。可为什么最后却演变成了现象级灾难事件呢？

因为在大明那个局里，任何的商业行为，最终都会变成官僚阶层的傀儡。

就像剧中的胡宗宪多次关心地方粮草储备问题，尤其是改稻为桑后百姓的吃粮问题时，郑泌昌一句“市面缺粮”就给搪塞了。实际上，有着官商背景的沈一石，却早就提前得到消息囤了大量粮食等着了。

普通的商人，根本没资格跟沈一石这种红顶商人竞争。

一旦改稻为桑真落地了，地方百姓吃的粮食一定是高价粮，而官府为了撇清关系，会继续让沈一石这种白手套冲在明面上。等到民怨沸腾了，再把沈一石抄了，抄家补亏空。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商业死结——

商人依附官僚，甘做傀儡吧，等待你的就是依附势力倒台后的最终清算；

不依附官僚，自己单开吧，你就根本没有做大的可能。

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解决银子的窟窿问题，那还是得动官僚阶层的奶酪才行。把从上到下，从内阁到县丞的官僚阶层，全都动一遍。

用剧中吕芳的话说，成祖朝时期两淮两浙的盐税是一千多万两，“如今只能收一百多万两，今年鄢懋卿一出手，收了三百三十万两”。这也就意味着，剩下来的那大几百万两，都被官僚阶层从上到下集体瓜分了。

而想从他们嘴里把银子抠出来，严嵩做不到，徐阶做不到，海瑞更不可能做到。

海瑞那套“君明臣贤”的打法，恨不得嘉靖把啥啥都停了，然后整个朝廷的人从上到下只吃粗米干饭——这种理想主义的打法，道德上当然能满分，执行时却只能零分，甚至大概率负分（王安石的青亩法就是典型案例）。

因为只要帝制还在，官僚阶层就是皇权的延伸，动了他们，就是动摇国本。

再次，抄家只是一剂止痛药，治不了病。

这个剧的后期，嘉靖也明白严嵩老了，该换人了。换徐阶上来，其实没什么两样。徐阶的首席大弟子赵贞吉，口头禅依旧是“再苦一苦百姓，骂名我来担”。

最后大明是怎么勉强熬过嘉靖末年的银子窟窿的？很简单，抄严嵩的家，抄鄢懋卿的家，抄严党官员的家。

这已经是最后一招了。

但这招有个问题：面子只能卖一次。

这就像严嵩后来实在没招了，只能向严党刮钱，但这也正说明他已经失去了从其他渠道弄钱的能力——人家顶着被人戳脊梁骨的骂名加入你严党，不就是图个升官发财么？那你严嵩作为队伍老大哥，不能为队友赚取利益，还要从队友身上刮钱，那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你混？

也就是说，抄家抄来的钱，终归是一次性。今年抄了严嵩，明年抄谁？难道把徐阶也抄了？那朝廷还怎么玩转得下去？

所以，抄家只能解燃眉之急，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最后，系统的崩溃是必然的。

这剧在一开头，就借钦天监监正周云逸的嘴说了：“朝廷开支无度，官府上下贪墨，国库空虚，民不聊生，这是上天示警！”

周云逸毕竟是钦天监嘛，所以习惯性把问题往“上天警醒”这种玄学上扯。

其实大道至简，整个《大明王朝》这个长剧捊下来，捊到最后，无它，其核心问题就一句话——

当统治阶级需求的无限性，遇上劳动阶级产出的有限性，矛盾就爆发了。

这种矛盾，长期以来靠严党捞钱、清流制衡来维持平衡。严党是捞钱白手套，清流是制衡严党的工具，司礼监是遮羞布。要命的是，这种局面对皇帝最有利，所以就算把这些演员都换了，剧本也还是这样。

蛋糕无法越做越大，而分蛋糕的人却越来越多。结果必然是做蛋糕的人分得越来越少，食利阶层内部分赃不均。

海瑞在狱里跟嘉靖的那场对话，其实是把窗户纸捅破了。他说：“天下大弊不除，倒了一个严党还会有一个严党。”

为什么？因为只要这个系统还在，就需要有人去捞钱，有人去背锅。严嵩倒了，会有李嵩、王嵩。只要皇室宗亲的禄米不减，只要官僚阶层的特权不动，银子窟窿的问题就永远无解。

回头看这笔账——

大明王朝的银子窟窿死局，说白了就是三点：收入有限，支出无限，且无法向既得利益者开刀。

嘉靖四十五年，海瑞备棺上疏，骂痛了嘉靖，却没骂醒这个制度。隆庆上台后，国库还是没钱。直到后来张居正改革，给大明强行注入了一口真气，但也只是延缓了死亡。

但这就像给一个将死之人打肾上腺素，不可能让他重获新生，不过是暂时回光返照罢了。

浅贝

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资本管制？


一个朋友今天跟我抱怨，说春节准备出国旅游，但外汇只允许兑换5万美元，这太不自由了，这是我自己的钱，为什么连兑换都要受限制？

我告诉他，你这是典型的“身在福中不知福”。

为什么？

因为这种资本管制，表面上看是限制了你的自由，实际上是保住了你我的饭碗，甚至保住了这个国家的国运。

1 资本管制

要讲清楚这件事，我们就不能只看眼前，得把时间轴拉回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前。

上点岁数的人都知道当年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虎”，是何等风光？一个个经济增速惊人，被西方媒体捧上了天。

但是，这些国家都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他们在工业底子还没打牢、金融监管体系还不健全的时候，就听信了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忽悠，过早地开放了资本账户，允许资金自由进出。

结果呢？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游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热钱，像嗜血的鲨鱼一样涌入亚洲。

他们先是制造泡沫，推高股市和楼市，让当地人沉浸在财富暴增的幻觉里，然后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通过做空货币和股市，瞬间撤走所有资金。

一夜之间，泰铢崩盘，韩元腰斩，几十年的国民财富被洗劫一空，韩国甚至不得不发动国民捐金戒指来替国家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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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给当时正在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留下了巨大心理阴影，也深刻地塑造了后来三十年中国的金融国策。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们定下了一个铁律：人民币可以在贸易项下自由兑换，但在资本项下必须严格管制。

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可以卖袜子、卖手机赚外汇，这是做生意，国家举双手支持；

但是如果你想把卖袜子的钱、炒房赚的钱，几十亿上百亿地换成美元转出去，对不起，此路不通。

这道墙最初建立的初衷，其实也并不是为了管制资本，纯粹是为了防止重蹈亚洲金融危机的覆辙。

你要知道，金融战的残酷程度一点都不亚于热战。

如果你的大门洞开，几千亿美元的热钱瞬间涌入，你的汇率会暴涨，出口企业会全部死绝；

然后热钱获利后瞬间撤离，你的汇率会崩盘，进口成本飙升，通货膨胀会吃掉老百姓的存款。

所以，中国必须资本管制，这也是符合经济学规律的。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

就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只能取其二。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我要印钱还是收水，必须我自己说了算，不能看美联储脸色），同时我们又需要相对稳定的汇率来保障外贸（不能让汇率上蹿下跳搞死出口企业）。

那么，被牺牲掉的，注定只能是“资本自由流动”。

这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选择，是用局部的“不自由”换取了全局的“稳定”。

看看那些放弃了资本管制的新兴市场国家吧，土耳其、阿根廷、越南，哪一个不是被美元潮汐收割得死去活来？

中国之所以能在历次美元加息周期中稳坐钓鱼台，靠的就是资本管制的这道墙。

但是，你以为资本管制的作用只有这一面码？并不是。

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膨胀，这道资本管制的防火墙，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但对中国国运至关重要的“意外之喜”——

它把中国人的钱，尽可能地留在了中国。

我们要承认一个很现实的人性问题：资本是逐利的，同时也是胆小的。

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之后，他们本能的动作是什么？

是想把钱转移到他们认为更安全、法律体系更偏向富人的西方发达国家。

这不全是道德问题，这是资本的避险本能。

如果没有这道墙，你想想看，中国过去四十年靠着几代人996积累下来的庞大财富，会发生什么？

王总会立刻把北京的写字楼卖了，换成纽约的公寓；

李总会把深圳的工厂抵押了，把钱转到瑞士的信托账户；

甚至稍微有点积蓄的中产，也会忙着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存在汇丰银行。

这种规模的资本外逃，不是几亿几十亿，而是几万亿甚至几十万亿美元的级别。

后果是什么？后果是中国的失血性休克。

我们的外汇储备也就是3万亿美元，看似很多，但如果十几亿人每人换两千美元，这3万亿瞬间就会被挤兑光。

一旦外汇储备枯竭，人民币就会大幅度贬值，这就意味着我们辛辛苦苦积累了几十年的国家财富，通过汇率贬值的方式，被无偿输送给了西方。

更可怕的是，如果钱都跑了，国内的钱从哪里来？

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基建狂魔”，之所以能有高铁、有5G、有庞大的产业链，是因为我们有着全世界最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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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国内企业和居民的存款。

正是因为资本管制，这些钱“出不去”，它们被迫留在了国内。

既然出不去，资本就不能闲着，它就必须在国内寻找出路。

于是，这些钱流向了房地产，流向了制造业，流向了互联网，流向了国家发行的债券。

说得直白一点，中国资本管制把那些本来可能逃走的财富，强行按在了国内，变成了维系国家运转血液。

这就好比一个高压锅，只有把盖子捂严实了，里面的压力和温度才能上来，才能把肉炖烂。

如果气都漏光了，这锅肉永远煮不熟。

中国经济就是一个巨大的高压锅，资本管制就是那个沉甸甸的锅盖。

它让国内的资本即使在预期不好的时候，也只能在锅里打转，哪怕是空转，它也是在中国的金融体系内空转，肉是烂在锅里的。

这就保证了我们有充足的资金去投基建，去进行产业升级，去搞科技研发。

你想想，如果老板们赚的钱都能随便转走，中国拿什么去搞半导体？拿什么去造航母？

所以，现在的逻辑就很清晰了，对资本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

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八个字：赢家通吃，来去自由。

你在美国赚了钱，想去英国买城堡，去加勒比海买岛屿，或者去瑞士存金条，没人管你。

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呢？官方表述是“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把这句话翻译成大家能听懂的“大白话”，那就是：

我们也承认赢家通吃，承认你能赚大钱，但是，赢家的资金流动，特别是往境外的大额流动，必须受到严格管控。

这个逻辑很容易理解：

你在这个国家赚了钱，享受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基建红利和政策红利，那你的财富就不能拍拍屁股走了，必须反哺这个国家。

你可以买豪宅，可以买豪车，可以投资建厂，甚至可以奢侈消费，这些都无所谓。

因为只要钱还在国内打转，它最终会通过消费、投资、税收的循环，再次回到社会的毛细血管里。

但是，如果你想把在中国赚取的巨额财富转移到海外，去填补美国的股市泡沫，或者去供养欧洲的贵族生活？

没门！

这不是因为我们仇富，也不是因为我们要搞闭关锁国，而是因为作为后发国家，我们的原始积累太脆弱了。

欧美国家搞资本自由，是因为他们已经收割了全世界几百年。

他们是庄家，规则是他们定的，钱流到哪里他们都能赚。

我们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身上的每一两脂肪、每一滴血液都不能随便流失。

如果不扎紧这个口袋，中国就会像拉美国家一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只能做西方的打工仔，永远别想翻身。

当我们理解了这层深意，再看那些因为转不出钱而抱怨的人，你会发现他们的抱怨是多么可笑。

这道资本管制的墙，虽然挡住了一部分人转移财富的路，但它守住的是14亿人的饭碗，守住的是中国经济崛起最宝贵的本金。

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主义最本质的修正：

我们允许资本增值，但不允许资本通过“叛逃”来规避社会责任。

好了，讲透了资本管制的双重逻辑，也就是“防守”与“留财”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更深层次的思考：

为什么说这种看似不自由的制度，反而在全球比烂的时代，成了中国最大的后发优势？

2 资本与国家

现在，请大家思考一个问题：哪一个制度更好？

很多人是不是直观感觉西方那一套更爽？“我的钱我想去哪就去哪”，听起来多自由，多诱人。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包括国内很多公知和经济学家，都是这么认为的。

他们觉得中国的资本管制是落后的象征，是阻碍经济全球化的绊脚石。

但是，最近几年，这个认知正在发生颠覆性的变化。

在这里我先说一个结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制度层面是远远优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

而且我敢断言，在未来某一天，一众老牌欧美发达国家，最后都会被迫来抄中国的作业。

为什么？

因为西方那套资本无国界的玩法，已经把他们自己逼到了悬崖边上。

我们就拿苹果公司为例。

苹果是全宇宙最赚钱的科技企业，富可敌国。

按道理，美国政府应该从苹果身上收到巨额的税收，用来修缮美国那破破烂烂的地铁，用来改善美国的公立教育，对吧？

大错特错。

真实的内幕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政府很难从苹果的海外利润中收到像样的税。

苹果公司拥有一支由全球顶尖会计师和律师组成的避税团队，他们搞出了一个著名的“双层爱尔兰夹荷兰三明治”架构。

简单的说，就是把全球的利润通过复杂的知识产权授权，转移到爱尔兰的空壳公司。

2016年，欧盟委员会经过深入调查，曝出了一个惊天数据：

苹果在爱尔兰的某些年份，实际缴纳的有效税率竟然低至0.005%！

这是什么概念？

苹果每赚100万欧元的利润，只交50欧元的税！

你哪怕是在街边卖煎饼果子，税率都比这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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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几乎所有的跨国巨头都在这么干。

开曼群岛、百慕大、爱尔兰、卢森堡，这些所谓的“避税天堂”，云集了全球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

这就是资本主义“来去自由”的代价。

资本是自由了，国家却被掏空了。

一个正常的国家要维持运转，要提供国防、治安、医疗、教育，钱从哪里来？必须依靠税收。

税收的本质，就是一种二次分配游戏——损有余而补不足。

但是现在，在西方制度下，最富有的那群人、最赚钱的那些企业，通过“资本自由流动”，合法的把钱转走了，跑到了政府收不到税的地方。

那政府没钱了怎么办？

政府不能关门啊，警察还要发工资啊。

结果只有一个：把税收的重担，死死地压在跑不掉的中产阶级和工薪阶层身上。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到欧美的中产阶级活得越来越累，根本存不到钱，一失业就被斩杀的根本原因。

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的统计，从1979年到2019年这40年间，美国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了近60%，但是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扣除通胀后）增长了多少？

几乎是零。

1973年，美国一个蓝领工人的平均时薪，换算成今天的购买力，大概是23美元左右。

到了2019年，这一数字依然徘徊在23-24美元。

整整40年，美国工人的工资原地踏步！

但这40年里，美国的物价翻了多少倍？医疗费用翻了多少倍？大学学费翻了多少倍？

这40年创造的巨额财富去哪了？

全进了最顶层那1%的人的口袋里，然后被转移到了开曼群岛。

欧洲呢？也好不到哪里去。

很多在欧洲生活过的朋友都知道，欧洲的个税高得吓人。

一个德国或者法国的工程师，月薪5000欧，听起来不错，但扣掉个税、社保等乱七八糟的费用，到手可能只有2800欧左右。

收入的40%甚至50%都交给了国家。

为什么欧美工薪族的税负这么重？

原因就是政府在大企业和富人身上收不到税！资本长了腿，跑了！

为了维持福利国家的运转，政府只能把刀架在那些跑不掉的打工人的脖子上，因为中产阶级的房产、工资都在国内，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这不仅是经济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这导致了西方社会结构的彻底撕裂。富人越来越富，且不承担社会责任；中产越来越穷，且承担了所有的重负。

再看中国。

中国除了严防死守不让钱出去，在内部还有一套完全区别于西方的特殊打法。

大家仔细去研究一下中国的经济数据，会发现一个中国特有的名词——“规模以上企业”（简称“规上企业”）。

什么叫规上企业？工业上通常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

在中国，你一旦做大，成为了“规上企业”，你的纳税税率和监管力度，和小微企业完全是两个概念。

在西方，企业越大，避税手段越多，实际税率越低。

在中国，逻辑是反过来的：企业越大，责任越重，税率越高。

你看一下我们的增值税。

对于规上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增值税税率通常是13%。这是实打实的硬税，配合现在的金税四期系统，你每一笔进销项都在大数据监控之下，想逃税？门都没有。

但是，对于那些数量庞大的小微企业、个体户、夫妻店，国家是什么政策？

增值税率极低，通常是3%，甚至在某些时期降到1%或者直接免征！

在所得税方面，小微企业更是享受各种减免，年应纳税所得额在一定范围内的，实际税负可能只有2.5%或者5%。

大家看懂这个逻辑了吗？

这完全是颠覆西方经济学常识的。

在欧美，亚马逊交0税，街角咖啡店交重税，因为亚马逊能请得起千万年薪的律师团队搞避税，咖啡店老板只能硬抗。

在中国，“规上企业”、“头部大厂”，他们是纳税的主力军，跑都跑不掉，必须承担13%以上的增值税和25%的企业所得税。

那些处于毛细血管末梢的小微企业，国家反而在拼命给他们减负，让他们活下去，因为他们承担了最大的就业。

不是简单的劫富济贫，而是通过制度设计，让占据社会最多资源的“强者”承担最大的社会责任，从而保护弱者的生存空间。

如果我们也学西方，搞完全的资本自由流动，会发生什么？

那些大厂、大企业，还有那些日进斗金的直播网红们，他们会立刻聘请最贵的律师，把利润转移到维尔京群岛，把资产变成海外信托。

到时候，中国庞大的高铁网络谁来维护？我们的航母谁来出钱造？我们的社保基金谁来填补？

最后只能是你、我，这些月薪几千上万的普通打工人，去承担高昂的人头税。

到时候，我们月薪一万，到手可能就只有五千！你能接受吗？

恰恰是因为我们搞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对资金跨境流动有严格的管控，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这道墙才把巨额的财富强行留在了国内。

因为跑不掉，所以大企业只能乖乖在国内纳税。

因为跑不掉，富人只能在国内消费。

因为跑不掉，资本只能在国内寻找投资机会，哪怕是去投一些回报率不高的基础设施。

这就保证了国家不需要把过重的税负转嫁给底层老百姓。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个税起征点可以不断提高，为什么我们能有钱搞扶贫，搞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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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资本管制”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的智慧，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早有预演。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明朝是怎么亡的？

很多人说是亡于李自成，亡于满清。

其实，明朝是穷死的。

明朝中后期，发展出了极其繁荣的商品经济，这就是早期的资本主义萌芽，江南的士大夫、豪商巨贾富得流油。

但是，明朝的税收制度极其奇葩。

它实行的是“优免”制度，只要你有功名，你是举人、进士，你就不用纳税。

这就导致了一个可怕的后果：土地兼并。

老百姓为了避税，把土地挂靠在官绅名下。

结果就是，官绅阶层占有了国家80%的财富，却几乎不交一分钱的税。而国家财政的重担，全部压在了剩下20%的自耕农身上。

越有钱的越不交税，越没钱的越要交税。

到了崇祯年间，遇到天灾人祸，国家要打仗，要救灾，但是国库里能够跑耗子。

崇祯皇帝求爷爷告奶奶让大臣捐款，结果这帮富得流油的官僚一个个哭穷，最后李自成进京，从这帮官僚家里搜出了几千万两白银。

这就是典型的“资本自由”的恶果——财富向少数人集中，且逃避了国家责任。

那清朝为什么能延续快三百年？

因为清朝搞了一项颠覆性的改革，叫“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

特别是雍正皇帝，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懂“资本管制”的皇帝。

所谓的“官绅一体当差纳粮”，就是打破了明朝那个“富人不纳税”的潜规则。

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大地主，只要你有地，就得交税。

它强行把财富留在了国库，而不是流进了官绅的私囊。

中国人善于借鉴历史，中国现在的治国手段，就是吸取了历史经验教训，而结合实际做出的：

越是大企业、垄断巨头，越必须成为纳税的主力军；越是资本大鳄，越要接受国家的监管。

至于小微企业和个体户，国家反而不断减税降费，那是放水养鱼的对象。

3 终极答案

讲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世界。

为什么最近几年，全球化在逆转？为什么特朗普要搞贸易保护？为什么欧洲极右翼势力在抬头？

根本原因不是因为美国人欧洲人变得封闭了，而是因为全球化的红利分配出了大问题。

过去四十年，欧美资本在全球化中吃得盆满钵满，华尔街的精英们把工厂搬到中国，降低了成本，利润翻倍，股价飞天。

他们拿着绿卡，住在纽约的顶层公寓，享受着全球化的红利。

但是，美国俄亥俄州的铁锈带工人呢？他们的工厂倒闭了，工作丢了，社区破败了，最后只能沉迷于芬太尼。

资本背叛了国家，背叛了人民。

巴菲特自己都说过一句很讽刺的话：“我交的税率，居然比我的秘书还要低。”

这正常吗？这绝对不正常。

现在发生的一切——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谈判、关税壁垒、产业回流、供应链重组——

本质上都是愤怒的选民和焦虑的欧美政府，正试图把叛逃了四十年的资本，重新抓回笼子里。

大家注意看新闻，2021年，G7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要设定15%的全球最低企业税率。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欧美国家承认了：我们搞不定资本外逃了，我们必须联手搞一个“资本管制”，谁都别想跑，跑到天涯海角也要把你这一点税收回来。

这说明什么？

说明西方正在开始抄中国的作业。

他们终于意识到，如果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去节制资本，去管控财富的流向，所谓的“民主”和“自由”最终会被金钱吞噬。

但是，我得说句实话，西方现在想改，太难了。

因为他们的政权本身就是资本资助的，想让资本家革自己的命，无异于与虎谋皮。

而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设计市场经济之初，就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底色。

最初，很多人以为这是保守，是不开放。

现在回头看，这简直是神来之笔。

我们不需要像西方那样，等到社会撕裂、贫富差距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再去想办法“补牢”。

我们从一开始就修好了“羊圈”。

中国的资本管制，不是为了限制谁的发展，而是为了保证这艘巨轮在惊涛骇浪中，所有的船员都能同舟共济，而不是船长和大副带着金银财宝坐救生艇先跑了，留下一船乘客去面对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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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次当你再抱怨换汇麻烦，抱怨钱出不去的时候，请你想一想：

正是因为这道墙，你的工资才没有变成别人的利润，你的税收才没有变成别人的豪宅，这个国家的财富，才真正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要进行资本管制的终极答案。

qq6553156

美国斩杀线的底层逻辑


回答一个满级读者的问题。
他说，他理解了美国所谓斩杀线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没有兜底的福利。
而是管制不足。
所谓的管制足是什么样的？
比如咱们这里，有个人说他没钱了，他要在街上搭帐篷，要一群人聚在一起。
其实是不允许的。
他会被遣返，而且回村后，定期有人来看他，给他米面油，教他如何重回社会。
如果他要嗑药，他也没地儿买呀，他即便染上瘾，很快也会被发现，被送去强制戒断。
然后继续上面那套流程，就是有人管他，有人教他，有人引导他重新返回社会。
如果他不配合，一辈子摆烂，那他就是个街溜子，就是个三和大神，所谓的屡教不改。
但是，他想要嗑药，想要精神错乱，那是比较难的。
于是他就能够活很久，即便作为一个loser，也能活到老，而不至于两三年后就被斩杀，就变成美国医学院里的标本。
所以问题的根源其实和福利无关，和美国不禁药有关，你把药禁了，这事儿不就从根子上绝了么？
.......
我们来看你这个问题。
首先，美国警察和你平日里见到的帽子叔叔的定位是不一样的。
美国警察的作用更加类似于小区物业保安。
当时很多移民来到了北美大陆，因为有了治安的需求，所以雇佣一批人，这些人就是美国警察的雏形。
今天也是如此，美国贵的社区里，警力充沛，便宜的社区里，没有警察。
也就是说，在美国，警察并不是均匀享有的资源，而是你付费才有的额外项目。
所以美国的警察，更像是小区的保安。
一个小区的保安，为什么要去管另一个小区里的瘾君子，你不觉得这事儿说不通么？
其次，就算这个警察他热心，现实中他也很难去管。
洛杉矶市中心一到夜幕降临，到处都是瘾君子，跟丧尸围城一样，你让警察怎么管？
美国是允许拥枪的，这些瘾君子嗑嗨了，他认得你是谁呀？
你去管他，他照着你脑门子上砰的来一下，警察也是人，又不是钢铁侠。
最后一个问题则在于，在美国，你无权管他的。
他有嗑药的权力，你明白不？
还什么村里有个族叔，用鞋底子抽他一顿，拉去强制戒断，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
你是他亲爸爸你也没无权抽他，更无权让他戒断。
所以这里面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其实老美都明白，斩杀线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药物泛滥，就如同美国的安全问题是因为枪支泛滥一样。
但大家都明白的事情，是无解的。
你去看199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的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
他获奖的理论叫做科斯定理。
科斯定理讲什么呢？
讲在美国，有两个人，A和B。
A愿意出卖自己的身体，或者器官的使用权，给到B，B愿意支付足够让A满意的费用。
那么这笔交易，就是好的，因为双方都满意，而且繁荣了市场。
.......
1993年的时候，陈忠实出版了一本小说叫做白鹿原。
你让白鹿原上的村长白嘉轩听到这番话，估计气得拿鞋底子的手都要颤抖。
因为他觉得你这是什么逻辑？这不是伤风败俗么？
还大教授，还诺奖。
其实直到今天，国人也是无法接受科斯定理的。
我们就想一件事情，之前有一个创造了以爽为计价单位的女演员。
她就是因为在美国市场上，遵循科斯定理，租用她人器官，从此全面消失在国内的娱乐圈。
所以你看到问题的实质了么？
在美国，科斯定理本身才是他们的公序良俗。
你只能说各个州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加以限制。
比如这个州不允许嗑药，或者做个定义，哪些药可以嗑，哪些不可以。
另一个州不允许租借自己的身体，或者器官。
再有一个州对枪支进行管制，阉割掉连发功能，或者不许在公开场合持有，等等。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能形成什么一致性的东西。
比如做这门生意的，你像绝命毒师里的炸鸡叔，总有些州，是他可以游说下来的。
那么你站在美国这个整体的视角下，怎么可能消除斩杀线呢？
说到底，当科斯定理都可以拿诺奖的那一刻，你就应该明白，美国的底层逻辑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既然交易的双方情愿，那就各凭本事，各安天命吧。
你赢了，你是精英，可以更加快速地推动美国的创新。
你输了，你本就应该快点结束游戏。
美国社会不反对你嗑药的出发点就是这个。你说你都流浪了，还能保持自律，不和瘾君子混在一起。那么通常两三年内，你就可以通过美国提供的福利，再度回到正常社会。
反之，如果你不够自律，你和瘾君子聚在一起了，那么通常这种流浪汉的生命不过两三年，就会提前结束游戏。
那美国巴不得减轻负担。
因为说到底，他们追求的是快，赢家冒出的速度快一点，输了你也早点去投胎。
我那天在流水的中产阶级里面也讲了一套美国人在上世纪30年代发明的理论。
从伯利和米恩斯开始，到后来的阿罗，再到后来的詹森，梅克林等等，他们一以贯之的对信息不对称下博弈论的研究。
你会发现他们有很多东西是被我们引入了的，或者说，我们是作为学生，向他们学的。
但你也会发现他们有些东西，像科斯定理这种，我们学不来。
因为说到底，双方的文化基因是不一样的。
我们古代农耕文明讲究尊老，而同时期的游牧文明，每当人超过一定岁数，就独自消失在草原上了。
日本人83年还拍了一本电影，讲述日本信州地区的山民，母亲年纪大了，就被儿子背上深山老林。
儿子每走一段路，母亲洒下一粒米，生怕儿子遗弃她之后，自己找不到下山的路.......
这些价值观讲给同时代的农耕文明，不也无法接受么？
美国斩杀线的本质，实际上和日本电影里拍摄的，某些文明对待老人的方式，是一样的。
这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美国的物质条件好到这个程度，但是骨子里的观念，对于无用之人的观念，是不会变的。
就像我们几千年来，其实蛮穷的，直到今天，我们的人均收入也蛮低的。
但是对待无用之人，我们不想这样，因为自古以来，我们就不想这样。
说到底，这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文明。
我们有句外交辞令很深刻，地球这么大，容得下不同的彼此。
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所谓的人生，不过是，过好自己的日子，尊重他人的选择。

qq6553156

黄巢：砸烂门阀的屠夫，还是捅破阶层天花板的狠人？


提起黄巢，你脑子里冒出来的是什么？是“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狂，是“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横，还是史书里那个把长安城搅成人间炼狱的杀人魔？

很多人说，这货就是个失败的流寇，起兵造反折腾十几年，最后兵败身死，连脑袋都被部下砍了邀功，除了留下一堆尸山血海，屁的功绩都没有。

还有人说，论残暴，晚唐军阀哪个手上不是沾满鲜血？论造反，他连个像样的政权都没保住，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今天我要跟你说个颠覆认知的真相：黄巢被骂了上千年，却干成了一件李世民想干没干成、武则天想干不敢干的大事，他用最血腥的方式，砸碎了盘踞中国600年的门阀士族的脊梁骨，给底层百姓撕开了一道向上爬的口子。

他不是什么救世主，就是个被阶层固化逼疯的狠人；他没想着改朝换代，就是想把那些骑在普通人头上的世家大族，连根拔起挫骨扬灰。

而这一拔，直接给后来的宋朝铺平了路，让范仲淹、欧阳修这种穷小子，能靠着科举当上宰相。

提起唐朝，你想到的是开元盛世，是李白杜甫，是长安城里的胡姬酒肆。但那是盛唐的面子，晚唐的里子，早就烂透了，烂在一个叫“门阀士族”的毒瘤上。

当时的中国，不是皇帝说了算，是“五姓七望”说了算。

什么叫五姓七望？就是崔、卢、李、郑、王这五个姓氏，外加他们衍生出来的七个望族。这帮人，是从魏晋南北朝就传下来的超级豪门，垄断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核心资源。

他们垄断了官场——从吏部选官，先看门第再看才华，只要你姓崔、姓卢，哪怕是个草包，也能躺着当官，要是你出身寒门，就算你有经天纬地之才，对不起，一边凉快去。

他们垄断了文化——家族里的藏书，比朝廷的秘阁还多，子弟从小读经史子集，写出来的文章被奉为圭臬，寒门子弟连识字的机会都没有，拿什么跟人家比？

他们甚至垄断了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到了变态的地步，五姓七望之间互相通婚，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李世民想把女儿嫁给崔家，人家直接怼回来：“李家有胡人血统，门第不干净。”

你瞅瞅，这叫什么话？皇帝的女儿，在他们眼里居然配不上自家子弟。

在这帮门阀眼里，天下是他们的私产，皇帝只是个管家；百姓是他们的工具，寒门是他们的垫脚石。他们躺在祖宗的功劳簿上，作威作福，觉得这种血统至上的日子，能过一万年。

而黄巢，就生在这个“拼爹”拼到极致的时代。

黄巢家有钱吗？相当有钱。他家是贩私盐的，在晚唐，盐是国家垄断的暴利行业，私盐贩子个个腰缠万贯。黄巢有才华吗？绝对有。他五岁就能写诗，成年后写下的“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气魄比那些朝堂上的腐儒不知道高到哪里去。

但有钱有才华又怎么样？在门阀眼里，他就是个“贱商”，是个上不了台面的暴发户。

黄巢不甘心啊，他想走正途，想靠科举改变命运。于是他一次次进京赶考，又一次次名落孙山。不是他考得不好，是考官不敢录他，因为录取名额早就被门阀子弟预定了，哪有他这个私盐贩子的份？

换作是你，你会怎么样？考一次落榜，考两次落榜，考到头发都白了，还是连个秀才都捞不着。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道烂透了？会不会觉得那些高高在上的门阀，都该去死？

黄巢就是这么想的。他看透了，这个国家的上升通道，早就被门阀焊死了。你想挤进去？门都没有。那怎么办？黄巢的答案很简单，既然挤不进去，那就把这扇门砸烂，把这个宴席掀翻。

于是，乾符二年，黄巢跟着王仙芝起兵造反。

一开始，大家都以为这又是一次普通的农民起义——活不下去了，抢点粮食，闹点动静，最后被朝廷招安或者剿灭。但很快，所有人都发现，黄巢不一样。

别的起义军，要么抢地盘，要么求招安，黄巢不一样，他的行军路线，简直就是一张“门阀猎杀地图”。

他不去那些贫瘠的地方，专挑门阀扎堆的地方打——山东、河南、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是五姓七望的老巢，是他们的庄园、祖坟所在地。

他不抢普通百姓的粮食，专抢门阀的家产；他不杀普通士兵，专杀那些穿朱紫官服的门阀子弟。

广明元年，黄巢率军攻入长安。进了城之后，他做了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他没有像刘邦那样“约法三章”安抚旧贵族，也没有像项羽那样“烧阿房宫”泄愤，他干的事，比项羽狠一百倍。

他下了一道命令：“宗室、士族，杀无赦。”

长安城里的崔家、卢家、李家子弟，被黄巢的军队像割麦子一样砍倒。他们的豪宅被烧，藏书被焚，家谱被撕，那些传承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世家大族，在刀光剑影里，一个个灰飞烟灭。

史书里说，黄巢在长安杀了几十万人，血流成河，白骨露于野。

很多人骂他残暴，骂他反人类。但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黄巢不杀普通人，专杀门阀？因为在他眼里，这些门阀才是真正的“害虫”。他们吸了几百年的血，把底层百姓的骨髓都吸干了；他们垄断了所有机会，让普通人永无出头之日。

黄巢的狠，狠在他要的不是改朝换代，而是“阶级绝户”。他要把这些靠血统吃饭的门阀，从物理层面彻底消灭。

这才是黄巢最可怕的地方，也是最被人忽略的地方。

在此之前，皇帝们不是没想过削弱门阀。

李世民搞科举，想提拔寒门子弟，但门阀势力太大，科举录取的寒门子弟，十个里有九个被排挤；武则天更狠，她重用酷吏，杀了不少门阀子弟，但她不敢赶尽杀绝——她还要靠门阀的支持，维持自己的统治。

他们都是“温水煮青蛙”，想慢慢削弱门阀，结果呢？门阀越煮越壮，反而成了皇权的威胁。

黄巢不一样，他是“烈火烹油”，他不管什么统治，不管什么秩序，他就是要把这些门阀连根拔起。他用最极端的暴力，告诉所有人：所谓的高贵血统，在刀枪面前，一文不值。

这不仅仅是杀人，这是在摧毁一种信仰——一种“血统至上”的信仰。

在黄巢之前，门阀子弟觉得自己天生高人一等；在黄巢之后，他们终于明白，再高贵的门第，也挡不住屠刀。

黄巢在长安的日子，过得极其混乱。他称帝，建立大齐政权，但他没想着怎么治国，他的政策颠三倒四，他的军队烧杀抢掠。很多人说，黄巢就是个疯子。



但我觉得，黄巢不是疯了，他是绝望了。他知道自己坐不稳天下，他也没想过坐天下。他就是要在自己败亡之前，把门阀的根基彻底刨断。他就是要告诉那些门阀：我可能赢不了，但我绝不会让你们再赢。



这种宁可玉石俱焚，也要拉着旧世界陪葬的狠劲，是历史上少有的。



就像一头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它不是来买瓷器的，它就是来证明——这些看似坚不可摧的瓷器，其实一踩就碎。



果然，黄巢的政权没撑多久。公元884年，黄巢被沙陀猛将李克用打败，逃到狼虎谷，走投无路之下，自杀身亡。他的部下为了邀功，砍下他的脑袋，献给了朝廷。



黄巢死了，他的大齐政权也烟消云散了，看起来，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但当硝烟散去，当唐僖宗战战兢兢地回到长安，他发现，天变了。



那个曾经让皇帝都头疼的门阀士族，没了。



那些曾经看不起皇权的五姓七望，在黄巢的扫荡和随后几十年的五代十国战乱中，彻底消失了。他们的庄园被烧了，他们的子弟被杀了，他们的家谱被烧了，他们积累了几百年的政治人脉、文化资源，全都化为灰烬。



黄巢用自己的命，用无数人的血，完成了一次彻底的“阶级换血”。



历史的车轮，总是在血与火中前进。黄巢死后不到一百年，赵匡胤建立了宋朝。



宋朝的朝堂上，站着的不再是那些拼爹的门阀子弟，而是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这样的寒门子弟。他们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祖传的爵位，他们靠的是科举，靠的是自己的才华，就能当上宰相，就能治理天下。



这就是著名的“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为什么宋朝能做到？是因为赵匡胤仁慈吗？是因为宋朝的科举制度完善吗？



都不是。



是因为黄巢把那些拦路虎，都杀光了。



是因为黄巢用最血腥的方式，打破了阶层固化，给寒门子弟腾出了上升的空间。



黄巢就像一个清道夫，一个最肮脏、最血腥的清道夫。他走过的地方，寸草不生，但他走过之后，新的种子才能发芽。



很多人说，黄巢太残暴了，他杀了那么多人，他是个屠夫。



我不否认，黄巢的手上沾满了鲜血，他的行为极端到了反人类的地步。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不能只看他的手段，还要看他的行为，在历史长河里，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如果没有黄巢，那些门阀士族可能还会继续垄断资源，可能还会继续骑在普通人头上作威作福；如果没有黄巢，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宋朝，没有那些寒门宰相，没有那个相对公平的平民社会。



黄巢是个悲剧，他是被阶层固化逼疯的可怜人，他是个失败的造反者，他是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屠夫。但他也是一道历史的血色路标，他用自己的生命，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永恒的警钟。



这个警钟，穿越千年，直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



当一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堵死，当既得利益者贪婪到不给底层留一丝缝隙，当努力不再有回报，当才华不如血统，那么，一定会有一个“黄巢”出现。



他可能不是一个人，可能是一种力量，一种打破旧秩序的力量。



他会用最不讲理的方式，强制执行一次大洗牌。



门阀士族的消亡，不是因为黄巢的残暴，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贪婪和傲慢。他们以为靠血统就能永享富贵，他们以为底层百姓永远只能逆来顺受，他们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忘了，兔子急了还咬人，何况是被逼到绝路的人。



最后，再回头看看黄巢的那句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

以前觉得，这是狂，是横，是杀气腾腾。

现在才明白，这是一个底层人，对阶层固化的怒吼；这是一个失败者，对旧世界的宣战。

qq6553156

似乎终于疯了，或许疯得更多，自作孽不可活啊


文/周伯通

搁在家里憋屈了40多天之后，终于彻底疯了，他出去买了块石碑，在上面刻了一个墓志铭，题为：“杀我者，太君公孙也！”虽然两个人我都不太喜欢，但是对于他的这种行为，我更是不耻，我认为和太君公孙的关系不是很大，而是做人猖狂至极之后的必然报应，不仅仅是他，以后会有更多的、像他这样类似性格的老板都会遭到反噬的。

以前在河边大学聚会几期的学员，我都是有名单的，那时候网络是公开的嘛，并且以河边大学的学员为荣，能进去不易啊，得有两个上亿资产的人联名推荐，自己的资产要达到多少，还要连续三年盈利等等。既然他们公开了学员名单，我就复制下来留存了，我就等他们一个个地倒霉，现在已经差不多倒霉了60%，居然还能剩40%，看来等待“天降罪罚”还是太慢，碰巧“太君公孙”无意搞垮了一个，虽然和他没有直接关系，但也算是大功一件吧！

这些学员当年在一起学的啥呢，记得是牛马头子出来教学的，教学的核心两大招，一个是独断专行的压榨，向学员们推行白加黑、黑加白不用休息的工作模式，不过，不是不让老板们不休息，而是让员工们不休息。那学员就提问了，设备高速运转的时候，它就会提前报废的，更何况是人呢？牛马头子就告诉了他们一个秘诀，“他们报废年纪一般在35岁左右，到了这个时候，你给他们扫地出门就是了！”

这些东西终极源头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就是西方人的“斩杀秘笈”里学的，在清除企业无用人口的时候，同时制造社会混乱，转身自己再以慈善家的面目出现，搞一点一元人饲料的东西表面维持稳定，然后让政府彻底依赖资本商人，从而达到“天下归商”的效果，结果操之过急，终于翻车了，“斩杀诀”在我们这没践行成功，倒是在美国实现了。但是牛马头子的徒子徒孙还在国内活跃着，将“牛马头子”的理论发挥光大，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我犹记得当年他们一个个的猖狂，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声，南方一个搞网络的老板就攻击我们传统的家庭，比如他说“如果你老婆不同意你加班，你就回去和你老婆离婚！”，家庭是一个国家最小的单元，如果一个社会上普遍不存在家庭了，那么这个国家基本就等于散架了，随时随地的都会灭亡。

你看欧美如今这么混乱，就是因为家庭没了，孩子们普遍都没有爹，女人们因为滥性，接近三分之一的不能生育。留学美国、法国的女生们，回来之后，约有四分之三的人不能健康地生孩子，这就是对家庭模式攻击的结果，男人失去责任，女人失去贞节，结果男男女女都变成了移动的病毒，传染给了全世界，简直是在毁灭人类。

和太君公孙有过节的这个人，那是在企业里飞扬跋扈啊，就开几个卖饭菜的店而已，走到哪儿，指示精神就跟到哪儿，什么“007”、“夜总会”理论就是他说的，意思是深更半夜开会，工作从零点到零点，这比非洲部落军阀头子还霸道啊，后来和太君公孙一战，他还很自信开放后厨去回应，结果员工们全把事情往砸了去办，可见员工对这企业也没啥感情。

牛马头子教学有核心两大招，第二招就是企业上市，我都有小本本记着的精彩教学呢，就是无论你企业产品做的多么好，你想通过产品本身赚钱，这是最低级的思维，他那小嘴一撇，眉头一皱，犹如一个宗教家一样开始夸夸其谈了，他说，“你得上市，上市才能赚钱，你不能上市，再多的努力都没用！”我就纳闷了，上市是赚谁的钱啊，按道理不是募资做更好的产品赚钱么，不还是通过产品本身赚钱吗？按照他的学说，不是这样的。我得出了结论，那是赚谁的钱呢？赚穷人的钱，谁穷，就赚谁的钱，而且还要把穷人大大地教育一番，然后站着把钱赚了！

我一直提建议，普通人不要炒股，若你真要炒股，买点有国家背景的粮食或资源方面题材，放个几年不动它。短线上不要碰，你玩不过别人的，当然了，有内幕的另当别论，不过，即使你赚到了钱，也并不是赚了这个企业的钱，而是你从别人手上掏走的。为啥他彻底疯了，失控了，企业离上市只差一脚了啊，只要上市了，三年解禁期一过，就可以把企业丢给散户了，所有其中的利益相关的人，都可以套现去过“商纣王”的生活了，关键这一脚，却被“太君公孙”踢飞了，心口中积郁了一吨老痰，吞又吞不下，吐又吐不出，急火攻心，五脏六腑被烧焦了一大半啊！

这次疯了，就开始乱说话了，他恨当地的地方上怎么不出去跨省抓人啊，大嚷道，“是太君公孙杀了我，帮我出去抓他啊！” 为什么地方上不敢回应呢？因为那地方今年捉了一些蛀虫，国家以铁血的手段告诉天下，中国仍然是人民群众的天下，不是权贵富商一手遮天的天下。公权不是你私人老板的打手，因此大伙儿离他远远的，更不敢做声了，即使有些人在他的餐饮企业参了股，也只能自认倒霉不说话，沉默是金，决不能跟他一起去疯！

不能上市，那麻烦就太大了，牛马头子的教学内容有一条精髓，那就是“带血上市”，不管三七二十一，你就做规模，质量咱们先不说，数量要做上去，拉更多的人入伙，他们入伙了之后，就不得不利用自己一切资源，把你推上去，说到这里，不禁吟唱道：“众人划桨哟，开动大帆船；万人鼓掌呀，声呀声震天；同舟嘛共济海让路；号子嘛一喊，浪靠边；百舸嘛争流，千帆进；波涛在后，岸在前！波涛在后，岸在前！”

现在只有波涛，没有岸了，只带血，不能上市了；现在不是太君公孙要他命了，还有很多投资人在身后索债呢！于是他只能疯了，说这一切都是太君公孙造成的，不杀此人不足以解大家心头之恨，由于火药味太浓，平台都吓出尿来了，分别给两人禁言十五天，大约是给他们一段“冷静期”，太君公孙也吓傻了，说“我认怂了，从此不再谈这个话题了！”

这个事情，我并不是说这一两个人的事，希望性格相同的人引以为戒！因为我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因此在走这一段路的时候，学西方的多一些，因此人性最恶的一部分也带进来了，现在有些老板，包括他幕后的权贵，长年已经处于“非人”的状态，金钱已经完全扭曲了他们的心脏了，有了一点钱之后，在老百姓面前，跟旧社会县太爷的作风一模一样，把社会道德搞的乌烟瘴气的。

奉劝“牛马教头”的徒子徒孙们，别走西方白皮那一套，对方已经展示案例了，那一套走不通的，既然走不通，美国还在走，那是因为美国穷人拿富人没有办法。但是我国情况完全不一样啊，中国自古以来，穷人的反抗，都是被当作正面典型放在教科书上的，因此你们给子孙积点德，老老实实地站在人民群众中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