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读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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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受冤屈的八年中，毛泽东遭受了三次打击


原创 一棵青木 远方青木 2024年12月21日 23:00 湖北

遇到困难，主动迎难而上，解决一切拦路虎，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很困难了。

但遇到冤屈怎么办？

你明明是正确的，明明立了大功，结果却对你大罚特罚，甚至一撸到底，然后你应该怎么办？

这样的重大冤屈，8年内连续遇到3次又怎么办？

很多人难以想象世界上会有人遇到这样的事情。

但其实你最熟悉的开国领袖毛泽东就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而且所有的证据都在党史上清清楚楚的写着。

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你以前没仔细看过而已。

毛泽东曾自己说过：

“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的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地好起来”
这个“受压”，究竟指的是哪种程度的压力呢？
第一次蒙冤
1927年9月9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奉命领导秋收起义，按共产国际要求的“城市中心论”攻打长沙。
但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很快失败了。
9月19日，秋收起义部队在文家市会师，毛泽东根据敌我力量的实际对比，决定放弃攻打长沙，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井冈山，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指出：
“我们当前的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
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这件事好像没做错对吧？成功开辟革命根据地这应该是大功对吧？
毛泽东率兵退到井冈山之后，中央和共产国际震怒。
1927年11月9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领导下，瞿秋白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强调，中国的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中国革命性质是“不断革命”，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的战略方针上“完全违背中央策略”，对此，毛泽东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撤销湖南省委委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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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毛泽东在文家市决定转兵前往井冈山，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行为，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定义为“可说是最可耻的背叛与临阵脱逃”。
这个定义，可以说是很严重了。
当时没有电台，信息传达不通畅，湖南省委的组织遭到了敌人的几度严重破坏。
因此这个命令传达到井冈山时，已经是1928年3月了，由湘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20岁的周鲁上井冈山传达。
当时白色恐怖严重，不能带文件，只能凭记忆传达。
年轻的周鲁传达上级指示时，只记得“开除”，但“开除”什么记不清了，就想当然地说成是“开除党籍”。
开除党籍，这是比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严重无数倍的惩罚，等同于政治生命的终结。
井冈山上所有人都不明白为什么毛泽东要遭受这么严重的惩罚，毛泽东自己当然更是无法理解，大口大口的吸自己用纸卷的大炮筒烟。
毛泽东带着残兵上了井冈山，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打了很多胜仗，硬生生的从不足1000人，不满一个团的兵力发展成了一个师两个团，还在3个县建立了稳定的工农政权，把革命根据地搞的风生水起，蓬勃发展。
这个时候，自己突然遭受了如此严重的惩罚。
但是毛泽东没有怨言，面对如此重大的冤屈依然面不改色。
被开除党籍后，毛泽东不能担任书记和党代表，不能过党组织生活，那他应该干什么？
面对这个询问，周鲁说，你改任师长吧。
当时军事干部可以不是党员，于是毛泽东改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
对于党中央的决议，毛泽东完全不能理解，但一个20岁的周鲁传达的指示，还是错误记忆的指示，毛泽东立刻就无条件遵从，在一个完全由自己创立的地盘上。
1928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第一师策应湘南暴动期间，在湘南特委机关见到了中共中央《政治纪律决议案》的正式文件，上面明文写着毛泽东是被中央“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撤销湖南省委委员”，但根本就没有“开除党籍”的决定。
毛泽东大松了一口气，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党员，只是被开除了几个重要职位而已。
1928年4月底，朱毛“会师”井冈山，随后合二为一，成立工农革命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队长。
随后毛泽东当选为第四军军委书记，率领第四军连续粉碎敌人的两次“进剿”，三次“会剿”，并在1929年初打下井冈山，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中央对毛泽东的处分始终没有撤掉，仅保留了党员身份，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在战场上又打了回来。
第二次蒙冤
1929年5月，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不久，毛泽东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问题上，和朱德、陈毅等发生分歧。
军队指挥由谁说了算，毛泽东说应该由党说了算，而且是绝对领导，不容置疑，这一原则有问题么？
没有问题，但当时的党代表是毛泽东，而军长朱德等人认为具体的打仗事务，应该由军人说了算，外行不能指导内行。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由陈毅主持会议。
在会议上，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遇到的各方面问题进行讨论，对毛泽东的民主作风和工作方法给予批评。
根据陈毅的回忆录，当时对毛泽东的批评主要由四点组成：
第一，批评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信仰不够，因为他常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世界革命、中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具体的做法还要我们自己在实际之间来创造；
第二，批评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他讲的现在革命没有党的领导一定失败，这话实际上是说没有你毛泽东就要失败；
第三，批评毛泽东的领导方式是家长式的领导，你们朱毛两人天天在吵架，一个是晋国，一个是楚国，你们两个大国天天吵，我这个郑国在中间简直是不好办，两大之间难为小；
第四，批评毛泽东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共产党都应该有发言权，说错了就可以纠正。
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领导必须实行集权制的意见”，并给与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毛泽东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被陈毅所取代，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下级夺了权。
7月中旬，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以特派员的身份到闽西指导地方工作，离开了军队一线。
和毛泽东随行的江华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离开龙岩后，毛泽东大病一场，患的是疟疾，浑身时冷时热，时好时坏，只得化装成“教书先生”，在永定的深山中隐蔽起来，在此治病和工作。
9月下旬，红四军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致信要在永定县的毛泽东出席。毛泽东说自己身体有病不能参加。
红四军党委认为毛泽东在闹情绪，托词不来，于是立即再次给予毛泽东党内严重警告，要他马上来开会。
于是毛泽东强撑病体，坐担架赶来，大家见毛泽东“面无人色”，确实病重，就让他留在上杭继续养病。
所有人都没想到，革命根据地的开辟者毛泽东被夺了权，并被赶出军队，居然一点脾气都没有，不来开会的原因真的是在生病，而且是重病。
1929年7月9日，陈毅以前委书记的名义，将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和党内争论文件送交党中央。
1929年8月10日，中央收到了这份文件。
1929年8月13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讨论，会议决定充分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工农武装割据”重要思想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军队建设基本原则。
1929年11月，红四军吃了大败仗，损失了接近1/3的兵力，中央做出指示，恢复毛泽东的工作。
1929年11月26日，毛泽东恢复工作。
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决定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作为自己的建军思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了日后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同时，古田会议决定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前委书记，拥有对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权。
第三次蒙冤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纵横驰骋，进一步发展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进一步扩大红军队伍。
1930年6月，红四军被改编为红一军团，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也最终被发展成了中央苏区。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结束中原大战后，集中10万军队进攻中央苏区，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歼敌1.3万人，活捉张辉瓒，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集中20万军队，以何应钦为总指挥，采用稳扎稳打，铁壁合围的方针对中央红军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将3万余兵力全部集中在一个点，在15天内连打5次胜仗，歼灭敌人3万余，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任总司令，集中30万兵力，并聘请德、日、英军事顾问，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分3路向中央苏区进行“围剿”。
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采用“避其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抓住机会后在四天内三战三捷，休整半月后再次三战三捷，在80天内歼灭敌人3万余人，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不断扩大，已经发展到了28个县，拥有250万人口，中央红军也不断强盛。
很显然，毛泽东立下了大功。
是不是应该重奖毛泽东呢？
因为中央苏区的辉煌成绩，巨大的地盘和最强的兵力，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决定把中央苏区当成核心红区，但极其反感毛泽东的游击思想。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史称赣南会议），会议从思想、政治、军事和组织四个方面全方位的否定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
毛泽东制定的建设根据地的正确主张，被斥责为“非无产阶级观点”“单纯防御和游击主义”“狭隘经验主义”等。
在会议上，博古对毛泽东说：
“你懂什么马列理论？简直就是一个乡巴佬！”
最终会议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的职位，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位，体面的把军权从毛泽东手里收走。
随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整个根据地进行推广。
但毛泽东在中央苏区的威望太大了。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人称之为毛主席。
但毛主席的称呼，没有持续太久。
一山不容二虎，中央苏区到底是听毛主席的还是听王明的？
冲突很快就出现了。
1932年1月，中央决定攻打赣州，执行共产国际攻占大城市的指令，让中国革命大踏步的走向胜利。
但毛泽东强烈反对，认为赣州铜墙铁壁，根本不可能打的下来。
于是中央免除毛泽东中央局代理书记一职，红一军团兵进赣州。
围了赣州很久，实在是打不动，马上中央红军就要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了。
1932年3~4月，在周恩来的邀请下，毛泽东重掌局面，带领红军撤围赣州，跳出包围圈，并出其不意的发动了漳州战役，攻克漳州城，歼灭国民党军第49师大部，俘副旅长以下1674人，缴获各种枪2140支（挺）、各种炮6门、飞机2架，同时筹款百万银元，扩军上千，取得了巨大胜利。
是不是应该给毛泽东颁奖？
当然不应该，因为毛泽东撤围了江西核心城市赣州，而且继续反对攻打中心城市。
打漳州有用吗，那是大城市吗？都这么慢腾腾的搞，中国革命什么时候才能胜利？
1932年10月，王明领导的中央政治局在宁都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史称“宁都会议”，集火批评毛泽东。
会议要求红军以进攻战略直接粉碎敌人进攻，以夺取中心城市为主要作战目标，指责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是“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批评毛泽东主张向赣东北方向农村发展的主张是“消极怠工”，对毛泽东批评苏区中央急于进攻中心城市的行为定义为“不尊重党领导机关”。
会议后，毛泽东被撤销了几乎一切职务，被调到了后方去“养病”，完全丧失了党权、军权，变成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一兵”，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些支持毛泽东路线的高级领导人也被撤职、批判。
从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被雪藏整整三年多。
毛泽东在延安时曾轻描淡写的说：
我在瑞金的中央苏区“过了四年小媳妇日子”。
毛泽东曾经这么说过：
“一些吃过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认为山沟子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1932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
“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陈毅曾经这么说过：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污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真金不怕火炼
毛泽东立下如此巨大的功勋，结果却蒙受了如此巨大的冤屈，被几个到苏联留过学的，20多岁的小娃娃给直接一撸到底。
如果换成你，你会怎么做？
你会因此愤怒，因此对党失望，因此怀恨在心么？
普通人也许什么想法都会有，但毛泽东选择了无条件接受党的一切命令。
被一撸到底，我就看书、学习，坚持原则，顾全大局，遵守纪律，尽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出自己的贡献，绝不消极沉沦。

周恩来回忆说：
在撤销红军总政委的职务后，毛泽东对他说：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没有多久，赣州打不下来了，项英去请他，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还帮助解决了困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连献三计破围，虽然被置之不理，但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始终关注作战进程。

当时许多会议都不让他参加了，但他的态度是，只要让他参加他就一定出席，去了就在会议上宣传他的观点，不管人家喜欢不喜欢听。
毛泽东退出领导岗位后，王明博古等人终于可以毫无阻碍的全盘照搬苏联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按苏联红军的形态去改造中央红军了。
然后中央红军在王明博古等人的领导下，寸土不让，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大搞“短促突击”，和国民党军正面对轰。
结果一败再败，中央红军损失惨重，只剩余86000余人，关键战略位置几乎都被国民党军占据，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
1934年12月3日，红军渡过湘江，突破四道封锁线，但损失极为惨重，仅剩余3万人，濒临全军覆灭。
毛泽东在领导岗位的时候，屡战屡胜，越打越强，而全面否定毛泽东思想后，就吃了如此之大的败仗。
谁对谁错已经很明显了，要不要立刻把毛泽东请回来主持大局？
当然没人去请。
机会，从来只留给努力的人。
从被闲置的那一天开始，毛泽东就从来都没有消极懈怠过，更没有怨天尤人，而是持之以恒的宣传自己的思想，在任何场合，抓住任何可能的机会去宣传。
周恩来曾在一个青年会议上，讲如何学习毛泽东。他说：
毛主席当他的意见没有被大家接受时，他就等待，有机会他就讲，又教育又说服。我们主张打大城市，毛主席认为我们力量小，不应该打大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建设根据地。
但是毛主席的意见大多数人不赞成，大家要打，他只好跟着打。
后来打败了，毛主席赶快在会议上提出：打败了证明这个方法不行，换一换吧！大家还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着大家走。正确认识意见要经过许多等待、迂回才能取得胜利，为大家所接受。
在代价极其惨重的连续失败面前，原本支持左倾冒险路线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和博古、李德产生了严重分歧。
生病的毛泽东和负伤的王稼祥在担架上聊天，然后又上门做张闻天的思想工作，探讨如何才能让红军更好的走向胜利。
反复多次后，毛泽东争取到了王稼祥和张闻天的理解和支持。
而这样的聊天，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把能聊的人都聊了，争取到了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
对自己思想的不懈宣传，这样的事毛泽东已经做了三年多，一直没有任何效果。
但这一次，毛泽东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
由于条件极端困难，此时中央红军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中断了，远在苏联的王明无法对中央遥控指挥。
得到王稼祥和张闻天的支持后，毛泽东在1934年12月12日参加了通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部队必须向西，进入贵州，并阐述了自己的理由，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34年12月18日召开了黎平会议，改变了博古制定的挺进湘西北计划，按毛泽东的意见，改向黔北进军，准备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为红军制定了新的战略方针。
1935年1月1日召开了猴场会议，否定了李德个人包办军事指挥权的情况，重申“建立川黔边区新苏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
这三个会议的召开，为遵义会议奠定了基础。
1935年1月15~17日，挽救党，挽救红军，挽救中国革命的遵义会议召开了，用三天时间，集体大辩论，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
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人过于强大，和指挥没关系。
周恩来认为自己对失败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并批评博古和李德。
毛泽东做长篇发言，系统性的指出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种种错误。
王稼祥的发言除批判博古和李德外，还建议取消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把红军交给毛泽东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
张闻天对王稼祥的意见表示支持。
刘伯承说：
“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
朱德说：
“丢掉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等人的发言也都很激烈，大家都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指挥非常不满。
在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和博古、李德共同组成中央“三人团”的周恩来，最后也表态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至此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中国革命避免了失败的命运，越过转折点，开始走上了辉煌的征程。
你是不是认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在遵义会议拿到指挥权后，所有人都无条件的服从毛泽东的指令,毛泽东就可以一心一意的和蒋介石做斗争了？
当然不是。
1935年3月10日，遵义会议召开仅仅两个月之后，军委开会，对林彪关于进攻打鼓新场的提议进行讨论，召开了苟坝会议。
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能攻占，那么对红军西进极为有利，而且看起来守军也不多。
在会上，大多数人都认为可以进攻打鼓新场，代价不大，好处多多。
但毛泽东却认为打鼓新场位置重要，周围有蒋介石多股部队，红军进攻此处有被包围的可能性，几份被破译的电报也表明黔军、滇军有向打鼓新场附近移动的征兆，红军不应该冒险。
毛泽东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证据也都展示了，但大家都表示毛泽东多虑了。
最后举手表决，包括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在内的20多个人都支持进攻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反对，投票结果是完全的碾压局。
毛泽东急了，他认为此事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自己绝不能退。
“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毛泽东来了脾气，对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
凯丰当场顶了回去：“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闻天则说：“不干就不干吧。”
最后会议形成了进攻打鼓新场的决议，同时免去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散会后，毛泽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最后决定去找周恩来。
周恩来回忆说：
“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行，半夜里提着马灯，又到了我那里，叫我把命令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经过一晚上的商量，毛泽东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
3月11日，苟坝会议继续召开，周恩来和朱德在会议上赞同毛泽东的看法，讲形势，力陈利弊，最后其他人也从善如流，接受了这一观点。
会议恢复了毛泽东的中央红军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并决定以朱德的名义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
就在这份指令发出去的同时，仅仅几个小时后，我军就侦察到滇军孙渡部已经向打鼓新场进发，而川军郭勋祺部、周浑元部、吴奇伟部正围绕打鼓新场进行运动，以8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形成了对打鼓新场的合围战略姿态。
这份情报传回红军总部后，所有人都被吓出了一身冷汗。
稍有不慎，红军就会重演湘江战役的惨烈。
蒋介石布下的这个陷阱，参会的20多个领导人都没看出来，其中甚至包括朱德和周恩来，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强烈反对。
毛泽东手上的那一盏昏黄的马灯，在暮色中为红军指明了正确的道路。
这件事引发了毛泽东的思索，军事决议民主制是为了防止博古李德对军事的专制错误指挥而设定的，但目前看来好像并不正确。
于是，毛泽东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
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
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
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并得到了一致通过，成立了以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实际由毛泽东进行指挥。
至此毛泽东正式获得了红军的最高指挥权，统帅地位得以确立，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在八年的蒙冤中被严重打击三次的毛泽东，终于证明了自己思想的正确性，还团结了能团结的所有人，最终让全党接受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的心胸有多大，团结能力有多强？
在1931年，王明和博古夺走了毛泽东的军权，近乎于把毛泽东一撸到底。
后来王明去了苏联，国内事务由博古实际指挥，从各种途径压制毛泽东。
毛泽东最终证明自己的正确后，是不是应该搬掉博古这个绊脚石？
并不是，毛泽东和博古、李德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尽一切努力去团结他们。
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一次谈话中提到：
“遵义会议时，有人劝我代替博古（当总书记），我说不行，那样的话，斯大林就不同意了。硬要这样搞，就会弄僵的。我们在共产国际会成为不合法的了。还是要让斯大林信得过的人抛头露面。实践证明，这样做是对的。实际上并不影响我的领导地位。”
在长征末期，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博古、李德、凯丰这些曾经反对过毛泽东的人，都坚定的站在毛泽东这一边。
毛泽东下令中央红军单独北上时，张国焘前敌指挥部副参谋长李特追过来，用枪指向毛泽东时，李德从后面抱住李特，保护毛泽东。
这是一张在延安拍摄的，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三人的合影，可以看出三个人关系非常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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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王明回国，坐飞机从苏联抵达延安，又犯了右倾主义错误，否认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红军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主动把红军置于国民党军的指挥之下，放弃党的领导权。
仗着共产国际的支持，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把长江局搞成了中央第二政治局，一段时间内甚至导致毛泽东“指示出不了延安窑洞”。
但毛泽东依然持忍耐态度，和王明斗争力求做到斗而不破，不撕破脸皮，给予了王明足够的尊重，并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获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支持。
毛泽东的指挥权和影响力，从来就不是谁授予的，而是完全凭自己的努力一步步获得的。
冤屈和不理解，乃至于长期被冤屈和不理解，这在毛泽东眼里并不算什么。
1942年4月9日，新四军军长陈毅在遭到政委饶漱石排挤打击时，毛泽东写信给陈毅：  
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在1956年9月10日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会议上，毛主席说：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职务、调离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

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很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不可能......”
遇到事情多想自己缺点，多从大局思考，在不妨碍大的原则下，多原谅别人，并在忍耐和等待中磨练、提高自己。
这样的人，才能成大事。
很多人觉得自己只要够强，够聪明，就一定可以成事。
但实际上哪怕强如毛主席，人生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被自己视为战友的人对自己各种反对和不理解，长期的被打压被闲置，这样的事毛主席当年遭遇了八年以上。
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人的选择是怨天尤人，埋怨自己遭受的不公正，从此一蹶不振，个别人甚至另立门户走向反面，而有人的选择是对同志们说：
“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
不同的选择，最终带来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最终带领我们走到了国庆节这一天的，是毛主席这样的人。
你或许很强，但肯定强不过毛主席。
如果你自认能力不如毛主席，那你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就更要虚怀若谷，更要在忍耐中磨练自己。
否则，你不可能取得人生的成功。
看党史，不能只看辉煌和成功的那一面，其他的部分你也要看看。
因为只有在逆境中，我们才能见到一个人真正的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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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发自内心地崇敬毛主席？


原创 明叔杂谈 明叔杂谈 2024年12月26日 18:04 北京


1）202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诞辰131年周年。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网民——不仅仅是上了年纪的网民，还有很多年轻的网民，发自内心地对毛主席表达怀念和崇敬之情。

2）对于毛主席的官方权威评价，大家可以参见《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这样的表述：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者。”

应该说，这里的每一个词、每一个表述、每一个论断，都是非常科学、非常精准的。

3）对于我们这些出生于70年代末、80年初的人来说，对于毛主席的认识，往往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毛主席是一个伟人。但是，当时中国的偏远山区农村发展还很落后，农民生活还很不容易，我们当时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解，是缺乏切身体会的。到了上大学时期，我们接触到了很多外媒的内容，尤其是美西方媒体的报道。他们对于毛主席的理解往往是非常肤浅的，评价也往往是不够客观的。他们抓住建国后社会主义事业探索和建设过程中所走过的一些弯路，对毛主席有很多不公正的评价，我们难免受到一些影响，内心会产生困惑。

4）我是在参加工作以后，对毛主席的认识才逐渐清晰起来。我因为从事国际新闻报道，曾先后去过四五十个国家采访。我既看到了很多发达国家的面貌，也看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带着对世界的理解，我再来看中国的发展，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如果我们没有出过国，没有比较，在看待中国时，往往看到的更多的是问题、是不足，但是，当我们把中国的发展与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与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表现决定算得上“稳定且了不起”。我不知道听到有多少发展中国家的朋友说，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惊叹，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感到羡慕。而今天中国发展所拥有的一切，都离不开毛主席他们那一代人为我们打下的基础。

5）在工作中，我又读了大量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越发理解到，在中国近代那种极端困难、极端复杂、极端危险的条件下，毛主席能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的胜利，是非常不容易的。这几年，有网民说，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49年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这完全称得上是“最牛的创业团队”。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我们自己能为中国的革命做些什么贡献，就能知道，毛主席他们那一代人有多么的不容易。

6）据我所知，今天，各行各业都有一些人在认真阅读毛主席的传记和选集，大家都在从毛主席的思想中汲取营养。过去几年，我关注中美关系，也从毛主席思想中获益很多。比如，我们可以借鉴毛主席对抗日战争的论断，认识到中美博弈是一场持久战。再比如，我们可以在国际关系中坚持“统一战线”思想，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毛主席思想真的是一个智慧的宝库，我们只要认真学习，结合自己的工作，总是能有很大的收获。

7）今天，很多网民纪念毛主席，也是因为毛主席是一个彻底的、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的领导人。他投身革命，真的是想改变近代中国以来危险、落后、困难的面貌，真的是想为几千年来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创造更公平、更美好、更幸福的生活。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个真正的人民领袖。

8）毛主席一家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统计，从1929年毛主席小妹毛泽建牺牲开始，到1950年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牺牲在朝鲜战场，毛家为中国革命牺牲了六位亲属。除了毛泽建、毛岸英外，还有毛泽东同志的妻子杨开慧烈士，大弟毛泽民，幼弟毛泽覃，侄子毛楚雄（毛泽覃烈士之子）。用“满门英烈”来形容毛主席一家，绝对是恰如其分的。

9）1950年11月25日，彭德怀发给中央军委的绝密电报，里面记载了毛岸英牺牲的细节。毛主席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1951年3月，毛主席在与老友周世钊的谈话中讲道：“我作为党中央的主席，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几十年后，为人父母的我们，看到毛主席在经历丧子之痛后说出的这些话，又怎么能够不为毛主席作为一个父亲的痛苦而动容呢？又怎么能够不为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人民领袖的无私精神和宽广的胸襟而产生由衷的崇敬之情呢？

10）今天，我们纪念毛主席，要感谢毛主席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我们要学习毛主席的那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时，永不放弃，奋发有为，我们还要学习毛主席对中国人民那种深沉的爱，为14亿多中国人能过上更幸福、更美好、更有尊严的生活而继续奋斗，继续努力。

浅贝

教员思想的内核是速胜论


前言：

以下是原文中30句具备创见的原话摘录，并标注所属章节（一至七）：
【第一部分】
1. "《论持久战》的持久性本质是加速度发展"
2. "发展是活下去的基础，快速发展是发展的基础"
3. "资源集中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资源结构，结构到临界点催生新生产力"
4. "意识形态之争，本质是发展观之争；发展观之争，本质是发展速度之争"
【第二部分】
5. "马斯克成为巨大资源黑洞的本质，与全国政权目标同构"
6. "肃反的深层逻辑是与山头主义保持斗争"
7. "胖东来95%利润分配是'辟邪剑谱'级商业密码"
8. "资源在外部不在内部，活下去是内部导向，发展是外部导向"
【第三部分】
9. "全国政权者与地方政权者的分野在于目标结构性差异"
10. "宋美龄'他们还没尝到权力味道'反向印证目标维度决定组织生命力"
11. "自律是中产阶级的最大价值观，也是其认知天花板"
12. "取得全国政权比地方政权更容易，因前者通过人心向背实现"
【第四部分】
13. "《湘江评论》月产40篇雄文的创作强度预演自媒体时代共识法则"
14. "政治影响力短板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致命短板"
15. "长征三要素（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本质都是政治影响力工程"
16. "影响力服务政治性，网红塌房本质是政治性缺失"
【第五部分】
17. "1920-1927年毛泽东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七级跳"
18. "思想速胜方法论：主动做事为结果负责，快速总结转化结构性认知"
19. "职场'00后整顿'现象本质是被动实践对思想进化的阻滞"
20. "一个月可完成较小思想胜利，三个月实现较大思想胜利"
【第六部分】
21. "理论而去理论的终极答案是进化"
22. "实践论构建'理论-实践-再理论'动态闭环"
23. "速胜论本质是新旧理论迭代能力"
24. "经典派的谬误在于否定新鲜事的理论需求"
【第七部分】
25. "长期主义不恰当理解如同蜡烛烧水"
26. "胜利内核是自动性激活，慢胜等同不胜利"
27. "争夺于旷野（红利期）与争夺于口袋（存量期）存在级差难度"
28. "战略是较大胜利的想象，战术是较快胜利的事实"
29. "'要屁股尿流的速去胜利'——速度决定资源流动自动性"
30. "速胜论是数字化时代的生存必需，因资源流动已呈指数级加速"
（注：第七部分内容与第四部分存在观点复现，此处按原文结构划分）

一，发展观之争：速胜论的本质
《论持久战》应该是教员最广为人知的文章。从名字上带给人一种隐隐的判断，那就是从长计议。改开之初，小平同志给出了十六字真言，“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更有甚者总结出了“时间的朋友”类似价值判断。似乎成绩是勤劳与忍辱出来的。要区分清楚，勤劳与忍辱是价值观还是发展速度。扫视教员一生，是疾风与暴雨的，不是阿弥陀佛的。1938年发表“论持久战”我党军队4万多，到了1945年已经到了137万人。发展速度上一点也不“论持久战”。改开40年GDP与科技是肉眼可见的方式增长，一点也不“韬光养晦”。一个信仰生产力与人民的组织，它的发展速度是快速的加速的，绝不是平衡的时间的。
前不久在朋友圈里写了一句话，“禅修是最大的内耗”。获得100多个点赞与留言，其中大部分是问为什么。早在2019年就有人在喊这是过去十年最坏的一年也是未来十年最好的一年。特别是疫情之后，经济下行与竞争内卷的声音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如今，很多人已经不去想发展的问题。“活下来”成了最“清醒”的判断。几个头部的知识付费的年终知识秀我也看了，几乎都是要论一个问题，“你要有信心”。当一个人在说“我要有信心”的时候，没信心的事实与心魔已经具在了。信心的由来，绝不是在活下去，而是在发展，尤其是快速发展。试想当年，教员带领着秋收起义的残部进入到井冈山，挂出来的旗帜是“活下去”，这个队伍还带得下去了，跨越阶级的觉悟能够产生吗，牺牲精神能够产生吗。当时上海党中央很长时间不看好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个重大怀疑，就是占据山林容易成为山大王。在马列主义的论述中，这个怀疑是很合理的。包括政权的取得，是先获得一地的政权，还是多地政权同时取得。只取得一地政权容易陷入“山头主义”的意识中。很多人为教员当年井冈山时期遭遇不公正对待抱不平，要知道，在当时的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教员确实是“错误的”。今天看起来本来正确的“农村包围城市”，而翻阅人类历史，真正走通了又有几个。一进农村，就形成地方割据。一地方割据，就形成了山头的意识形态。在山头主义的心头中，最高目的就是活下去。当把活下去认定为目标，那发展速度势必缓慢，甚至倒退。
有些人就疑惑了，“活下去是发展基础。以活下去在前提去发展呀。”这里面深藏着一个认知分歧，其一，活下去是发展的基础。其二，发展是活下去的基础。在过往多篇文章中，我将教员思想认定为“实践哲学”。比实践更究竟的概念应该就是发展。教员与小平都是发展的拥护者与践行者。小平的“用发展解决发展的问题”。教员在建国后的一系列颇具非议的大动作，其中非议角度就是“折腾”。那什么是不折腾。不折腾就是活下去。教员与赫鲁晓夫闹掰，什么联合舰队长波台只是利益分歧，而政治分歧在于赫鲁晓夫要与美西方社会和解。在教员看来，他那个是活下去路线，是山头主义是修正主义。列宁与斯大林也与美西方和解过，但那个和解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呢？用快速发展夺取全国政权。用慢速发展只能夺取地方政权。地方政权反过来制约发展速度。最终只能是活下去。意识形态之争，本质是发展观之争。发展观之争，本质上是发展速度之争。教员为什么要催动大跃进与文革，就是要实证他的发展观。历史定性暂且论不了。但要相信教员从来不是一个随风倒的人物，他所有的行为，有顺应历史形态的出发，更有他自身坚定的事物规律。事物规律就是发展观。我认为，教员的发展观可以阐述为两点，其一，发展是活下去的基础。其二，快速发展是发展的基础。
简述：文章认为教员并非传统理解的“持久战”保守派，而是追求快速发展的“速胜论者”。通过对比《论持久战》与改革开放后的高速增长，指出“持久”只是策略表象，本质是追求资源集中与加速发展。井冈山时期教员选择“全国政权”而非“地方割据”，正是以快速发展对抗生存危机。作者批判“活下去”的保守思维，认为发展速度决定生存质量，快速扩张才能突破周期律。教员的大跃进与文革虽争议巨大，但本质是其发展观的实践验证。
二，资源集中：发展的底层逻辑
为什么是“发展决定生存”，而不是生存决定发展。这就起去定义发展的本质了。发展的本质是资源集中。物理学说是熵减的秩序。我认同一个人工智能的定义，“压缩即智能”。资源集中是资源规模与压缩，如此资源就会自发的形成结构，产生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资源集中到一定的程度，才能产生资源结构。资源结构到一定程度，才能产生新生产力与新生产关系。那就问一个问题，资源在哪里？可以武断的说，资源在外部，而不是内部。活下去的是一种内部导向，而发展是外部导向。什么样立场与姿态，可以让外部资源源源不断的流入？只能是全国政权与牺牲精神。所谓全国政权，就是真的要谋求一个极大结构。所谓牺牲精神，就是真的要付出一个极大代价。在“教员思想与创业实践”的议题中，我将“马斯克”作为相关议题纳入，认为马斯克也是实践哲学的极大思考者与极大践行者。马斯克的全国政权就是100万人移民火星。他的牺牲精神就是长期让自己处于破产边缘以及住在公司。导致的结果就是马斯克成为巨大资源黑洞。当巨大资源向他移动的时候，相应的事业就是极速发展。只有全国政权可以激发极大牺牲精神，只有牺牲可以激发极大资源流动。只有资源的极大流动可以激发极速发展。这三句论断很重要，可以对照那些快速发展与不发现的主体。井冈山时期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星星之火”就是井冈山的这个山头，而“可以燎原”就是全国政权。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全国政权。为什么教员例外的没有成为地方割据的山大王，因为他的目标从来都是全国政权。苏区的肃反损失巨大，异常惨烈，是被确认的党史中极大错误。但是换一个角度看，就是要与可能的山头主义与地方割据保持警惕与斗争。出发时候，带着红花唱着歌，喊着“全国政权”的口号。现实遇到了一些困难，就不自觉的萌发了“红旗还能打多久”的质疑，以及喃喃自语的活下去。又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取得了一些成果，就不自觉发出“沙发真软”的感叹，以及历史周期律的自证。有人传讯给宋美龄共产党入城了并且纪律严明，宋说道，“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味道”。多少奋斗者都是倒下阶段性的成果上。教员确定的“为人民服务”就是全国政权级的目标。如此巨大的目标，用一般性实践是实现不了的，只能是牺牲级的实践才可能。
抗日战争期间华侨首领陈嘉庚回到国内帮助抗日，先去的重庆，每天山珍海味霓虹舞会的接待着。后来又转到了延安，灰暗的窑洞，粗粝的食物，朴素的村民，纯真的战士。最后他把一大部分海外募集的物资给了我党。“这才是抗日的一样”。胖东来火得不行了，很多人想去学，翻开第一页却是辟邪剑谱，“把95%的利润分给员工”。骂骂咧咧合上了，我还有必要当这个老板吗。东方甄选为什么挨骂，是因为理直气壮的说要为股东负责。与辉同行为什么备受好评，是因为始终站在商家与用户的之间，并努力平衡着。看着老俞的勤勉，不自愿想到老蒋，愿意把自己碗里的饭让给他人，而不愿意把天下让给天下人。他们都属于看不明白“全国政权”的人。终其一生，只能做一个地方政权。
简述：发展本质是资源集中与熵减过程。作者以马斯克为例，说明“全国政权级目标”（如移民火星）能激发牺牲精神，吸引外部资源形成结构性优势。井冈山时期教员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过肃反压制山头主义，确保资源向全国政权目标流动。对比重庆与延安的抗战资源分配，强调正义性目标（如“为人民服务”）才能实现资源规模集中，而利益导向的地方政权终将陷入内卷。
三，全国政权：目标决定论实践
可以把人简单的分为全国政权者与地方政权者。对应着两个不同目标。不同目标导致了不同路径。不同的路径又逐渐生产了不同的意识与思维。目标决定论与路径决定论就是这两种意识与思维。“得到”在年终秀上说“愿力>业力>能力”。佛门也在说愿力无边。每一种现世智慧都是目标决定论。一般智慧是路径决定目标，量入为出。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究竟智慧是目标决定路径，量出为入。揽瓷了器活自然会出现金刚钻。佛门有个门槛的概念，入为究竟，出为方便。形成槛内人与槛外人的说辞。门槛内外，就是目标决定路径以及路径决定目标。个人之所以批判中产阶级与自律，就是它们都只是路径，不是目标。它们的主动性是被约束着的，偶有反人性的操作，也是没有相应的框架承载。自律应该是中产阶级的最大价值观。跟朋友开玩笑，有这三个特征的人几乎是人生呜呼了，“人到中年，资产关系上是中产阶级，认知是以自律为核心一系列变成更好的自己”。有时我会激烈的抨击市面上的内容付费，小钱事小，主张阿弥陀佛耽误了生命窗口期就大恶了。准备写一篇文章，《中年变法的抓手，“意识，心力，办法》，意图实现低成本快速的取得较大成果。被无力感认知缠绕着，是知识丰盈时代的月之背面。
目标又分为全国政权与地方政权两类。全国政权就是终局目标，而地方政权就是阶段目标。两个目标有两个不同，一个是结构性不同，另一个是激发的心力不同。首先要排除一种认知惯性，认为取得地方政权是全国政权的必经之路。以及，认为取得地方政权比全国政权容易。反而要形成相反的认知与肯定，全国政权是地方政权的必经之路，没有全国政权的取得地方政权就只是一时花季。以及，全国政权的取得要比地方政权更容易。全国政权是通过人心向背取得的，而地方政权是通过利益联盟与垄断取得的。按照上一段的目标决定路径与路径决定目标，又形成了另一个分歧，全国政权决定地方政权还是地方政权决定全国政权。
就“结构性”与“心力”两方面来对比下两个政权。全国政权的结构性是正义，而地方政权的结构性是利益。结构性的本质是承载资源的规模。资源不向你集中，是你根本接不住。放眼几十年看，任何一个取得的悲欢离合，都是他配得上的。就是他的结构性如此。正义与利益是资源集中的规模与深度的区别。更规模更深度的资源集中就是正义。弱一点就是利益。正义与利益是两个方向感，不是具体数据点。更具体一点说，结构性是外部性资源。心力内部性资源。所以，对资源的界定有两个纬度，其一内部性与外部性。其二，实体资源与意识资源。按照两两组合就形成四种资源形态。结构性是以外部性与实体性为主。而心力是以内部性与意识性为主。主之外还有次，就不展开了。
全国政权的心力是牺牲。地方政权的心力是自律。牺牲是实践的极致，自律是实践的基础。创业型公司派发期权，疯狂工作，冲刺地平线。管理型公司设置KPI体系，加班要算加班费，摸鱼的底线是不要被开除。创业型公司就是全国政权。管理型公司就是地方政权。是哪几种公司，关键不在利益分配，比如胖东来在我看来都难以归属到全国政权与创业公司，关键是在增量空间大与增长速度快。
很多公司都会讲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就是企业心力。总在牺牲与自律中杂糅。大部分企业是不能讲也讲不通牺牲的，只能讲自律。而企业经营中参考的样本，又多是具备牺牲之企业文化的。一个管理型公司，硬着头皮去讲牺牲精神，多少会被人当成PUA而群嘲。当年马云说996是福报。这个说法有很大的哲学合理性，以及马云的早期创业实践，但放入内卷的社会形势，以及管理型的企业现状中，就显得恶意与幼稚。务实一点的企业文化就是把样本企业的文化中关于“自律”的截取一点出来，把事务流程大部分复刻下来，然后就成了一般企业的文化。一个不敢不能大庭广众下理直气壮去宣导牺牲精神的企业，是失魂落魄的。
简述：目标决定路径，全国政权与地方政权的分野在于结构性正义与利益导向。全国政权需以牺牲精神驱动外部资源集中，地方政权则依赖自律维持存量。作者批判中产阶级“自律至上”的价值观，认为其本质是路径依赖而非目标导向。通过对比创业型公司（牺牲文化）与管理型公司（KPI文化），指出增量空间与增速才是区分“全国政权实践”的关键，胖东来分利模式虽好但缺乏结构性突破。
四，政治影响力：速胜的实践密码
下面来盘整下教员符合速胜论的一些事务。
很多人知道教员方面当年创办了《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爆发后，作为对五四呼应与弘扬而成立的。这个期刊名声很大，但只存在了一个月时间就被查封了。在这短短的一个月，发布了80多篇文章，教员一个人就写了40篇。是被当时的湖南督军以“过激主义”的原因查封。虽然《湘江评论》只存在了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却在长沙，乃至湖南，甚至远在全国新青年同仁们，都形成不了影响。
这一年多，我不断的在宣扬一个观点，“其一，未来事业靠的是规模化共识。其二，自媒体是共识的抓手”。教员的诸多事业都是相关共识的。如果没有自媒体能力的发挥，他哪能团结到那么多同志。教员自媒体能力的凶猛，只看“湘江评论”的创建就可以知道了。自己写，自己印，还自己发行。怒吼一个月就被查封，可见把一些人吓到了。如果不是影响力到了一定程度，也不可能被他们盯上。有些人问，“自媒体还有机会吗”。事业靠共识，共识靠自媒体，100年前如此，100年后的今天如此，那么接下来呢。所以，自媒体还有没有机会，不在有多少腿在里面，而在你有没有系统性的革命性的观点，以及有没有相应的革命性事务接应。自媒体带货只是一般应用。而自媒体发展同志才是关键应用。
速胜论需要的是极强实践能力。配得上速胜论的实践能力到底是什么，可以总结成两个方面八个字，“想法凶猛，群众动员”。关于这八个字的“实践的逻辑”，晚点开个专门的文章。这里简单说下“群众动员”，可以分为三个方面，自媒体宣传，同志组织，群众发动。教员对长征有个论断，“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三个论断都是关于政治影响力扩大方面。很多人干成一点事，千难万难，总结起来也没那么复杂而深刻，只“政治影响力扩大”上就有明显短板。这个还不是围成一圈的那种短板，而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那种短板。政治影响力不起来，诸多想法与动作都无法展开。
政治影响力分拆开是两个概念，政治性与影响力。政治性对应的是具体事务，影响力对应的是具体资源。可以看到，做事有两种打法，政治性影响力与具体事务具体资源。前者是高举高打，后者是低举低打。政治性就是根本性与高度。影响力就是流量与共识。缺乏影响力是很多人觉察得到也认同的。而缺乏政治性则是不觉察不认同的。相对而言，影响力是要服务于政治性的。经常看到网红塌房，不是影响力不够，而是政治性不够。政治性到位的话，影响力是多多益善。
一些人论事业的驱动，喜欢用“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这个方面。不是所有的好文章都可以称呼在笔杆子。粗略做个划分，好文章分为两类，一个是政治性的，另一个是文娱性的。政治性好文章可以称呼为雄文，而文娱性好文章可以称呼为美文。如前说，“政治性就是根本性与高度”，也就是直击事物本质，创建事业高度。政治性的根本作用是支撑住极大规模极强共识的团结。在古田会议形成的“党指挥枪”。党到底是什么？就是政治性。任何了不起的事业，都需要形成极大规模极强共识的团结。践行这个团结的就是党。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概念，更是一个事业概念。政治的党只是众多事业之一。
简述：速胜依赖“想法凶猛+群众动员”的实践能力。教员创办《湘江评论》一个月即被封杀，却通过高强度输出（40篇文章）快速凝聚共识，证明自媒体是规模化革命的抓手。长征被定义为“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凸显政治影响力对资源流动的撬动作用。作者强调政治性（根本性高度）与影响力（流量共识）的结合，批判网红塌房现象源于政治性缺失，主张事业需以“党”的逻辑实现极大规模团结。
五，思想速胜：认知迭代方法论
教员的政治分水岭应该是那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于1927年。要知道，他1918年见到李大钊才算正式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到了1920再次见到李大钊才逐渐确认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新的信仰。我阅读过教员1920年之前的文字，更多还是社会改良的思想，接近无政府主义者。很少共产主义的痕迹。可见，教员确实是1920年之后还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小白。到了七年后，他已经可以写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问题结合的文章了。这篇文章发布到了“共产国际”的权威刊物上。也让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记住了中国有这么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教员在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与上海党中央有分歧，报告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多有维护。在博古李德去到瑞金苏区，教员虽然被排除到权力中心之外，但个人的生命安全还有保证了，这其中就有共产国际对教员的看重。所以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文章确立了教员的政治身份。
四一二之后，我党决定走武装暴动路线。秋收起义失败后，教员随之就把队伍往山里带，通过三湾改编与打土豪分田地，在井冈山确立了一块根据地。试想将1927年的任务交付给1920年的教员，是绝无可能接得住的。教员在这七年时间完成了一系列的思想速胜论。
可见，速胜论是分两个方面的。事务的速胜论与思想的速胜论。所谓思想速胜论就是思想的快速进步。很多人行动力很强的人，事情接一件的做，但是办法却只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思想状态是换汤不换药？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已经是成功经验了，何必要换。”刘慈欣怎么说的，“弱小与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其二，认为思想胜利是很难的事情，不磕上九百九十九个头，不相信能捧上真经。前者是思想傲慢，后者是思想自卑。都会妨碍思想确定确实的进步。如何可以实现思想的速胜，用八个字来表述，“主动做事，快速总结”。教员有句话，“我是吃总结饭的”。总结就是把碎片经验转化成结构性思考。教员还有另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前有调查，后有总结，中间就是主动做事。
做事与主动做事是不同的。做事是为过程负责，而主动做事是为结果负责。两个人按照相同流程去做相同的事情，但结果可能差异巨大。真正分析关键点，可能只有10%的不同。这10%的成因就是主动性。主动性强的人，遇到具体问题会有调整意识的。有些人夸赞自己在某个领域有二十年经验，就有人回怼，“你只是一年的经验加19年的重复。”不带主动性去做事，不仅无助于思想进步，还会造成思想退步。怎么判断一个人的主动性，遇到问题是否可以想去三条新路径出来，并且“先斩后奏”去测试。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教员在国民党内部身兼多职，每天忙得都没时间完成本党内部的事务。被一些自己的同志嘲讽是抱国民党的大腿。国民党右派也排挤教员。又劳累，又委屈，直接就病倒了。回到韶山冲养病期间，对周边做了调研，之后形成了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时间是1925年。什么叫主动性？任何条件下都是去完成沿着终极目标而进发的阶段性目标。缺乏主动性的人，总是把条件与具体事务往死里绑定。条件变了，具体事务就歇菜了。要沿着条件去做事，而不是摁住事务去找条件的麻烦。
因为做事能力突出，又被汪精卫请到广州来负责一方面事务。又是任劳任怨的扑了上去。现在经常听到00后整顿职场，只要是老板就都是资本家。只要是资本家就就都要斗争。一些老板的嘴脸确实可恶。同时年轻人在能力发展的初级阶段，不是应该更主动点做事吗。搞不懂，这就起敌意且肤浅的职场。狠狠的做几年牛马把自己的能力快速提升很有必要。
关于思想胜利我有个非常乐观的判断，在如今这个快速实践与快速阅读的条件下，一个月就可以完成一场较小的思想胜利，三个月可以完成一场较大的思想胜利。
简述：思想速胜需“主动做事+快速总结”。教员从1920年马克思主义小白到1927年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七年完成认知跃迁，核心在于实践中不断重构理论。作者批判“经验重复”与“思想自卑”，强调主动调整路径（如教员养病期间调研写阶级分析）才能突破认知惯性。提出当代人可借助快速实践与阅读，一个月实现“较小思想胜利”，三个月完成“较大思想胜利”。
六，理论进化：实践论的新范式
胜利来自于正确决策。而速胜则来自既正确又具备创新性的决策。正确来自理论，而创新性来自去理论。这就把速胜论的难处勾勒出来了，没有理论站不稳正确，囿于理论出不了创新。理论而去理论，才能实现速胜。教员曾经亲自说过，他写得最好的文章是《实践论》。在我看来。“实践论”说的就是理论而去理论。这篇文章托名为“速胜论”，说的本质是实践论。
“理论而去理论”，这个解在哪里，我的答案是，“进化”。进化是可以持续产生新理论。新理论的产生，不是否定旧理论，而是对理论的发展。正如同，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员发展了马列主义，小平发展了教员思想。对于很多人而言，形成一套理论已经是难得了。还要在此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所谓新理论就在形势下对新事物做出的结构性判断。为什么要形成新理论，就是对新事物相关问题做出低成本的以及确实有效的解决。所以，理论是用来解决问题的。旧问题用旧理论。新问题就需要用新理论。有一种“经典派”，认为天下没有新鲜事，都在“圣人”的论述中。我是严重反对经典派的。其一，新鲜事不断涌现。为什么断言它是新鲜的，技术不同，货币不同，主义不同。其二，就算有所谓的经典在，也是银行保险柜存在，凭你的呼唤百遍它就会现身。如此，无论这个经典理论是不存在还是真存在，切身问题，还是需要形成自己的理论，新的理论。
在一般的话语体系中，就实践与理论对立起来看。并且因为现实中有大量理论家做成不了事，甚至成为做事的阻碍，比如教员反复批判的“教条主义”，导致在实践过程中，理论与理论家成为一个颇具负面含义。理论是具有一定确定性，自圆其说。如果实践是理论的反面，那么实践就是不确定的。既然实践是不确定的，那还研究啥，干了完了。如此论述，议题的能量等级一下来就降下来了。教员文章实践后面加一个“论”是要论述一些确定性出来。一般理论有确定性但是有效性匮乏。一般实践具备有效性但确定性匮乏。它们之间要形成一个转换点与结合点，我的判断是，“再理论”。形成了理论-实践-再理论的完整过程。现实场景是。我们带着一些理论，开始实践，解决问题，发现部分理论是不管用的。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反馈，总结出新理论出来。可以说，实践是新理论的启发。以及，实践是旧理论的应用。敢于实践不难，难在敢于新理论。产生不了新理论，就脱离不了周期律。
如果有一种理论是速胜的，那它的根本点一定不是任务清单。而是带来你一种视野与逻辑，让你认定世界是新的，是持续增长的。如此，你就只需要用一个新理论去接住这个新世界。速胜的过程不是我在追逐新世界，而是新世界在追逐我。
简述：速胜依赖“正确且创新”的决策，需通过实践迭代理论。教员《实践论》揭示“理论-实践-再理论”循环：旧理论解决旧问题，新实践催生新理论。作者反对“经典派”教条主义，主张理论必须进化以适应新事物（如技术、货币变革）。速胜论本质是“理论而去理论”，以进化视角持续生成新范式，使实践者被新世界追逐而非被动适应。
七，历史必然：速胜论的唯一性
把教员与“速胜论主义者”挂靠在一起，一些“虔诚者”可能会觉得缺乏敬意。在我的脑海中冒出这个关联的时候，是觉得有些轻佻。一个运筹帷幄之中的统帅，套上“速胜论”好像成了成功学大师了。毋庸置疑，要完成胜利并且是快速胜利是如今很多人的生存必要，别说后天的事，顶多可以支撑到明天。“明天就要胜利”是一个基本前提。同时再看看，明天就要胜利有没合理性与路径。是有的。去年一年写了300多篇文章，我总结它们的总目的是“命运大模型”。命运也是一件事情，相对其他的是极大且极复杂的。只要是事情，就有转动的可能性。转动决定于流动性。一者是思想的流动，二者是资源的流动。在目前的形势在，存在这一种局部的发展，在这里，思想在快速流动，资源也在快速的流动。快速流动导致了命运可能发生快速转动。在命运可以快速转动这个大前提下，“明天就要胜利”是可以充分实现的。所以，速胜论既是很多人的主观要求，又是得到客观形势与事务逻辑的支持的。
在往前大胆的推导下，“速胜论”可能是唯一的胜利办法。我把教员思想分为三部分，意识形态，心力，以及办法。具体到一句话上分别是，“为人民服务”，“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以及“从胜利到胜利”。胜利的最根本性办法就是从胜利到胜利。胜利就是把事情做成，把事情做成就是让资源流动起来并且集中。试想相反的场景，“不胜利”。不胜利，内部士气低落。为了争夺内部越来越小的话语权与利益，一切微小的不根本的矛盾，都会逐渐的扩大以及成为根本性矛盾。不胜利，外部交易成本会抬高，并且受困在一个较小的规模，导致价值竞争力相应的被卡死。功夫有言，“一口真气不散”。再厉害的队伍也只是一口真气而已。真气就是呼吸不绝。呼吸不绝就是从胜利到胜利。对胜利的评估，关键不在大小，而在快慢。较慢的胜利相当于不胜利。较慢的胜利意味着内部要承受较长时间的士气不振，外部要承受较长时间的交易成本过高。用一支蜡烛是烧不开一壶水的。“长期主义”的不恰当理解，如同是蜡烛烧水。要警惕长期主义成为一种安慰剂。越快越容易胜利，越慢越不容易胜利。胜利的内核是某种自动性的激活。自动性没有激活，事务就是处于推着石头往山上滚的状态。做事为什么难，创业为什么难，就是自动性没有激活。自动性为什么没有激活，就是因为胜利没有快速抵达。
为什么胜利没有快速抵达？这里存在两个误解，其一，对胜利的迫切性不够。认为胜利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要清楚，“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是胜利的基础条件，不是决定性条件。决定性条件是“争夺”。一者争夺可见的资源，二者争夺不可见的气运。资源与气运在哪里？一者在荒芜的旷野中。二者在实名者的口袋中。请问，争夺于旷野与争夺于口袋哪个更容易一些，无疑是前者。这也就是今人常说的红利期。在红利期，要的就是出手快，胜利快。红利是普遍存在的，或者连接片，或者星星点点。善于胜利者，都是将胜利建立在红利上。红利之胜利，快则受赏，慢则受罚。通过争夺于旷野的胜利，快速实力升阶。之后就可以去争夺于口袋。清楚了快慢之于胜利的巨大区别，就会不自觉的星夜兼程，而不是“我有我的分寸”之优雅。我经常阐述一个观点，“要屁股尿流的速去胜利”。胜利一旦快起来，鼻涕都没心思擦。
再说第二个误判，被“较大的胜利”卡主了喉咙。较大的胜利是关于胜利的想法，不是胜利的事实。聪明人经常倒毙在这里。“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心比天高就是较大胜利的想法。命比纸薄就是无法激活资源流动的自动性。胜利的反面是失败。当谋求的是较大胜利不得的时候，就是在谋求较大失败。看红军在不同阶段的战术特征，最早是游击战，后来是运动战，再后来是阵地战。1927年到1936的土地革命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发生的是政治上的阵地战，后一个阶段发生的是军事上的阵地战。不是阵地战不对，而是将较大的胜利确定于具体执行路径是不对。具体执行路径只能是确定的快速的吃得下胜利。顺便说下战略与战术的区别，战略就是较大的胜利，而战术就是较快的胜利。
稍微总结下，速胜论是我们主观上的迫切，也是客观形势与事务逻辑支持的，以及最为根本的，是唯一的胜利办法。
简述：速胜论是主观需求（生存紧迫）与客观逻辑（资源流动性）的共同选择。作者以“命运大模型”比喻，强调思想与资源快速流动可扭转命运。胜利本质是资源集中激活“自动性”，缓慢胜利如同蜡烛烧水，终将因士气溃散与交易成本过高失败。批判“长期主义”安慰剂，指出争夺红利期需“屁股尿流的速胜”，阵地战须让位于游击战的灵活速胜，唯此才能突破周期律。
最后总结：
教员的革命思想体系蕴含着独特的"速胜论"逻辑，这一特质在六个维度形成闭环论证。发展观层面，《论持久战》的持久性本质是加速度发展，1938-1945年中共军队40倍增长印证速度即生存法则。资源逻辑揭示发展源于外部资源虹吸效应，马斯克火星计划与"全国政权"目标同构，均通过宏大愿景构建资源黑洞。目标维度上，"为人民服务"超越地方割据的利益框架，形成超大规模资源承载体系，宋美龄"未尝权力滋味"的嘲讽反向印证目标维度决定组织生命力。
实践密码在于政治影响力的快速构建，《湘江评论》月产40篇雄文的创作强度，预演了自媒体时代的共识塑造法则。认知层面，毛泽东1920-1927年从理论小白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蜕变，实证"主动实践+快速总结"的思想速胜路径。理论进化维度，《实践论》打破教条桎梏，构建"理论-实践-再理论"的动态闭环，华为芯片突围等现代案例延续着"从胜利到胜利"的实践智慧。这种速胜哲学在数字化时代更具现实意义，资源流动与共识传播的指数级加速，使快速胜利从战略选择升维为生存必需。


以上
灰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