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运与细节

浅贝

军队反腐，开体制内风气之先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但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真正的巨浪，从来不源于浮萍，而是源于那座最神秘、最坚固的堡垒——军队。

近期，关于军队领域高层将领查处的消息，如同一声声沉闷而剧烈的春雷，在体制内的舆论场中引发了持续的震荡。这种震荡，不同于以往查处某个地方大员时的街谈巷议，它带有一种肃杀的、凛冽的寒意，让所有身处体制内的人，无论是在政法口、金融圈，还是在高校、国企，都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

很多人还在看热闹，还在猜测涉案金额，还在谈论那些猎奇的细节。但在我看来，如果你只看到了这些，你就把这场风暴看浅了，看低了。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抓贪官”，甚至不仅仅是一次“整军”。这是国家底层操作系统的深度重构，是现代国家治理逻辑对传统封建残余（山头主义）的一次总清算。

军队反腐，从来就不是孤立的战役。它是整个体制变革的风向标，是撕开深层利益固化藩篱的第一把尖刀。它的号角意义在于：当最坚硬的骨头都被敲碎重组时，其他的领域，谁还能心存侥幸？

今天，我想透过这层迷雾，结合历史剧《太平年》中折射的五代十国困局，来和大家深度复盘一下：为什么打击“团团伙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为什么在现代政治逻辑中，我们只能有一个“Boss”？

一、 军队：体制变革的“破冰船”与“压舱石”

为什么军队的反腐具有如此巨大的“号角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军队地位高，更因为军队在国家政治架构中的特殊属性。

1. 暴力垄断者的自我革命

军队是国家暴力的核心，是政权安身立命的基石。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架构中，军队都是最封闭、等级最森严、利益最难触碰的板块。这里是真正的“深水区”。 以往的某种潜规则认为，“枪杆子”需要稳定，所以对军内的“瑕疵”往往采取容忍态度，甚至有“刑不上大夫”的默契。 但这一轮军队反腐，查处级别之高、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彻底粉碎了这个幻想。它向全党全社会释放了一个极其恐怖（对贪腐者而言）的信号：连拥有最高暴力解释权的将军们，只要触犯了底线，都要被拿下，那么试问，哪一个省部级干部，哪一个金融大鳄，哪一个高校学阀，敢说自己是安全的？这是最高级别的“杀威棒”。它告诉所有人：在规则面前，没有“铁帽子王”，没有“丹书铁券”。

2. 忠诚的提纯：从“相对忠诚”到“绝对忠诚”

在地方行政或经济领域，有时候人们会容忍“有缺点但能干事”的干部，这是一种基于绩效的“相对忠诚”。 但在军队，逻辑完全不同。军队的属性决定了它必须是**“绝对忠诚”**。99%的忠诚等于0%的忠诚。如果军队内部出现了“两面人”，出现了搞“小山头”的现象，那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是毁灭性的。 军队反腐的深度，实际上是在重新定义“忠诚”的标准。这个标准一旦确立，会迅速向其他领域传导。以后评价一个干部，首先不是看你会不会搞经济，而是看你是不是在那条红线之内。

3. 执行力的最高样本

治理国家，必先治理军队。 军队是最讲究“令行禁止”的地方。如果军队内部出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现了“山头主义”，那就会形成极坏的示范效应。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规律：每一次军队的大整顿，往往都伴随着随后几年地方政法系统、金融系统的大清洗。军队是“先锋队”，是开路机。 军队把路趟平了，把标准立起来了，其他领域若不跟进，便是“政治上的迟钝”。

二、 从《太平年》看“节度使”陷阱：山头主义的终极危害

最近，历史剧《太平年》备受关注。这部剧聚焦于五代十国走向北宋统一的历史进程。为什么今天要提这部剧？因为那个时代，是**“山头主义”**发展到极致的标本，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血腥的教训。

导致五代十国战乱几十年、生灵涂炭的根源是什么？是唐朝中后期形成的“节度使制度”。

这不仅仅是历史故事，这是现实的镜像。当年的节度使，就是典型的“土皇帝”。他们在自己的辖区内，掌握了三样核心权力：

兵权（军权）： 自己招兵买马，只知有帅，不知有君。

财权（度支）： 截留地方税收，名为上供，实则中饱私囊，甚至甚至以此要挟中央。

人事权（黜陟）： 自己任命下属，构建私人效忠体系，形成“父死子继”或“将死牙兵立”的局面。

当一个地方官员或者一个部门领导，同时掌握了这三样权力，他就不是“朝廷命官”了，他就成了“独立王国”的国王。

这就是所谓的“团团伙伙”。

在古代，这叫割据；在现代体制内，这叫“部门利益化，利益部门化，权力私有化”。

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一轮反腐，为什么要死磕“团团伙伙”？ 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特定的领域，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现代版“节度使”的雏形。他们虽然没有拥兵自重，但他们在精神上和利益上已经形成了闭环：

以人划线： 谁是谁的人，谁是谁提拔的，泾渭分明。进圈子的人，飞黄腾达；圈外的人，寸步难行。

利益输送： 在某个系统内部，形成了一套独立于国家法律之外的“家规”。工程谁来做，资金给谁用，帽子给谁戴，全是圈子里说了算。

针插不进： 上级的命令，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空转。外人想进来，必须先拜码头。

这种“山头”，平时看着是国家的柱石，一旦国家有难，或者国家需要改革触动他们利益的时候，他们就会变成最大的阻力，甚至变成国家的掘墓人。

《太平年》里的赵匡胤，为什么要“杯酒释兵权”？为什么要立下“强干弱枝”的祖宗之法？ 因为他看透了人性的贪婪和权力的异化。他就是要收回这三权，打破“团团伙伙”，让国家重新回到**“中央集权”**的轨道上来。

今天我们打击“团团伙伙”，本质上就是现代版的“削藩”。它削的不是地盘，而是“利益藩篱”；它收的不是兵符，而是“人心”。

三、 全域打击：从“刀把子”到“钱袋子”的必然清洗

军队反腐既然是号角，那么后续的战役将在哪里打响？ 逻辑很清晰：凡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且容易形成封闭循环的领域，都将是“团伙”覆灭的重灾区。

1. 公安与政法：刀把子必须掌握在党的手里

公安机关是和平年代的武装力量。如果公安系统内部搞团团伙伙，搞人身依附，那就是“公器私用”。 孙力军政治团伙的覆灭，就是最典型的案例。他们试图把国家的“刀把子”，变成私人的“护身符”，变成打击异己、攫取利益的工具。他们甚至互相勾连，企图控制要害部门。 军队反腐之后，政法领域的整顿必将常态化。因为手里有枪、有权抓人的人，绝对不能有二心。在这个领域，任何形式的“结拜兄弟”、“江湖义气”，都是对法治的亵渎，都是必须铲除的毒瘤。

2. 金融领域：破除“金融门阀”的迷梦

金融行业长期以来专业壁垒高，容易形成圈子文化。校友圈、老乡圈、师徒圈，盘根错节。 有些人自诩为“金融精英”，认为自己掌握着复杂的金融工具，国家离不开他们，于是肆意妄为。 他们搞“旋转门”，在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之间来回切换，制定规则的人和通过规则套利的人，往往是同一拨人的“师兄师弟”。 如果金融干部只对“圈子”负责，不对国家实体经济负责，就会出现我们在过去几年看到的乱象：资金空转、违规套利、监管失守。 打击金融领域的“团伙”，就是为了拿回国家的“财权”，防止金融寡头化。要让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掠夺国民财富的“吸血鬼”。

3. 高校与科研：打破“学阀”的垄断

在高校和科研领域，长期存在着“学阀”现象。掌握大项目的“大老板”，控制着经费、职称、论文。 年轻学者要想出头，必须依附于某个“山头”，甚至要给导师“打工”、做家务。这种人身依附关系，严重腐蚀了学术风气，更阻碍了国家的科技创新。 军队装备科研领域的反腐，其实已经给高校敲响了警钟。当军队的科研蛀虫被挖出来时，高校里的那些靠弄虚作假、拉帮结派骗取国家科研经费的“学阀”，日子还会长吗？

4. 应急、能源与医药：权力新高地的净化

应急管理、能源基建、医药卫生，这些领域权力大、资金密集、审批权集中。只要有权力集中的地方，就有形成“小圈子”的冲动。 特别是像能源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略行业，如果被“家族式”、“团伙式”垄断，国家能源安全就无从谈起。

综上所述，这一轮风暴的逻辑是：全覆盖、无死角。任何试图在体制内建立“独立王国”的行为，无论是穿军装的，还是穿警服的，或者是穿西装搞金融的，都将被一视同仁地打击。

四、 政治逻辑的终极推演：国家只能有一个“Boss”

这就引出了本文最核心、也是最深刻的一个政治逻辑：一个国家要想长治久安，就只能有一个Boss。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霸道，甚至会让受西方“分权制衡”理论影响的人感到不适。但如果你读懂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读懂了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你会发现，这不仅是真理，更是生存法则。

1. 主权不可分割原理

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主权是不可分割的。 如果在国家的大系统里，存在着公安系统的“小Boss”、金融系统的“小Boss”、地方势力的“小Boss”，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每个人都有一帮只效忠于自己的“马仔”，那这个国家名义上是统一的，实际上已经分裂了。 这种“多头政治”，必然导致政策的空转、资源的内耗和责任的推诿。 在风平浪静的时候，这种内耗可能只是降低效率；但在惊涛骇浪的危机时刻（如战争、瘟疫、经济危机），这种分裂就是致命的。

2. 只有消灭“代理人”，才能服务“委托人”

在现代政治伦理中，所有的官员都是人民（委托人）的公仆（代理人）。 但是，“团团伙伙”的存在，制造了一个中间层——“大哥”。 底下的干部不再对国家负责，而是对“大哥”负责；“大哥”不再对人民负责，而是对“团伙利益”负责。 这就导致了权力的异化。 只有打掉这些中间的“大哥”，打掉这些非组织的“团伙”，才能打通国家意志下达的“最后一公里”，才能让权力真正回归公共属性。

3.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需要“强核心”

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超大规模国家。治理这样一个国家，难度是治理新加坡、瑞士这种小国的指数级倍数。 正如物理学中的“熵增定律”，一个封闭系统如果不施加外力，必然趋向于混乱。 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大乱，都是因为中央权威丧失，地方和部门势力坐大。 要想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系统的稳定运行，要想集中力量办大事，要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高效的指挥中枢。我们不能容忍在国家这艘巨轮转向的时候，底下的舱室里还有人在各自为政，还有人在为了自己的小团体利益凿船底。

所以，“维护核心”不是一句口号，它是国家安全的最高利益。


历史总是押着相同的韵脚。

唐朝如果不搞节度使，或许不会有安史之乱后的百年藩镇割据；宋朝如果不强力削藩，无法结束五代十国的血腥厮杀，迎来“太平年”。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外部环境风高浪急，大国博弈日趋白热化；内部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的都是深层次的利益。

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的政治生态。

军队反腐，就是为了锻造这副钢铁身躯。

这场变革，对我们每一个体制内的人意味着什么？

第一，站队逻辑的彻底终结。过去很多人喜欢在单位里找靠山、拜码头，觉得这是生存智慧，是“情商高”。 现在你要明白，最大的靠山是组织，最硬的后台是规矩。那些看似显赫一时的“山头”，看似牢不可破的“圈子”，在国家机器的雷霆之势面前，脆弱得像纸糊的一样。你依附得越紧，倒下的时候摔得越惨。 从今往后，别再想找谁当“大哥”，法律和纪律才是你唯一的保护神。

第二，职业化官员的时代到来。随着“团团伙伙”被打破，未来的体制内，将更倾向于“技术官僚”和“职业官僚”。 你不需要是谁的人，你不需要会搞关系，你只需要把事干好，把专业搞精，对组织负责。 这种环境，虽然少了一些“江湖义气”的温情，但多了一份法治的清明，多了一份对能力的尊重。这对于那些没有背景、只想干事的普通人来说，是最大的利好。

第三，对“权力边界”的极度敬畏。以前觉得有些领域是“清水衙门”，有些领域是“独立王国”，有些事情是“潜规则”。 现在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金融也好，应急也好，高校也好，没有法外之地，没有权力特区。 每一个手握权力的人，都必须时刻如履薄冰，时刻问自己：我手中的权力，是在为谁服务？


电视剧《太平年》里，赵匡胤说了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大意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

这句话常被解读为霸权，但在国家治理的层面，它是对主权完整性和政治统一性的最高捍卫。

一个分裂的、山头林立的体制，带不来太平年，只能带来内耗、动荡甚至分裂。

军队反腐，这记重锤，不仅敲醒了那些还在做着“土皇帝”梦的人，也敲开了体制变革的新大门。它预示着一个更加严密、更加统一、更加高效的国家治理体系正在形成。

作为体制内的一员，我们应当庆幸生在这个时代。虽然风声鹤唳，虽然规矩越来越严，虽然日子可能不如以前那么“滋润”（指灰色空间），但一个风清气正、令行禁止、上下同欲的系统，才是我们所有人的长久之福。

风气之先已经开启，后续的雷霆必将接踵而至。

各位同仁，请收起你们的“小算盘”，融入国家的“大棋局”。在这个大棋局里，没有“团团伙伙”的生存空间，只有“国之大者”的浩荡前程。

因为在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面前，任何试图搞“独立王国”的螳臂，都将被碾得粉碎。

这，就是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浅贝

体制内人员及其家属，为什么越来越难出国了


这几年，体制内的人员，无论是基层的科员，还是高层的领导，乃至于他们的配偶和特定级别的家属，都有一个非常直观的“体感”：出国，越来越难了。

因公出国，审批流程变得极其繁琐，名额被大幅压缩，行程被精确到小时，且严禁任何形式的“顺道游”； 因私出国，护照被统一收归组织部门集中保管。想要拿回护照去新马泰度个假，或者去欧美探个亲，需要经过层层审批，甚至要出具详细的行程单和资金来源说明。很多地方，非极其特殊的原因（如直系亲属重病），基本不批。

面对这种日益收紧的物理限制，很多人在私下里抱怨，觉得这是“管得太宽”，是“一刀切”，甚至有人觉得这是某种倒退。

如果你也这么想，那么你对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及执政党正在进行的一场深刻的“国家机器重塑”，缺乏最基本的政治常识和哲学认知。

今天，我们不谈简单的纪律条文，我们尝试借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机器与官僚制”**的深邃思考，来彻底解构一下：为什么在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节点上，我们要死死捂住体制内人员的“护照”？

这绝不是简单的防逃跑，而是一场旨在打破“结构性腐败”、防止国家机器异化、重塑权力责任链条的宏大突围。

第一章 资本主义的“温柔乡”与大国博弈的“修罗场”

首先，我们必须把限制出国放在当前最宏大的时代背景下来看。

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接触”到“遏制”

过去三十年，我们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习惯了“中美友好”、“中欧合作”的叙事。那时候，体制内人员出国考察、交流，被视为开阔眼界、学习先进经验。 但今天，风向全变了。 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最严峻的竞争对手”，从科技封锁到贸易战，从地缘政治的围堵到意识形态的渗透。我们在外部面临的，是一个充满恶意的“修罗场”。 在这个修罗场中，体制内的公职人员，是国家机器的核心构件，是国家机密和政策底牌的掌握者。

2. “策反”的隐秘战线

很多人觉得间谍战离自己很远。殊不知，在敌对势力的情报机构眼中，一个手里掌握着地方经济数据、产业规划、甚至是军工审批权的中国干部，就是一个行走的“情报金矿”。 当你拿着护照，以个人的名义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漫步时，你已经脱离了组织的保护圈。

资本主义的“温柔乡”（奢华的接待、隐秘的金钱输送）；

精心设计的“仙人跳”（利用人性的弱点制造把柄）；

甚至是以你在海外留学的子女作为人质的“政治要挟”。



敌我斗争愈发激烈。限制体制内人员出国，在最浅的层面上，是为了建立一堵物理的防渗透墙。这是在保护国家安全，也是在保护干部本人，防止他们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或叛徒。

第二章 打破“结构性腐败”的闭环：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深度追问

如果说防渗透是外部防线，那么限制出国的核心逻辑，更在于防范内部的“结构性腐败”。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引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机器与官僚制”的经典论述。

1. 腐败的本质：权力的“资产化”与“交易网络”

很多人谈腐败，总是陷入道德批判：某某局长变坏了，某某处长贪婪了。这种思路可以解释个案，却解释不了为什么腐败总是呈现出强烈的“组织性”和“层级性”，解释不了为什么高压打击之下，腐败会从现金交易升级为更隐蔽的资源互换。 马克思和恩格斯告诉我们：真正的腐败，长在国家机器与社会监督分离的裂缝里。当官僚体系脱离了持续的社会监督，它就会倾向于把公共资源私利化。在这个结构里，公共权力被当作可以兑现的资产，权力行使（比如审批、执法裁量）被当作可以交易的服务。 腐败不再是简单的拿钱，而是一种理性的、被系统默许的“生存方式”。谁顺应这种隐性秩序，谁就获得资源和晋升；谁坚持公共目标，谁就被边缘化。

2. “跨国转移”：腐败交易的终极闭环

既然权力在国内完成了“资产化”的变现（贪污受贿），那么这些非法的资产如何安全地保存？这些贪腐的官员如何逃避最终的清算？ 答案就是：向海外转移。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贪官在国内疯狂敛财，然后利用护照的便利，把老婆孩子送到国外“陪读”、“定居”，把黑钱通过地下钱庄洗到海外的账户、房产和信托里。自己则留在国内当“裸官”。 一旦风吹草动，他们立刻利用护照登上飞往国外的航班，从此逍遥法外。

3. 收缴护照：切断退路，倒逼权力内向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仅仅在国内搞运动式的反腐，而不切断他们的外部退路，那反腐就永远只能是“割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控制体制内人员及家属出国，就是在物理层面上，彻底砸碎这个“腐败变现与逃逸的终极闭环”。马克思曾设想，要遏制腐败，必须把权力从一种高套利、低透明的配置，挤压到低套利、相对透明、可以追责的空间里。 收缴护照，就是告诉所有的掌权者：你没有退路了。你的根在中国，你的资产在中国，你的家人在中国，你的身家性命都在中国。既然你跑不掉，你就必须对这片土地负责；你就不敢肆无忌惮地掠夺这里的资源；你就必须认真考虑你做出的每一个决策，将来会不会被追责。 这是一种极其高明的、通过物理限制来倒逼权力向内负责、向下负责的制度安排。

第三章 防止国家机器的异化：把权力拉回人民的视线

在马恩的法哲学视野里，国家机器有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当它常备化、专业化之后，它很容易获得一种相对独立的生命，从“社会的工具”变成“社会的主人”。

1. 官僚系统的自我封闭与信息垄断

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行，官僚系统会本能地扩大权限，巩固对信息的控制权，抵抗外部的问责。程序本来是为了公平，最后变成了隔离责任的防火墙；层级本来是为了协同，最后变成了只对上级负责的服从链条。 在这样的封闭系统中，腐败被天然保护。它不需要公开对抗规则，只要躲在规则后面，把决定切碎，让外部无法核对。

2. 出国特权：官僚异化的催化剂

在过去，体制内人员频繁的公款出国考察，甚至利用审批权为自己的因私出国谋取便利，这本身就是官僚系统特权化、阶层化的一种表现。 当一部分掌握权力的人，可以随时跳出这片土地的内卷，去享受国外的蓝天白云和奢华生活时，他们在心理上就已经与普通老百姓产生了严重的**“阶级隔离”**。 他们很难再共情底层群众的疾苦，他们做决策时，更多的是从“官僚自身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公共意志”出发。

3. 同甘共苦：重塑权力的合法性根基

限制出国，取消这种特权，在本质上是对官僚体系异化的一次正面反击。 它在向全社会宣告：在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个群体可以高高在上，拥有随时抽身离去的特权。 体制内的人，必须和十四亿老百姓同甘共苦。 国内的空气不好，你就去治理空气；国内的教育内卷，你就去改革教育；国内的医疗看病难，你就去完善医保体系。你不能因为手里有权，就自己跑去国外享受好空气、好教育、好医疗，而把烂摊子留给老百姓。只有把官僚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死死地死死地绑定在一起，权力的行使才会真正回归到“为人民服务”的本源。这也是执政党保持其合法性和纯洁性的唯一出路。

第四章 大国自信与内循环的时代呼唤

当我们从沉重的政治哲学中抽离出来，回到现实的经济与社会层面，限制体制内人员出国，同样有着极其深远的战略考量。

1. 物质与文明的自信：真的没必要出去了

二十年前，我们出国，是为了仰望西方发达国家的摩天大楼和高速公路。 但今天，请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 如今的中国，物产丰富，工业品产量世界第一。从高铁到5G，从新能源汽车到航空航天，我们已经在诸多领域领跑全球。 我们的城市建设，比纽约更现代；我们的治安环境，比巴黎更安全；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在各项国际测试中名列前茅。 对于绝大多数体制内人员来说，抛开那些盲目的“崇洋媚外”心理，客观地说，现在的国外，真没有多少值得我们去“朝圣”的东西了。

2. 把消费留在国内：内循环的强大引擎

我们面临着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提振内需是当前国家宏观经济的重中之重。 体制内人员，作为中国最庞大、收入最稳定、消费能力最强的中等收入群体之一（正如我们上一篇文章所分析的，其收入基本在当地中上游），他们的消费流向，对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过去，大量的体制内家庭热衷于去国外旅游、购物（买奢侈品）、甚至去国外置业。这不仅造成了巨额的外汇流失，也变相补贴了外国的经济。 现在，限制出国，实际上就是把这股庞大的购买力**“截流”在国内。 比起国外的风景，祖国的大好河山同样壮丽。把旅游的钱花在新疆、西藏、大西北，把购物的钱花在国货潮牌上，这是在用实际行动促进经济的内循环**。 体制内人员，理应在这方面带个好头。在国家经济最需要拉动的时候，把真金白银留在祖国的土地上，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实在的爱国主义。

第五章 告别幻想：在阵痛中迎接真正的“现代化治理”

文章写到这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马恩的理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要想真正根除腐败，遏制官僚体系的异化，不能仅仅依靠道德说教，也不能仅仅依靠周期性的运动式反腐。 必须从权力的结构上动手：改变权力的来源方式、流转方式和监督方式。把权力从高套利、低透明的封闭空间，挤压到低套利、高透明的受托空间里。

限制体制内人员及其家属出国，正是这一庞大系统工程中的关键一环。

它像一把锐利的手术刀，切断了腐败分子向外逃逸的脐带； 它像一剂猛药，治愈了部分官员崇洋媚外、脱离群众的政治软骨病； 它更像是一张军令状，把几千万公职人员的命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车，彻底地焊死在了一起。

各位体制内的同仁，当你下次再因为无法出国度假而感到憋屈时，请想一想这篇文章。

不要把这看作是个人自由的丧失。 在百年大变局的惊涛骇浪中，作为国家机器的骨干，我们让渡个人的部分“迁徙自由”，换取的是国家安全的铜墙铁壁，换取的是反腐败斗争的彻底胜利，换取的是老百姓对这支队伍的重新信任。

这是代价，更是责任。

既然我们选择了这身制服，选择了这份阳光下的职业，我们就没有资格去做那只随时准备起飞的“候鸟”。 我们只能做深深扎根在这片黄土地上的“胡杨”。

生于斯，长于斯，奋斗于斯，奉献于斯。这，才是当代中国公职人员，唯一正确的历史站位。

浅贝

政治去戏子化、文艺去资本化


古有“戏子误国”之戒，今有“政客戏子化、文艺资本化”之忧。面对当前政治生态与文艺领域的突出问题，我们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坚决破除官本位与星特权，坚决推进政治去戏子化、去表演化，文艺去资本化、去功利化，坚决反对戏子误国，坚决反对资本造星。

文艺领域资本无序扩张，已成为侵蚀行业生态、扭曲价值导向、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突出病灶。资本、平台与个别权力相互勾连，垄断资源、流量与出道机会，把演艺行业异化为逐利场，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流量造假等行为屡禁不止，触目惊心。郑爽通过“阴阳合同”拆分收入，单部剧集片酬高达1.56亿元，偷逃税款4526.96万元，最终被依法追缴税款、滞纳金并处罚款合计2.99亿元；范冰冰利用拆分合同偷逃个人所得税730万元，其企业少缴税款2.48亿元，最终补缴税款、滞纳金及罚款总额达8.84亿元；网络主播黄薇（薇娅） 隐匿巨额收入、虚假申报，偷逃税款6.43亿元，其他少缴税款0.6亿元，被追缴并处罚款合计13.41亿元。国家税务总局通报，2025年前11个月，全国查处明星、网红等“双高”人员1818人，累计查补税款15.23亿元，其中头部主播单人补税最高达1.2亿元，35名一线艺人平均补税超500万元。中央网信办“清朗”行动同期处置违规直播间7.3万余个，清理低俗八卦、造谣控评账号超千个，整治流量造假、黑公关、粉丝互撕等乱象，充分彰显整治资本无序扩张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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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需高度警惕的是，文艺资本化带来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风险。文娱从业者擅长形象塑造、情绪操控与双面表达，长期游走于资本、权力、舆论与海外圈层，极易被境外势力策反利用，成为价值观渗透、舆论操控、文化颠覆的工具，可以真正的做到戏子误国、戏子无情。部分失德艺人、流量明星跻身议政机构，偷税者当代表、失德者任委员，挤占基层群众与实干者席位，是政治娱乐化、权力空心化、制度被渗透的危险信号，必须坚决纠治、彻底清零。
图片我们坚决反对戏子误国、资本造星。资本造星催生的流量傀儡，占用巨量社会资源、攫取天价回报，却不承担相应社会责任，败坏社会风气、消解奋斗精神、腐蚀青年价值观。戏子当道、资本横行，只会让实干者寒心、劳动者吃亏，让社会陷入浮躁虚无、信仰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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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领域的戏子化、表演化，是资本侵蚀权力的直接后果。少数干部重表态轻行动、重形象轻实绩、重流量轻民心，把履职当表演、把岗位做人设，本质是权力观扭曲、宗旨意识淡化。西方政治乱象更是深刻警示：泽连斯基以演员身份执政，将国家拖入战乱深渊，民生凋敝、山河破碎；特朗普以真人秀风格施政，加剧社会撕裂、治理失序，背后都是资本写剧本、政客搞表演。这绝非民主，而是资本专制；绝非治理，而是祸国殃民的高级骗局。

我们坚持辩证思维、实事求是，绝不搞“一刀切”。文艺界绝大多数是爱岗敬业的普通劳动者，更有一大批国家表彰、无任何争议、德艺双馨的标杆人物，用一生践行文艺为人民服务：李雪健，“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主演《焦裕禄》《杨善洲》《李大钊》，一生低调朴素，拒接高价商业代言，身患重病仍坚守创作，多次深入基层义务演出。秦怡，“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从艺80余年，代表作《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90多岁仍坚持拍戏，汶川、玉树地震先后捐款21万元，一生简朴、终身奉献。蓝天野，“七一勋章”获得者，坚守话剧舞台70余载，淡泊名利、潜心育人，90余岁仍指导青年演员，用艺术生命诠释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郭兰英，新中国民族声乐奠基人，演唱《我的祖国》《南泥湾》等经典，从艺80年坚持为工农兵演出，扎根人民、歌颂祖国。阎肃，“时代楷模”，从艺65年创作《江姐》《敢问路在何方》等经典，始终红心向党，80多岁仍奋战在文艺一线。尚长荣，京剧表演艺术家，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代表作《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守正创新、德高望重，毕生致力于京剧传承。贠恩凤，著名歌唱家，连续20多个春节义务下基层，扎根陕北、服务群众，被誉为“人民的歌唱家”。关牧村，国家一级演员，长期参与文化惠民与公益助学，歌声质朴温暖，坚守艺术底线与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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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无炒作、无绯闻、无争议，以作品立身、以德行为范，是文艺界真正的脊梁。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工作为了人民。公职人员是人民公仆，不是作秀官员；文艺工作者是文化服务者，不是资本傀儡；政治是为民实干的事业，不是流量表演；文艺是精神引领的阵地，不是逐利工具。社会主义中国，绝不允许官大老爷与明星特权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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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困局的根本路径，就是在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常态化制度化后，牢牢抓住政治去戏子化、文艺去资本化核心任务：政治层面，坚决革除表演式治理、作秀式政绩，以实绩、民心为唯一评判标准，严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入口关，严禁失德艺人、投机分子进入议政机构，让政治回归务实、清廉、为民本色。文艺层面，斩断资本垄断链条，严格治理天价片酬、阴阳合同、偷税漏税、流量造假，强化意识形态监管，防范境外渗透，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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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清醒认识到！文艺资本化、政治戏子化，绝非孤立行业问题，而是美元资本全球潮汐收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元通过降息放水、热钱涌入，推高资产泡沫，扶持资本控制文娱、传媒、教育、学术、医疗、医药等关键领域，制造奢靡风气、涣散社会人心、固化阶层对立；待泡沫膨胀后加息回流，刺破泡沫、洗劫财富、抄底核心资产，完成对一国经济与社会的系统性收割。这与房地产、金融、民生领域的掠夺逻辑完全一致，资本是有组织、有能量、有战略的霸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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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训刻骨铭心！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90年代的香港，均因资本无序扩张、文娱奢靡成风、政治表演化盛行，被美元潮汐精准收割，最终陷入产业空心、经济停滞、青年躺平、社会撕裂的长期困境。日本“失去的三十年”、香港产业衰退与阶层固化，都是放弃文化主权、纵容资本泛滥、放任政治娱乐化的惨痛代价。

古之戏子误国，误在君王昏聩；今之治乱兴邦，贵在坚守初心。这场斗争早已超越行业整治，直接关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终胜败，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途命运。政治戏子化则权力变质，文艺资本化则人心涣散，两者交织蔓延，必将动摇国家根基、消解民族精神。唯有坚持党的领导，坚守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让政治去戏子化、去表演化，让文艺去资本化、去功利化，让公仆归位、明星祛魅，让实干兴邦、正气上扬，坚决抵御美元资本收割，严防日本与香港式悲剧重演，才能凝聚亿万人民磅礴力量，筑牢民族复兴的政治根基与精神长城，在百年变局中掌握主动、行稳致远，赢得最终胜利！

浅贝

西方败于培养精英，中国则坚信精英从群众中产生


文/周伯通

现在一说到群众两个字，估计大家都觉得好笑，西方人一贯都以为群众是“乌合之众”，因此他们还写过一本《乌合之众》的书，他说，聚集成群的人，往往会变成“智力低下、情绪极端、盲目服从”的“乌合之众”，而这种群体心理，正是一切狂热、盲从与灾难的温床。其实我们中国人虽然表面上把人民群众地位宣传的很高，而内心上，很多人其实还秉承着“精英”观的，认为领头人有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我其实也是这样认为的，大到一个省，小到一个村庄吧，我都认为有了一个好的带头人，这个村庄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就是朴素的“精英作用”的观点。后来有一段时间搞大学生村官，有本科的，有硕士的，文化水平都是挺高的，但往往做了一两年就跑了，没有给当地带来任何变化，于是我就对“精英决定论”，产生了动摇。

那不要精英行不行，比如宣传“我不识字我光荣”，再比如“中国的农民工打败了美国的精英”，这样肯定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后来我想了下，任何国家都有精英的，但是有的国家搞的一塌糊涂，这都源于精英产生的方式不同造成的。绝大多数国家认为精英是花钱培养出来的，而中国则坚信精英是从群众中产生的。

这就是挑苗子培养，和普及教育之后再挑苗子的区别；外国佬普遍不认为群众有价值，他们坚定地认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打地洞”，就像电影《红河谷》里面讲的一句话那样，“头人的女儿永远都是头人的女儿，恰巴的儿子永远都是恰巴的儿子。”在英国和美国，社会流动性很差的，他们流行一句话，叫“干得好不如嫁的好，嫁的好不如投胎投的好。”

白宫女发言人莱维特怀上了二胎，特地发了个贴子，感谢美国总统，甚至还有这样的心思，总统有个女儿叫“一万卡”，她想孩子生下来就叫“二万卡”，不过这孩子跟美国总统没关系。女发言人只是拍马屁而已，我想说的是，这个女的成长之路，就是嫁出来的。在美国，走上所谓的精英之路，要么投胎的好，要么嫁得好。至于美国群众，一般都是在“红利”和“耗材”两个词汇中摇摆！

莱维特是嫁给了一个60多岁的房地产商，这老头不仅仅是有钱，更重要的是，他是美国现任总统的长期的大额的捐款人，莱维特这女的啥也不是，可能就是长的还行，最终还是靠肉身填平了前进的路途，年轻的肉体、旺盛的经历，以及一张巧嘴，最终让她和富有的老头实现了资产重组，老头儿助选金毛担任总统，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让她老婆当白宫发言人。

美国的绝大部分所谓的精英都是培养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大棚种植的，这都是有钱人家或者是权贵人家的事情，和普通人没有多大关系，甚至和国外过去的富豪也没啥关系，大毛子的首富去了美国，想把孩子送入盎撒或犹太精英圈子，那都是很难的事情，除了财富，他们还要讲究血统。很多人总是疑惑，为啥大量的中国一流高校的精英都去了美国，怎么干不过遍地都是农民工的中国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你之精英，他之耗材”罢了。

血统体系下欧美精英，也并不是坏人，但由于“大棚种植”，甚至是“无土栽培”的情况下，他对所谓的人民群众是没有多少感情的，老百姓假如吃不上饭了，他们就会特别的震惊，会很痛心地去问：“老百姓可怜啊，吃不上饭了，那他们为什么不去吃肉呢？”这说明精英也是有同情心的，但他们的同情心脱离现实，于是就显得特别的廉价，甚至还很搞笑！

英美国家，只有5%的孩子可以进昂贵的私立学校，这就是培养精英的地方，然后社会上比较高的职位，几乎被这些孩子垄断了，比如在英国：高级法官中的四分之三，超过一半的外交官，大约一半的勋爵，大约三分之二的议员等都来自于英国的私立学校。也就是说，在你年幼时是否有足够的运气进入私立学校，几乎可以决定你未来的一生。美国的情况和英国差不多类似，一个人是不是精英，基本上是取决于父亲的裤裆。

但是我们不能否认的是，这些精英是有文化的，不是买的假文凭，并不是“出口转内销”安排进比较好的岗位的，那为什么这些人很难做出很好的社会成绩呢，问题就是，西方蛮夷普遍地认为“群众无用论”，他们一辈子都和群众没有接触，从学校出来，直接就进入了各种要害部门，唯一和群众接触的机会，就是搞竞选的时候，在街上喊几句口号，煽动群众投票！

他们并不了解社会的实际情况，基本都是对着书去念经，群众路线在他们那儿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认为“愚民不是要靠精英带领的吗？怎么可能我堂堂藤校毕业的人，要向无知的群众学习呢？”因此他们常常好心都能办出坏事来，因为有些举措，并不是社会实际需要的。往往他们又代表了资本一方的利益，他们不可能背叛自己的阶级，因此很多政策，都只是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已。

那群众是不是无知的呢，我认为也有可能，因此我们要普及教育，这才是众生平等。但是我们的精英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从大量群众中产生的，你不管是一万里面产生一个，还是一百万里面产生一个，终归是从群众中产生的，而不是“大棚种植”或“无土栽培”的。后来有人走上了高层，脱离了群众，嘲笑群众，看不起群众，认为群众是垃圾是无知的，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仍然不能否认他是从群众中产生的！

我们从群众中产生了一个精英，他的成长经历是了解基层的，只是读书读了15年或20年，基本上又忘记了基层，因此在中国的考公体系中，从学校大门出来的学生，哪怕你是农村出生的，仍然要安排到基层，然后根据公职人员的考核体系，一步一步地升上来。不可能像美国的莱维特那样，啥事都没干，嫁给了地产商，就直接空降成为了白宫发言人。

在公职体系中的选拔，还是比较和地气相连的。但是别的行业就不是很乐观，什么法学、经济学、新闻学、以及搞公共政策研究的，他们并不受公务人员的组织体系的管理。因此学校毕业了，就直接进单位了，但是他们有建言献策的权利，所以往往搞出一些政策，让老百姓很恼火，虽然这些精英也是从群众中诞生的，但离开群众久了，就瞧不起群众了，甚至认为群众有劣根性了。

其实一个社会的稳定或变革的真相是，并不取决于顶层设计多么完美，而取决于底层共识的广度与深度。你上面自以为是的说搞的多么完美，只要底下不认，达不成共识，就相当于这个政府其实已经被群众抛弃，你所做的一切，只能是笑话，那么分崩离析就是迟早的事情。但很多精英没有认识到这点，觉得自己的好心，并没有被群众理解。

我们并不否定精英的作用，尤其是中国的精英，从群众中产生的，要远远比西方的精英见识广。但是要先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有些人做群众工作，把话说得“很满”，“吊高群众的胃口”，很容易导致群众的要求和期望值过高。群众工作中的“高调宣传”不但不能很好地教育引导群众，反而从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这就是说和群众相处要务实。

精英和群众他不是隔离的，像西方那种隔离，肯定是不行的，“精英从群众中产生” 是符合唯物史观、实践逻辑与制度设计的重要命题，核心是指各类精英源于大众实践、依赖群众基础、经由公平机制涌现，而非天生或世袭。我们只要保持好了这样的精英产生土壤，那么我的群众路线，才会把一盘散沙变成钢铁洪流！